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兴洲北洲村人,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中生活了20多年,身经战乱,历尽艰辛,亲眼看到共产党为民族解放、祖国统一付出的代价。1949年5月,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我所在的部队通电宣布起义,当时我已任副团长,奉命从新乡移驻辉县。一天,解放军周政委找我谈话,意思是想留用我。我因认识不清,子殇妻亡,一心想回家,在新乡集训后,由部队发给旅费和起义证,经武汉回到湖南。
回首当年,感受今日,我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由此我想起在国军中与八路军协同抗日的情景,今记录如下:
1937年,我在第十八军十四师八十团一营机枪连任少尉排长。1938年2月,第十八军奉命由驻地禹门口渡河到山西,与第十八集团军协同截击沿同蒲铁路南侵之日军。在团部扩大会上,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精神大振。团长说:“我师走在全军前面,本团又在全师先头,现在命一营为前卫,二营随团部为本队,三营为后卫。”我当时任侦察队队长,归一营唐超群指挥。团长命令唐携带电台渡河搜集情报,报告师部,并要求安置好伤员,强调注意军队风纪,并说中共八路军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深受人民拥护,八路军能做到,我们也要做到。明确规定几条,严格遵照执行。当时对于团长谈到的八路军情况,我心里还有些疑惑,好在不久就能亲眼看到,百闻不如一见。
会后,我和唐营长留下,副团长交给我一份军用地图,具体交待了过河路线及有关事项。团长说:“唐营长过河后首先占领龙门山,掩护大军过河。莫队长的任务,一是联络友军不使发生误会;二是侦察敌情;三是联系地方政府筹集给养。”第二天清晨7时,全队整装,顶风冒雪向禹门口前进,行军约40华里,下午1点多钟到达目的地。午饭后,我带领3名组长找河防指挥部与船舶所联系,他们的答复是:“接到命令,一切准备好,随时可以渡河。”来到河边,举目四望,两岸悬崖峭壁,相传这里大禹治水时率领人民凿开群山,使水顺流而下,免除水患,始得安居乐业。
人民不忘大禹功绩,在对岸龙门山修建了禹王庙,抗战前香火旺盛。河津沦陷后,日军一度占领禹王庙作为驻点,企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山西。因常遭中方炮轰和地方游击队袭击,无法立足,只好撤走,所以我军部队安全过河。上岸就是山西省河津县境,为了抓紧时间,在向导带领下,我们在雪深路滑的崎岖山道上行军。好在是雪天,还能看清路,深夜12时才到达县政府驻地李屯村。
第二天,公安局田局长派来4名向导,为了尽快见到八路军,一路上没休息,12时就到了张开西八路军营部,见到营长梁林喜、教导员李正南,他俩穿着朴素,我递交公函说明来意后,他们表示热烈欢迎。梁营长介绍说:“鬼子在候马、新峰、闻喜等地集结了2个联队,准备向我扫荡,贵军到来,正好共同粉碎敌人扫荡计划。”接着又说:“稷山城里鬼子大队长叫渡边正一,河津的中队长叫中村本雄,这两个杀人狂曾在闻喜村活活烧死农民群众百余人,其惨状言者痛心,闻者泪下,我等无不义愤填膺。”八路军在附近村庄驻有一个营,属独立支队指挥。当天我们就在张开西宿营。第二天,八路军派向导、武装便衣和我们一道去敌占区搜集情报,下午回到张开西。八路军武器装备全是汉阳造步枪,子弹也不多,服装也是粗布制的,但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第三天接到团部任务,命我营阻止稷山增援之敌,并破坏公路、电线。我和梁营长查看地图后商量,选定从更家集这个地点向两边分头进行,南段由八路军负责,北区由国军负责,民工除带锯、斧外,并带足小谷草,每隔200米放一堆,作烧毁电杆和撤退信号用,并决定次日20时出发,凌晨5时到达目的地。
当时正值严冬,在漫长寒夜里,担任掩护的战士趴在雪地里不能动弹,手脚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发现更家集南面火光点点,知道八路军已完成任务,我们这时也按原计划完成任务,准备同时后撤。就在此刻,鬼子炮楼上响起了步枪和机枪声,火光使敌人慌乱一团,盲目射击。大家风趣地说:“鬼子在为我们的胜利送行哩!”战斗结束后,八路军送来煮鸡蛋、油饼慰问我们。分手时我握着梁营长和李教导员的手辞行,感谢他们的深情厚意。李教导员说:“我们共同抗日,并肩战斗,希望多保重。”
回来的路上,我躺在车上想,古人云:“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八路军这种军纪严明,不怕牺牲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系君山区广兴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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