我们是抗战年代的女战士
来源：《天津日报》   2022-11-29 10:13:12

　　实在难以想象，她们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抗日战场上度过的。那时候，她们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如今，她们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每次回想起那些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往事，她们始终坚信，正是血与火的战场的考验，才让她们的青春变得更加真实，变得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如今，那些艰苦的岁月已渐渐远去，在这些老人的脸上也写满幸福。然而面对这些经历了刀光剑影的老人，心里总是有一些沉重，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情来记住她们?记住她们用青春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时光。

　　老人们说，她们做了这些事，只是因为赶上了那个战争年代，她们也相信每位热血青年在那样的年代中都会挺身而出，只有将自己滚烫的热血融入到大时代中，才会青春无悔。

　　致青春，向老人们无悔的青春致敬。

　　敌后抗战的那些年

　　我叫高秀云，今年89岁，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当年就入党了，离休前我在天津师范大学工作。记得1938年冀中有个农民暴动，那时我十几岁，日本鬼子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村里的大人孩子都对鬼子恨得牙根儿疼。

　　我清楚地记得，也在那一年，日本鬼子到处追捕八路军。他们在村里通过发“良民证”来建立良民制度，没有“良民证”一律视为八路军。还建立了“保甲制”，家家门口都被迫挂上日本国旗。第二年，村子里从15岁到60岁的男劳力一个不剩，都被他们抓走当民工。当时正是秋收，全部农活儿只能由妇女来做，干活儿时孩子哭妈妈叫，惨不忍睹。

　　紧接着就是“清乡行动”，日本鬼子到村里无恶不作。我家附近有个村叫潘家峪，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当时村里除了出门串亲戚的，早晨去赶集的之外，凡是身体强壮的男人都被日本鬼子用机关枪扫射了。全村妇女、老人、儿童被圈在一间大屋子里，堆上柴火、浇上煤油，烧得一个不剩，当时被称为“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惨案发生以后，我们附近村子的村民吸取教训，各村做到24小时有人站岗，按敌人出发的路线沿途送鸡毛信，接到信后撞钟，听到钟声就知道鬼子快进村了，大家带上东西逃跑。

　　我参加革命的动力也是因为恨透了日本鬼子，一心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正式参加革命是1943年，那时日本鬼子在做垂死挣扎，但是扫荡起来更灭绝人性。

　　我参加革命时17岁，先当村干部，后来被选为妇联会主任。大家都纳闷儿，那个小孩子能干什么呢?其实，村里人当时都不知道，我已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党组织把这份工作交给我，目的也是要考验我。所以，不管工作有多困难，我也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后来，因为我工作努力，组织批准我入了党，入党后，我与支部书记单线联系，那时谁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们家里人也不知道。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又被调到区里负责妇女工作。

　　我在村里做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农民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给村里人办事，如减租减息，穷人种有钱人的地要减地租，放高利贷的要减利息，还有就是给长工涨工钱，这些事都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另外，我们在党的指导下组织成立了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在村里组建了儿童团，让全村的村民都有了自己的组织。那时候的口号是“全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我们组织发动青年村民上前线打鬼子，有参军要求的青年发展到一定数量时，我们就开大会，敲锣打鼓，给上前线的青年戴红花，让青年代表上台讲话。后来我算了一下，经我动员报名上前线的青年不下千名。

　　发动妇女支援前线也是我当时的工作之一。每次有战斗打响时，战场附近三五个村子的人都有任务，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从烧水做饭到抬担架、护理伤员，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难度比较大的是护理伤员，轻伤员还好办些，重伤员抬下来的时候已经生命垂危，送到哪户村民家里合适?既要考虑护理条件，又要征得人家同意，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亲身经历过一些事情，有一个轻伤病员，我带人给村支部书记送去了，支部书记的爸爸妈妈有五六十岁的年纪，他们把伤员当亲人一样照顾。还有一次，我们接收了一个重伤员，安排在谁家真的很难。可惜的是，这个伤员由于伤势严重，牺牲了，我们又想办法跟他家里人取得联系，把他送回了家。

　　在打鬼子的那些年，我还和共产党员们一起在村子里挖过地道。这个工作最不好做，一般村民都不愿意在自家挖，地道口选在哪儿，是个难题。地道挖起来也很难，因为地道洞毕竟不大，一开始只能由两三个可靠的人挖，人要猫着腰钻进去，挖到一定程度后，里边漆黑一片。挖出来的土要用布袋子一点儿点儿往外运，运出来后还不能让别人发觉，春天时比较好办，可以搭上田埂，冬天就要把土掺上炉灰撒在房前屋后。说着容易，其实也不容易。

　　在百姓掩护下虎口脱险

　　我叫徐泽，今年88岁，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离休前在天津市农业机械局工作。

　　1944年秋末，我刚刚从丰玉遵八区调到宁武宝七区工作，正在调研熟悉当地情况的阶段。我住在刘万庄子村付大娘家，有一天区里来了通知，命令我第二天早饭后到冯庄子村集合，召开全体区干部会议。刘万庄子到冯庄子很近，只有一里多地。早饭后，付大娘的二儿子(我称呼付二哥)给我带路，到冯庄子村报到开会。

　　当付二哥带我走到离冯庄子村不远的地方时，我突然看到村头的寨子墙两边，站着好多穿黑色衣服的人。我对付二哥说：“前面不像区小队的同志，好像是敌人吧?”这时，那伙人里有人朝我们大声喊：“站住，干什么的?”付二哥说：“咱俩都跑不行，你快跑，你口音差得太多，不好办，我是本地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着。”与此同时，那伙人绕过寨子墙向我们走来，我转身向东南方向的景庄子跑去。

　　还没跑出多远，敌人的子弹就像雨点似的朝我飞来，子弹落地，把土掀起老高，像狂风卷沙一样，呛得我喘不过气，也看不清脚下的路。我跑到景庄子的村头，正巧道南面有一户村民在办丧事，喇叭吹得震天响，我直接跑到街道北面，推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冲了进去。门内，一位大嫂正在拉风箱做饭。我说：“别慌，敌人正在追我，他们进来后，你就说我是你妹妹!”大嫂听我说完有些慌乱：“我胆小，你从我家后院跳过墙去，那家有个陈老太太，她胆子大，啥也不怕。”我说好。大嫂帮我把文件及粮票都扔进了点着火的灶膛，钢笔藏起来，又帮我从后院跳墙跑到邻居家。

　　我推门进了屋，只见屋里站满了人，原来办丧事那家来的女客人都躲到她家来了。大娘看到我一愣，我忙说：“敌人正在追我，他们来了你就说我是你闺女。”这时候大娘明白了我的身份，但一点儿也不慌，从屋里一个旧柜子里拿出件旧毛蓝色带大襟的褂子、一双旧花鞋让我换上，同时将我换下的衣服、鞋子扔进衣柜锁上门，让我坐到炕角儿里。

　　这时，敌人也闯进了屋，戳着枪向炕上端详了一会儿，突然上炕用枪指着我问：“你是八路?”我口音和当地人差别太大，没敢说话，使劲儿摇头，敌人拉住我就往外拽。大娘堵在门口，敌人让她躲开，她说：“我姑娘胆小，你们不能带走!”敌人怎么说她也不让开，我怕出意外，就对大娘说：“妈，没事，让我出去吧。”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大娘一点儿也不让步，嘴里喊着：“别吓着我闺女!”敌人有些气急败坏，狠狠打了大娘两个耳光，大娘的嘴角马上肿了。我怕把大娘打坏了，就说：“妈，不怕，出去也没事。”可是大娘没示弱，反而破口大骂起来：“你们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是畜生啊，老辈子有个规矩，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们这些挨千刀的，得不了好死，今天就得挨枪子儿!”越骂大娘越生气，敌人也急了，用枪托狠狠砸了大娘几下，把她从屋门口砸到屋外。

　　我被带到大街上，在墙根儿站住。我看到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趴在地上，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敌人用枪把这个人的头挑起来，意思是在问：“是她吗?”他摇摇头，嘴里连说：“那个人比她高，一脸大麻子，不是她。”我定神一看，原来这人就是给我带路的付二哥!这时，大娘又追了过来，嘟嘟囔囔的，拉住我就往回走。刚回到屋，敌人又追了过来，抓了其他几个女人出去，可能是让付二哥一一辨认。后来，街上又吹了一阵哨子，就没有动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娘想到街上探听消息，凑巧从外面进来几个男人，进门后，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起来：“可把我们吓坏了，你(指我)什么时候来我们村的，也没见你进村，村里也没住着八路军，只听见枪响，怎么敌人把你带到街上了?”“他们一进村就冲进道南边办丧事的那家，说是找女八路，吹喇叭的说没见着，他们就把人家打了，喇叭也给摔了，扔在地上用脚踹。”“后来看到敌人把你带出来，我们几个都急坏了。幸亏保长出了个好主意，写了个假情报，让我们维持会的一个人拿着这个假情报，迂回到村外，然后装成气喘吁吁的样子从村子北边跑过来，说他们村北面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往这边来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敌人一听吓坏了，所以就乱吹哨子，紧急集合跑了!”

　　随后，他们安排了一辆大车，把我送到了八里地之外的东淀村，终于虎口脱险。

　　给我带路的付二哥被敌人严刑拷打，耳朵落下了终身残疾，打雷都听不见。后来，政府为了奖励付二哥和陈大娘，全区通报了他们的事迹，授予他们“拥军爱军保护八路军模范”的称号，号召全区人们向付二哥、陈大娘学习，并奖励了他们50斤小米。

　　作者： 郑长宁 丁文冬 苏秀娟 时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