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生涯
来源：安阳县党史网   2024-06-27 14:45:52

　　1923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西北部山区都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社会环境非常恶劣。一是地主残酷剥削农民，通常采取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手段。广大农民如牛重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真可谓：“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穷人面前三条道，逃荒、要饭、坐监牢。”；二是兵连祸结，人民罹于浩劫。军阀南北战争，安阳地当冲要，无论是驻军还是过境军队，每一股都就地筹款，要粮要草，拉车拉夫，繁重的兵役支应，不仅一般贫苦农民，甚至连富户也难承受。三是官场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四是土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那样：“安阳县地面宽，又生粮又产棉，吃不尽穿不完，就是时局不安全。有钱的怎能欢，也怕横鬼（土匪）也怕官，地卖净房卖干，心里时常如刀剜。贫苦人更辛酸，不得平净不能安，儿被打女被奸，三间茅屋也变钱。县知事他不管，玩了麻将玩妓院，民不睬匪不铲，惟知往家刮金钱。”这首歌谣实是当时安阳社会黑暗的真实写照。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统治下，只顾敲诈民财，不管群众死活，除摧粮要款，抓壮丁、抓民夫，就是摊派粮款和苛捐杂税.当时，三里一局，五里一霸，山头众多，老百姓不给谁缴纳粮款税都不行，所缴粮款税大大超过地里的收获.再加上土匪横行，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白天劫路，夜里劫难 ，横行霸道，群众外出谋生也不敢通行。

　　1937年11月5日，日军侵占安阳城，很快又占领水冶、积善、观台等地。从水冶向北至观台修建一条军事要道，并在道路西侧挖一道又深又宽的交通沟，每个道口均筑有炮楼，严密封锁人员往来和经贸物资流通，致使沟西百姓无盐可吃，煤油、火柴奇缺。日本侵略军经常向安阳西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袭击、扫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的家乡都里是前沿阵地，成了两军交战的战场，村民饱受颠簸之苦和抢劫之灾，抗战期间，日伪军枪杀、抢走我家5头耕畜和物资无数。尤其是1942年6月，日军扫荡都里，我11岁的三弟岳鸿全，在往西山逃难途中被日军发现，用步枪打中，子弹从背后射入，从前胸穿过，虽命大侥幸活下来，却造成终生后遗症。

　　安阳境内的共产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并秘密联络工农群众、爱国青年和开明士绅，准备组织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如1937年8月，共产党员何幼琦、孙少青、宋川等人组建了安阳青年抗日义勇军。与此同时，六河沟煤矿工人，时任中共冀鲁豫特委委员的纪德贵，组建了以六河沟、峰峰的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抗日队伍——129师太行第四游击支队（简称四支队）。安阳各地的爱国人士、开明士绅，也纷纷拉起武装，“抗敌保家”。西傍佐村吴守正是国民党第八区三分区区长，他以八区联保队长的名义，将安阳西北部都里、东水、西炉、东傍佐、积善、岗子窑、柏涧、伦掌等村的民团联合起来，组成抗日联队。由我村的岳明范（我的堂叔）任联队特务长后兼八区粮秣代购处主任，在此期间，曾与八路军的舒万年、何幼琦取得联系，散发《新华日报》和有关党的刊物、进步书籍，宣传抗日主张，并支援过纪德贵四支队给养的需求。这支联队，因素质差和严重经济困难未能坚持下来。

　　1938年2月，纪德贵率四支队奉命进入林县北部地区，还经常到安阳县的鹿山、磊口、泉门、西傍佐、东水、都里等村活动，发动农民建立农民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每到一村，就召开群众大会，纪德贵亲自讲话，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宣传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团结抗日的道理，很受群众欢迎。我当时虽说年龄尚小，纪德贵讲的有些内容不太懂，但从内心里觉得他们的队伍是打小日本的，很羡慕他们，真想参加他们的队伍，可惜年齢太小。我们都里村比我年纪大的赵德俊、杨晚只就参加了四支队，并由纪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其后不久我的堂叔岳明范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1940年6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一团奉命从林北县东进，到安阳县西北隅的东水、都里、西傍佐、磊口一带活动，解放了30多个村庄，有3万人口。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赵谭支队和1940年3月建立的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都在这一带村庄开展过工作，群众基础好，所以决定在这一带开辟安阳县抗日根据地。

　　组建村级政权，掀起抗日高潮

　　安阳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为了稳定局势，团结各阶层民众抗日，安阳县、区组建“三三制”政权机构。即在政权机构中实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各级政权的领导，团结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使安阳抗日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各村的政权经过了一段过渡，待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各村民主选举村长，建立新的村政权，并逐步组建农救会、民兵自卫队、青救会、妇救会及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我们都里村也是这样，1940年春刚解放时，都里村仍先由原任保长豆元只暂时维持着，只是把名称改为村长。一年后，经过思想发动，扎根串连，发展中共党员，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把新的村政权、党支部及各种群众团体相继建立起来。路好勤任村长、路好良任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任，赵令只任工会主席、郭瑞云任妇救会主席、赵万林任武委会主任、赵德荣任民兵队长、赵万生任民兵指导员。

　　我的童年，是在贫寒、困苦的境地里熬过来的，在乡间贫苦的生活中，既感受到太多的不公平，又锻炼了我吃苦耐劳、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也使我最了解穷人的疾苦，深切体会到党的穷人心贴心，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我忠贞不渝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和奋发向上的原动力。

　　家乡解放后，共产党八路军和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断来都里村，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讲述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而且他们生活俭朴，立场坚定，情操高尚，情绪饱满，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事事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村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格外爱戴和拥护，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把党的抗战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有的户甚至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他们。俺二爷家的孙女岳冬梅即我的表姐，就是与一位在都里工作的老红军结了婚，名叫ⅩⅩⅩ，经常给我讲政治、讲形势、谈人生、谈理想，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我从这位亲戚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对我以后的成长帮助很大。此外，那时我有空常往驻村工作员住处和村干办公地点跑，帮忙打打开水，叫叫人，做一些跑腿的事，没事就坐在旁边聆听他们讲的道理，对我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自从我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获得新思想之后，就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当时国家沦丧，日寇横行的情势下，把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我所想的，所做的都要服从党和群众的利益，只有解放广大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才能解放自己，只有党和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才有自己家庭的利益。因而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1941年春，我还不满18岁就在村里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逐渐成熟，又当民兵、闾长（村长下设）、村长，经路好勤、XXX、介绍我入党后，不久又担任了村党支部组织委员。那几年久旱不雨，蝗虫蔽日，庄稼绝收，再加上日伪军不断捣乱、扫荡，天灾人祸齐降人间，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度过抗战的艰难岁月，我一心扑到革命事业上，顾不得自己家里的事，每天食不能安，夜不能眠，忙的脚不离地，累得实在够呛，但我从不“抱怨”，总是卖力地工作。在党组织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都里村干部们有分工，有合作，一直配合的很好。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大家的抗日热情都调动起来了，党的各项工作也得到了顺利开展。尽管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却非常高涨，处处都荡漾着浓厚的抗日气氛。

　　在抗日战争年代里，都里村人识大体顾大局，卫国保家，尽心尽力，各显其能，成绩突出。

　　广大青年每次征兵都积极报名，踊跃应征，认为参加八路军亲赴战场打鬼子，是最光荣、最解恨的事情，热血男儿谁也不愿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因而数次征兵，都里村均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参军任务。为解除军人的后顾之忧，村里按县政府拥军优属政策，对军属家耕地实行无偿代耕，责任户不仅优先将代耕土地种好收好，还负责军属的吃水、和煤等生活问题的安排，保证了军人能够在前线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都里村较早建立的青抗先、自卫队，队员们精明能干，有勇有谋，办事雷厉风行，除站岗巡夜、转送情报、保卫家乡外，还积极支援前线，送公粮、抬担架、运伤员，并不断配合部队民兵到日伪占领区破路、平沟、割电线、砍电杆、捣毁敌人交通运输设施。1942年春我部队民兵袭击观台、丰乐火车站守敌，破击铁路，炸毁漳河桥，都里出动400人，连续两夜到清流、保障一带，破击观丰铁路数十里，返回时还抬回一部铁轨，上交县里作为军需。该年冬都里又出人参加两夜破沟行动，平毁观台至鲁仙村的封锁沟30多里，并割电线、锯电杆不计其数，有力的支援了抗日。

　　村妇救会、姐妹团发动妇女做军衣、做军鞋，护理伤员，加工军粮等方面表现不凡，起了很大作用。1944年入冬前，一部分战士急需冬装，都里村妇救会动员了大批妇女，按3至5人组成数十个小组，不分昼夜赶制军衣，将运来的八路军破旧棉军衣，拆洗干净，拼补加工，又做成棉军衣，共计700多件，迅速送往前线。做军鞋是年年都有的任务，1945年夏，那时我已当了村长，都里妇救会一次做军鞋600多双，全村18岁以上的妇女（老人除外）每人做一双军鞋，面料、底子均由做者自备。规格要求是：鞋底纳到120针，鞋帮儿从里上，一周要上70至90针。妇女们都很认真，把军鞋做得美观又结实耐磨，收军鞋时，由村长、妇救会主席和抗勤干部共同验收，严把质量关，很少有不合格而需返工的。缝军衣做军鞋，这一针一线都凝聚着根据地群众对党对八路军的深情厚意!我们的八路军战士穿上了新做的棉军衣，新军鞋，身不受冻，脚不受磨，心里高兴，打起仗来更有劲、更勇敢。为保障八路军兵强马壮，多打胜仗，都里妇女经常将谷子加工成小米、麦子磨成面粉，并拾柴割草，及时供给部队人吃马喂。一旦打起仗来，八路军的伤员转入都里村，村民们都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接待，尽心护理。1945年6至7月间，太行军区组织发动的安阳战役中，都里村妇救会主席郭瑞云、副主席杨瑞仙领导全村妇女担负起伤员转运站的慰问任务，她们把伤员扶起来，一口一口地喂鸡蛋、喂蜂蜜水，还不停地为伤员擦汗、洗脸、赶苍蝇，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减轻伤员的痛苦，那年月真正是军民鱼水情，情深胜亲人。

　　都里村儿童团，年龄虽小，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白天在街头路口站岗，盘查过往行人，认真负责，铁面无私，没有“路条”者休想过去，严防汉奸特务到根据地捣乱破坏。少年儿童还担负及时转送情报和信件的任务，如遇信封插有鸡毛标志的紧急信件，更是传送及时，交接有据，一村转一村，不准隔夜，雨雪无阻，他们均能按要求圆满完成任务。安阳战役时，都里村儿童团员成了伤兵转运站的通讯员，什么地方需要担架，伤员需要吃什么东西，都由孩子们跑着去联系，干得很出色。

　　我村地处根据地边沿，日伪军经常扫荡抢粮，为确保安全，发动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家家垒门闭户，只留人畜能出入的通口，大街小巷截墙拐弯，路口埋设地雷，阻止敌人通行。储藏公粮责任重大，要防潮防鼠防被抢，妥善保存。办法有二：一是分散各户负责，把粮食藏到炕洞里、旱井中等暗处；二是集中保管，由村长、仓库主任负责，组织人力将公粮集中藏入土崖根挖成的窑洞里，搞好封闭和隐藏。有一次新收的公粮5万多斤，临时放在民房内未来得及转移，得知敌人已开始扫荡了，情急之下，村干部和党员亲自动手，连夜奋战，迅速将公粮运入窑洞。人人累、饿难支，破例让大家吃了一顿夜饭，都觉着那简直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呀。

　　当时，为能造武器打东洋，都里村多次发动村民自觉自愿献出自己家中的废铁和废铜，仅1944年一次就献铁2000多斤，献铜400多斤。并组织群众挖积碱土熬硝一万多斤，满足兵工制造的原料需求。

　　都里村干部群众，高举红旗，英勇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春天，安阳县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县武委会主任徐前，八区武委会主任侯占玺，各村也建立了村武委会，大力发展民兵组织。都里村民兵发展很快，建制齐全，分工明确，有民兵队长、指导员、排长和班长，一排排长岳清太、二排排长路中裕、、三排排长路清道；人数由初建时的1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武器由八、九支枪增加到70多支，有步枪、手枪、手榴弹、地雷等；民兵中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还分战斗组、爆破组、情报组。曾到涉县豆爽滩和安阳县武委组织的轮训班学习，提高了民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成为安阳抗日根据地力量最强的民兵武装之一，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都里村处于安阳根据地东北方向的前沿阵地，虽然受尽了日伪军经常袭击、扫荡之苦，但英勇顽强的都里民兵，总是奋力抵抗，利用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打击敌人，迫使其仓惶逃走。正如根据地传唱着一首歌颂民兵的歌曲所唱：

“探消息，加岗哨，敌情我知道。

敌出拢，隐蔽好，举枪敌人倒。

敌行走，放过头，打它的尾巴打它的腰。”

　　1942年春季的一天，日军飞机从安阳起飞，直扑都里、东水轰炸。在都里村扔下4颗炸弹，炸死8人，伤2人。其中郭士金一家炸死6人，伤1人。炸毁房屋30多间。在日伪盘踞的公光据点，向都里村发射数枚大型炮弹，炸毁房屋10多间，3人受伤。又如在1943年夏季，日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返回时，有一部日军从林县、安阳县东水向都里方向扫荡过来，沿东水村东山，居高临下，占据高地。用机枪朝北向都里村西山沟的群众、牲畜进行扫射。打死打伤3人。其中岳明华唯一的儿子被日军用刺刀开膛破肚惨死在山坡上。打死30多头牲畜，抢走20多头。天黑进驻都里村，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抢劫财物，放火焚烧群众粮食。这些并没能把都里人吓倒，反而激起对日军更大的民族仇恨。时至深夜，都里民兵利用地理条件，集中力量，兵分两路，一队从村北包围，一队基干民兵潜伏进村四面袭击；再加上早已布好的村中街道上的地雷阵，日伪军处于四面楚歌，摸不清虚实，以为八路军主力来了，趁着黎明前的一阵黑，匆忙撤出，向东方逃向积善据点，民兵从村北山、东南山进行尾追，夺回了大部牲畜和粮食，保卫了群众。

　　1943年初，日军从积善、观台等据点，集中兵力近千人，分南北两路向都里进犯，妄图袭击都里民兵、抢粮抓畜。这天拂晓，民兵自卫队在村东山寨垴站岗，发现敌人从东北观台方向，沿山岭朝都里而来。哨兵马上向村里报警，民兵紧急集合。这时敌人已经占领了东山高地。民兵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民兵指导员赵万生带领，去抢占西山高地，阻击敌人，掩护群众向西山转移，保护群众安全；另一路由民兵队长赵德荣带队，向东南山沟挺进。刚行至山脚，发现敌人从好井、公光方向，顺东南山沟向都里扑来。且东山高地全是敌人，战势对我十分不利，赵德荣当机立断，率队退回村里，坚守村边寨墙，并与西、北山高地民兵遥相呼应，共同对敌。

　　中午时分，日军的机枪、迫击炮向我西山阵地扫射、轰炸，我民兵隐而不发。待日军蜂拥进村时，民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四起，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被迫退回。趁这战斗间隙，民兵迅速撤离寨墙。

　　下午二时许，敌人组织二次进攻，进入都里村。不等敌人站住脚，民兵队长赵德荣率队回村，向进村敌人偷袭，枪声一响，西山民兵立即策应。倾刻间，枪声手榴弹响成一片。敌人无奈撤退出村庄。这时，联防民兵闻讯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日伪军见势不妙，且天色接近日落，只好撤回据点。象这样的战斗，除敌人扫荡规模大小不同外，几乎是天天有枪声。

　　我们多是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弱我歼的战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护群众。充分发挥民兵优势，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944年夏季，日军在积善、鲁仙等地收集400多人，向都里扫荡，来势汹汹，还有空中飞机配合，企图歼灭都里民兵，进而进攻太行山根据地。

　　得到情报，民兵迅速占领村周围高地，以阻击敌人，保护群众往西山转移。这时，敌机在都里村上空盘旋，用机枪朝转移群众扫射。因山沟狭窄，转移群众人畜集中，形势非常危机。这时我正从村公所抢背一袋武器去找安全处存放，忽然想到村里群众的安危，忙把一袋武器交给一位村民背出，便奋不顾身地跑去指挥群众转移，有序疏散、隐蔽、防空，有效避免了伤亡，事后村民都认为，要不是我去及时指点可真要出人命大事哩。地面日伪军趁敌机轰炸扫射，向都里进犯，但被民兵埋设的地雷炸的稀里哗啦。敌人组织数次进攻，均被我民兵阻击未果，恼羞成怒的敌人向逃难的群众开枪，打中了11岁的儿童岳鸿全（我的胞弟），子弹从后背打进，从前胸穿过，所幸没有致命。

　　我民兵与敌人的对峙状态持续到午后，在确定了这仅是积善、鲁仙据点日伪军，没有其它外援兵力后，我民兵从南北两路向敌人进行围拢，敌人发现后，匆忙调头往东向积善据点逃走。

　　都里民兵在县区武委会的领导下，不断配合地方武装或正规部队作战，抗击日伪军。

　　1943年春，县武委会组织根据地民兵，集中攻打东傍佐日伪军据点、炮楼。战斗开始，首先对积善、鲁仙等敌据点进攻，一方面转移敌人视线，同时切断敌人据点间的联系和支援，重点攻打东傍佐炮楼。都里村民兵负责炮楼东北方向的攻击任务，战斗打响后，赵德荣队长身先士卒，剪断铁网，架上木板跃过壕河，民兵怀抱炸药包迅速冲到炮楼下，将炸药堆采集停当。此时领导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伪军认清形势，缴械投降。炮楼的敌军还心存侥幸，盼望增援，并负隅顽抗.在午夜两时，领导一声令下，爆破!瞬时，炮楼炸塌，消灭了伪军一个班，缴获武器弹药一部。

　　1945年秋，八路军一二九师攻打公光山日伪据点。在县独立营县、区武装及民兵配合下，都里村民兵的任务是打援，阻断积善据点敌人援兵。八路军用湿棉被蒙盖方桌作掩护（又称土坦克），集中火力，炸掉敌人三个子母炮楼，消灭日军一个小队，皇协军一个排，收复了公光村。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沿根据地边缘的敌人据点十分恐惧，天不黑就龟缩到据点，不敢出来祸害百姓。而根据地军民可大张旗鼓的进行反攻准备了。

　　都里民兵士气高昂，越战越勇，除了保护家乡外，还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主动袭击敌人。他们编的顺口溜说，“封锁沟，宽又深，封锁沟上有敌人，沟深挡不住我们破，敌人挡不住我们过。封锁沟啊封锁沟，再锁也锁不住咱民兵!”

　　1944年冬，都里民兵，派民兵二排排长路中裕，越过敌伪封锁沟，到岗子窑东边准子岭日伪据点侦察敌情。摸清了炮楼敌人的数量、枪支和活动规律。这个炮楼依水冶至观台公路而建，离观台很近（约两里），是观台一敌人的南哨炮楼。每天夜晚炮楼里住伪军两个班，20人、20支枪。每到第二天8点钟（太阳出来一杆子高时），一个班的伪军，从炮楼出来，返回观台，白天留一个班守卫炮楼。下午约5点钟（太阳就要落一杆子高时），一个班的伪军从观台进驻炮楼。这样，白天炮楼一个班兵力，晚上两个班兵力，每天如此。

　　根据此情报，经过民兵干部研究和讨论，确定年腊月二十九下午，民兵队长率领20多年民兵，到准子岭公路线上埋伏。计划袭击从观台返回炮楼的一个班的伪军。突然，意外情况出现，从水冶往观台来了一骑马一随行两伪军，进入伏击圈，民兵将其活捉。这时，从观台返回炮楼的一个班伪军赶到，枪声一响，暴露目标，炮楼上的日伪军双方夹击，向民兵合围而来。战势对我非常不利。在第二队民兵的极力掩护下，前方7个民兵才安全撤退回来。回村后，立即召开民兵干部会议。总结此次行动的经验教训：一是埋伏民兵不应见小利而失大局，抛弃原定袭击目标，丧失了有利时机；二是我民兵武力人数少，除布置掩护人员后，伏击民兵仅有7人，火力太小；三是分析敌人心理，认为今天我民兵被打退，短期内不敢再出击，不如我们今夜出发，再次奔袭。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当夜组织民兵30多人，立即出发，于腊月三十日早晨，一举打垮伪军一个班，缴枪4支，活捉伪军3人。

　　1942年10月上旬，民兵队长赵德荣带领民兵深入到敌人鼻子底下的东艾口村活动，打算偷袭敌人岗哨，夺取武器。合计好后，赵德荣与赵黑计两人，化装进入东艾口通往观台的三里沟日伪据点炮楼。赵黑计在前头、头上戴着煤矿工人的柳条帽子，装着急急忙忙下煤窑的动作，赵德荣在后，身带“良民证”，一身串亲戚的行头、穿戴。二人走到敌伪岗哨前，正好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哨兵还未来得及开口，赵德荣手脚利索，突然掏出手枪指着哨兵，“不要动，出声就打死你”!赵黑计一把夺过哨兵步枪，两人迅速钻进山里。就这样，在敌人的窝里，炮楼旁，大白天夺了敌人的枪，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长了抗日人民的威风，鼓舞了士气。

　　1943年3月15日，活捉伪军一人，缴枪一支。经过是这样的。积善日伪据点里，有3个伪军是所谓的“模范村”西柏涧人，农历3月15西柏涧古庙会，3个伪军要回家过庙会。我村民兵队长赵德荣和7位民兵，越过封锁沟，进入日伪沦陷区（西柏涧村），要活捉3个伪军。但由于地形不太熟悉，四个通道堵了三个，伪军又是本村人，仅活捉一人，缴枪一支，其他2人逃回了据点。未能实现预计目的。

　　1944年春，遵照县武委会关于加强敌后革命活动，打击敌人的指示精神。都里民兵多次深入沦陷区，抓“舌头”，炸炮楼，夺枪支，立战功。

　　当年的一天深夜，赵德荣队长率领12个骨干民兵，越过封锁沟，到西积善据点袭击伪军岗哨。当夜漆黑一片，埋伏到炮楼附近时，听到有人说话，民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伪哨兵也发现情况，喝道：“干什么的?”赵队长答，别误会，自己人。话音未落，民兵们一个箭步扑上去，将两年哨兵紧紧抱住，用毛巾塞住嘴，缴获了两支步枪。炮楼敌人还毫无察觉。民兵趁机向炮楼投了几枚手榴弹，炸的敌人鬼哭狼嚎，也不敢出炮楼，只是胡乱对外放枪，像是欢送凯旋而归民兵的礼炮声。

　　1945年农历五月初五，驻观台据点的日伪军300多人，向根据地西艾口村进犯。妄图抢粮抓丁。西艾口民兵在村西山阻击敌人，掩护群众向西山转移。都里民兵闻讯后，迅速全力支援。队长赵德荣，指导员赵万生率队占领该村东南山高地，向日伪军发起反冲锋。此时，东水、南阳城民兵业已赶到，三面突击，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日本少佐抽出指挥刀，命令日伪军向东南山强力冲击，但都被熟悉地形，越战越勇的民兵打退。日伪军伤之10多人后，狼狈向观台逃窜。都里民兵和其它联防民兵乘胜追击。其中都里民兵打死伪军1人，活捉3人（其中日军1人），缴枪3支。这次战斗，发挥了民兵联防组织强大力量。这次作战因都里民兵杀敌战功显著，受到了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嘉奖。《新华日报》做了详细报道。

　　消灭蝗蝻，战胜灾荒

　　1943年9月，大批蝗虫（俗名蚂蚱）向安阳根据地飞来，象乌云遮天，不见日光，似狂风劲刮，唰唰作响。落的漫山遍野都是两寸多长，全身淡黄色的蝗虫，厚的地方有两三寸深，树头上也聚集成堆，有的树枝竟被压断，霎时，地里的各种禾苗和蔬菜就被啃吃一光，连树叶、野草也不放过，一时形成漫漫赤地不见绿的恶劣局面。不仅秋季绝收，而且老蝗虫孳生下大量的蝗卵，给来年庄稼带来严重威胁。是年秋末冬初，麦苗刚刚出土，便看到有蝗蝻开始孳生，特别是向阳的北坡和地段的北岸跟更为严重，正要噬咬嫩弱的独株麦苗，加上尚有部分老蝗虫仍未冻死。于是，都里村干部分三道街组织带领群众，及早动手，划分责任区，一坡一山一沟逐块不漏地普遍扑打一遍，保住了小麦幼苗的安全越冬。到1944年春天，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蝻大量出土，密密麻麻，群众千辛万苦种上的麦苗有被蝗蝻吃光的危险。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太行五地委和五专署下令成立了剿蝗指挥部，下设联防、大队、中队、小队。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齐动手，全力以赴消灭蝗蝻。安阳县抗日政府贴出布告，动员群众挖蝗卵、打蝗蝻，提出了“从蝗虫口里夺麦子”的战斗口号。都里村在剿蝗指挥部、联防、大队的领导和统一指挥下，积极投入挖蝗卵、打蝗蝻大会战，从4月初开始挖蝗卵，全村一个月挖蝗卵1600斤，5月初，每天出动1000多人，按照几坡几沟大包围的布置，手持打蝗工具（在棍子一端捆上半截破鞋底）齐肩并进，从四周向中间边赶边打，就地消灭。由于蝗蝻密度大，就在地头挖成深宽一米左右的壕沟，将未打死的蝗蝻统统赶入沟内用土掩埋好。对山坡上的蝗蝻则用荆条捆成扫帚样，连打带赶地撵下山沟集中埋掉。经过灭蝗大会战，保住了麦苗和早秋作物的正常生长。

　　打蝗战斗是很辛苦的，但群众打蝗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大家编了顺口溜，一边打蝗虫一边唱道:“皇军和蝗卵，都是大坏蛋，要吃麦子面，快刨蚂蚱蛋；赶走日本鬼，人民得平安。”每当消灭一批蝗虫，大家就高兴地说：“又埋葬了一批‘蝗军’!消灭了蝗虫，皇军也该回老家了!”

　　为了鼓励群众的积极性，把灭蝗与救灾结合起来，解决打蝗群众的生活困难，安阳县政府规定，每挖一斤蝗卵，奖励小米一斤。这样群众打蝗的积极性更高了，都里村民马柏有一人一天就挖蝗卵一斤七两，连村里60多名学生在教师带领下也积极参加了灭蝗，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

　　5月初，正值安阳根据地打蝗运动形成高潮时，日军特务到根据地活动，散布谣言说“蝗虫是神虫，越打越多”等，破坏打蝗虫运动。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联合召开会议，大力宣传“人定胜天”的道理，讲明蝗虫的危害及打蝗的意义，驳斥敌人散布的谣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打蝗运动的阴谋，使打蝗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麦到了拔节、出穗、落浆、攻籽的时节，又一次出土的蝗蝻，密度不同的爬上了麦棵。严重地段一棵小麦上有蝗蝻5到7个，多的有10多个，专吃青叶和麦穗，甚至将麦穗咬掉。在此情况下，又掀起灭蝗高潮，都里村民岳栓林每天起五更下地灭蝗，还创造了撑布单捉蝗蝻的新办法，两小时就活捉蝗蝻80多斤，灭蝗效率大大提高。都里村发动群众普遍采取这个办法，全村出动200多个小组，每组由3人组成，一人挖坑埋蝗，两人捕捉。办法是：用一条棉布被单，由两人撑紧，前手低，后手高，刮着麦棵腰部向前猛跑，将麦棵上的蝗蝻刮落到布单里，倒入土坑埋掉。这样既不损伤麦棵，又加快了灭蝗速度，全村每天捕捉蝗虫达一万多斤，迅速摆脱了蝗虫的危害。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安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奋力苦战，终于消灭了蝗虫。1944年夏季，根据地夏粮获得空前的大丰收，秋苗茁壮，一派繁荣兴旺的好景象。而安阳敌占区，日伪军只知横征暴敛，不管人民死活，麦苗、秋苗都被蝗虫吞噬净光，呈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荒凉景象。一些人为了活命，纷纷到根据地逃荒。

　　推行合理负担，丈量土地显才能

　　过去农村负担很不合理，少地、无地的贫苦农民负担过重，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为了转嫁负担，采取隐瞒、假典、假期等办法，占有大量的黑地。为废除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积极性，支援抗战，安阳抗日根据地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各村选派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人统一丈量土地，评议产量，按正常年景评出亩产和各户总产，除去全家人的口粮，按每人平均余粮数征收公粮。体现了“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没粮不出”的政策，这样减轻了群众负担，地富的负担也比国统区和敌占区的负担轻得多，所以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都里村是于1943年冬，贯彻执行合理负担政策的，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十分重要的新工作。首先建立了以村长、支书、会计为主和吸收各方代表组成的清丈土地、评产组织，成员分工领导三道街（前、后、下三街）同时进行，我作为成员之一，分管前街，下设若干清丈小组，每一小组由丈量员2人，计算员1人，记账员1人，共4人组成，由小组民主选出小组长。大家都觉得这是我的强项，能力占有优势，自然被选为组长。

　　山区地块零星、形状特别复杂，有方形、圆形、三角形，有锥子形，带形、拐弯形，也有一节宽一节窄的蛇吞蛤蟆形、两头沉的弹花锤形、古代兵器长柄刀形、泥水匠的瓦刀形，还有像人的上衣形、裤子形和宝葫芦形等等。在操作中遇到难题，不少人说，这么复杂的地块，该怎么个丈量法和如何计算呀?我胸有成竹地说：“好办，只要肯动心思，就没有刨不倒的树，事在人为。既然选咱们来丈量，咱不多量，也不少算，符合实际，丈量后所定亩数经得起长久考验。”首先组织小组全体人员面对复杂地形实地练兵，我提出本人意见，让大家共同研究怎么丈量和如何计算的方法，求得共识后，对复杂地块分别采取了分段丈量、割角补齐等办法，如三角形地块只需量出长与宽相乘再除于2。即可求出土地实有数。

　　在以小组为单位丈量几天，已能熟练应对各种复杂地块之后，为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便将两组8人合到一起，变为8人（用由县发给的5尺标准丈量尺）同时丈量，一人记账（忙不过来有我协助），计算员由我一人担任，俯仰之间即可算就，显示出极强的计算才能和非凡的记忆力，这样以来，大大加快了丈量速度，计算结果也准确无误，取得领导和村民的一致好评。

　　为避免在清丈土地时漏掉或重复，每丈量一块，就要把户主姓名、土地亩数匀写在备好的大牌子上，并注明何组清丈，插在地头上，土地主人一看就能了解自己土地的情况。在清丈土地的同时，由公道正派的人选，按土地好坏，土质肥瘦，沟地坡地等，和参照正常年景评议出每亩地的应产量（为奖励劳动，因加工加肥，勤劳管理，实产多的与同等条件下的土地产量一样，不按实产），以户为单位计算出各户总产。按政府规定扣除人吃马喂后为各户的余粮，余粮多少再按照政府规定征购的十二个等级办法，分别计算出各户应缴公粮数量。

　　十二个征粮等级中，按顺序高一等级比低一等级征粮比例要多征1%至10%，且逐级增高征粮比例。但负担量比较合理，如第一等级每人征粮六石八斗到七石六斗。征后每人余粮有两石一斗六升到两石四斗。征粮多的户征后余粮还多，征粮少的户征后余粮也少，不征粮的户就无余粮。这就是抗日人人有责，有粮出粮，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具体化。当时都里村2300人，土地3700亩，征收公粮15万公斤。其中地富人口115人占全村总人口的5%，土地1440亩，占总耕地40%，征收公粮10万斤，占公粮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占全村人口总数65%左右普通户，缴公粮不足五万斤，30%的人口免征和不征。在应征公粮70%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 每人征收粮不到10斤。合理负担的推行和落实，不仅顺利完成了应缴公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抗日，且大大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日的积极性。

　　开展大生产运动

　　安阳县委、县政府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农村男劳力搞运输，妇女纺花织布等活动，挣取粮、款，生产自救，拓宽生路，县、区机关部队节约开支和开荒种田等办法来渡过难关。当时还在都里开办煤矿、开办集市贸易，获得了不少效益，解决了很大困难。

　　安阳煤炭资源丰富，但老煤矿多在敌占区。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群众用煤困难。为此，1940年10月，漳南办事处的徐日新、安阳县政府的丁乃光、冀南银行的肖萍主任和八区区长王守寰等人，在我都里村岳明范家召开组建吉盛煤矿的秘密会议。研究确定相关事宜：（1）煤矿地址定在都里村南河沟；（2）都里离敌人较近，煤矿不能公开用民主政府名义，便让共产党员岳明范冒充资本家出头露面，以私人名义开办煤矿，并由西傍佐社会名流、时任白莲坡煤矿东家的吴守正为煤矿公司挂名董事长，岳明范任经理；（3）所用资金由冀南银行负责投资；（4）以原来先遣队隐藏起的12支步枪为武器组成矿警队。会后我就随我堂叔岳明范参加了吉盛煤矿的筹建工作。筹建、投产工作抓的紧、发展快，到1941年春，就由20多人的小型煤矿，扩展为土洋结合、有700多人的较大型煤矿，年产煤七八万吨。除供应安阳根据地群众用煤外，还能支援太行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用煤。

　　吉盛煤矿的发展，被汉奸特务告密，敌人得知煤矿是八路军开办之后，虎视眈眈，企图破坏。为此，我方立刻调刘中一担任矿警队长，陈九如任交通员，配备了50支步枪、10支手枪、2挺轻机枪、1门小捣炮。矿警队力量加强了，敌人一般不敢轻易到煤矿捣乱，曾有小股敌人几次前来偷袭、进犯，都被我方武力打退，保卫了煤矿正常生产。日伪军仍不甘心失败，1943年12月，公光山据点纠集大量兵力趁下雪天气，从西山背后包围了煤矿公司，虽遭我方竭力抵抗，但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打死我矿警7人，抓走8人（后经我地下工作人员设法将8人救回），抢劫了煤矿的财物，同时还放火烧了岳明范家的房子，并将其父亲烧伤。从此，煤矿办公地址从岳明范家搬到都里村前街西头山跟岳明章家，一有敌情，好向西山沟转移。其后又迁移到东水村西北山根杨沿老家，白天到矿上指挥生产，夜晚回东水总结财务和研究生产部署。矿警队通过总结教训，重新整顿，补充武器，仍然不屈不挠地肩负起保护都里煤矿安全的艰巨任务，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间，矿警队还掩护和接送晋冀鲁豫与冀鲁豫两边区的过往人员，如王维刚、沈均儒、吕正操、王百评等。在太行五分区安阳敌工站站长李艺林的安排下，黄世贤等地下工作人员往返敌占区时，都要到矿警队歇脚、留宿，进行更换服装或扮成商人，带上“良民证”潜入敌区开展工作。

　　开办集市贸易。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县里开办了贸易公司，在长畛店、西傍佐、都里等地开办贸易市场。尤其是都里村最为活跃，变成了根据地推进贸易工作的前沿阵地，开办了复兴货栈、田丰货栈、德兴货栈分栈、冀南银行代办所、税务所、粮站及十多家私人商店，吸引外地客商来此交易。太行根据地的商人带来粮食、铁货、土布、水果、花椒、核桃、羊毛、白麻、药材等土特产，敌占区商人带来食盐、煤油、火柴、细布、染料等生活必需品。贸易货栈还常用土特产品透过敌工站通往敌占区的联系，换回金条、枪支弹药等紧缺军需物资。如有一次在食盐包里埋着用白布裹缠的两千枚子弹、十支步枪，从安阳城地下工作者祝勇清家起运，经观台转到都里，送往豫北办事处，武装了八路军。县政府制订法规，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公平交易，维护市场秩序，合理征税，使商人有利可图。这样来根据地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市场日益活跃，不但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到1944年是，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锻炼了干部群众，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使安阳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困难，连日本侵略军也感到惊异。驻观台日军特务安达，是个中国通，他对安阳根据地战胜困难的奇迹无法理解，便化装成买粮的灾民到根据地刺探情报，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真实情况，内心不得不敬服。事实证明，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庆胜利，迎接新战斗

　　1945年6月30日至7月7日，太行军区集中九个主力团的兵力和安阳县等地方武装1.5万人， 在7000民兵、25000余民工的支援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安阳战役。战役历时8天，生俘日伪军2500余人，毙伤日伪军800余人，攻克了曲沟、水冶、九龙山、南善应、石棺、鲁仙山及积善、艾口、公光等敌人据点30余处，解放35万人口，1500余平方公里的地区，安阳城以西的大部地区获得解放。于1945年6月将抗日根据地的六区改为一区、八区改为二区。此次战役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给驻安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而且政治影响更为巨大，使安阳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安阳军民全面对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的指示。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连发三道命令，以阻止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受降。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驻安日伪军接受国民党的指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汉奸、特务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激起了安阳人民的无比义愤。安阳抗日军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了全面进攻。8月17日，安阳地方抗日武装和林县民兵将日军第二次占领的水冶镇围困，驻水冶敌人只好等待安阳城的敌人前来救援，但多次被抗日武装阻截回窜。27日，日伪军出动千余人救援驻水冶的敌人；28日，驻水冶日伪军随其救援部队狼狈逃往安阳城，安阳县重镇水冶第二次获得解放。8月15日以后，日本侵略军匆匆忙忙从工业重镇观台溜走，守卫观台的任务交给了伪矿警队和警察局，他们依靠坚固的工事而不接受劝降通牒。9月9日，安阳地方武装在民兵和磁县义勇军的配合下，围歼观台伪军，战斗从14时开始，伪军的1至19号大炮楼都被八路军的火力笼罩起来。八路军指战员在敌人探照灯下，越过铁丝网，将一个个炮楼攻克，越战越勇。到9月10日，战斗胜利结束，被敌人蹂躏了8年之久的观台镇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9月3日，安阳县委、县政府在水冶镇隆重召开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我有幸参加了大会，当时街道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还搭起了12个用柏枝装饰的彩楼，一派节日气象。水冶群众手举红旗，跟在11班乐队后面，从五街五关涌进会场。水冶附近村庄的几千名群众和全县各地的代表，也怀着喜悦、兴奋的心情赶来参加会议。当柳林县长讲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8年，终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情况和当前的工作任务时，会场上沸腾起来，人们跳起来欢呼，拼命地鼓掌，口号声此起彼伏，锣鼓声、唢呐声震天动地，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会议开得很成功，既是一个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又是一个再接再厉迎接新战斗任务的动员大会。（岳鸿金，男，1923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建国后历任安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南乐县委副书记；安阳县委副书记；安阳县人大副主任等职，2017年10月去世。此文系2016年5月根据岳鸿金同志谈话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