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时送鸡毛信，为躲避日军检查，他不怕羞主动脱光裤子让检查，结果逗乐日军顺利过关；也不幸遭遇“细菌战”，被鬼子强行注射药针，就因为这一针，他差点被活活烧死。在向日军散发《反战同盟支部报》，遭追杀灵机一动跑到一拐角处，将街上的一具女尸翻过来，压在自己身上装死躲过一劫；抗战胜利后，又立即去向驻地日军发出最后通牒，结果惹怒鬼子，被关了起来，后在日军不注意的情况下，他用一根骨头掏空砖墙，挖洞逃生……
今年78岁的王春湖老人的抗战往事真可谓惊心动魄，但由于他机智多谋，屡次死里逃生，逢凶化吉，真叫人称奇。
日暮，天边泛起了红霞。走了3个时辰山路，王春湖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小伙伴陈高山紧随其后，微胖的身躯显得有点笨重，气喘吁吁，手上那个破旧的竹篮晃个不停。一路上，王春湖右手紧紧拎着个小木桶，时不时四处望望，确定没有可疑之处，又继续向前走。
智送鸡毛信 脱光衣服让检查
这是1941年的一天。14岁的王春湖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在天黑之前，将一封密信送到山岭上委庄村中心，一个卖芝麻烧饼的康老太太那里。虽不知道信的内容，王春湖却明白这封信非常重要，因为信封外插了三根鸡毛，“信封上插的鸡毛越多，表示信越紧急、越重要”，已经送了好几次鸡毛信，王春湖清楚这里面的涵义。
此行的危险性，王春湖在接受任务时就非常清楚，因为到达目的地必须经过日伪军的一个哨卡，而且路上也随时都可能碰到敌人。1940年，百团大战消灭了日军进攻中国西部的野心，日军在冀中平原更加疯狂嚣张，而王春湖所在的河北省唐县县城以及方圆几十里，都是日军占领的区域，经常可以看到日军穿梭在乡间大街小巷和山村野外。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地下工作，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经验丰富的王春湖已经有一套对付日本兵的法子。前面就是日伪军的哨卡，王春湖的警觉性更强了，用胳膊撞了撞陈高山，提醒其注意。
“你们什么的干活？”离哨卡还有十米左右的时候，一日本兵手举刺刀步枪大声问道，声音有些嘶哑。
“我奶奶上山的讨饭，我们要去找奶奶，讨饭的米西！”王春湖立即指了指小木桶，学着日本兵的腔调说。但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伪军不相信，说他们是上山送情报的小八路，要搜身。说着，就向王春湖走了过来。见状，王春湖立即将小木桶往地上一扔，非常利落地将上衣和裤子脱了个精光，陈高山也脱光了，像两个“小泥人”。
“我们脱光了，你们搜吧！”伪军和日本兵被逗乐了，放他们过了哨卡。
60多年后，今年78岁的王春湖老人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遭遇细菌战 差点活活被烧死
王春湖1927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县城西五里庄，4岁时母亲被债主逼死了，妹妹饿死了，父亲给地主做长工，自己和奶奶常年在外流浪乞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王春湖年仅10岁，做过童工也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受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哥哥影响，王春湖很早就开始了地下工作，挖地道、送密信，经历得太多，年幼的他过早成熟。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很多地区大肆进行细菌战。“日本军医给进城的老百姓强制打针，一夜之间，唐县县城周围很多老百姓，有人患了脑炎，整天头疼，最后变成了傻子；有人长了天花，落下了麻子脸。”只不过，那时候还是孩子的他并不知道日军的细菌战。
一天，王春湖被组织派去执行任务。走到城门附近时，他发现城门口进城的老百姓已经排起了一个长队，一个日本军医挨个注射药针。此前听说过，被日本人注射过药针的人都得病了，王春湖有些害怕，瘦小的他立刻躲在一个老人身后，企图逃过此劫，混进城去。
日本军医在老人的胳膊上扎了一针，老人过去了，王春湖低着头，紧随其后。“站住！你的什么干活？”还没走几步，王春湖便被一个日本兵叫住，示意他脱裤子。
“我当时特别害怕，没别的法子，只好脱掉裤子，日本军医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戳了一针，就放我过去了，没敢正眼看看给我打针的那个军医就匆匆走了，只觉得浑身发热。”王春湖称这是自己人生的一劫，因为这一针，他差点被活活烧死。被注射药针后的三四天，王春湖高烧不退，迷糊昏睡，直到身上长出了黄豆粒大的红疙瘩，他才清醒过来。
在奶奶的细心照顾下，王春湖没有变成麻子脸，只是胳膊上留下了几个麻子斑。病还没好，他就被两个伪军从床上拉起来，到沿山的封锁沟掘土去了，他差点被日本人烧死。
“我在掘土，有气无力。突然，一个日本兵从我身后冒出来，仔细端详我那满脸的硬痂，并说：‘小孩，你的天花病，你的跟我过来！’我还以为他们要给我看病，就跟了过去，心里还蛮高兴。在路上，几个患有天花病的人都被叫了过去。这时，趁日本兵不注意，一个警备队员突然用胳膊撞了撞我，低声说：‘小孩！快跑！前面日军正在火烧得天花病的人。’”
王春湖顺着警备队员指的方向望去，一团浓烟翻滚，不时发出一阵惨叫。“我吓呆了！看了前面日本兵一眼，趁他不注意，一个滑身，溜进大沟，钻进人群里溜走了。”
发展儿童团 散发小报装死生
1942年，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军对冀中平原发起的“五一”大扫荡，实际上成为对华北平原大扫荡的起点。
15岁的王春湖利用他的儿童身份，已经完成了很多重要任务。这时候的他，开始秘密地物色发展新的儿童团员，成立秘密儿童团组织。经过长时间考察，王春湖认为，比自己小几岁的玩伴，张小克、徐树林比较可靠。张小克是个流浪儿，父亲被日本鬼子抓了兵，母亲被拐卖，奶奶被活活气死。徐树林也是个孤儿，生平也比较凄惨。三人经过商议，便成立了秘密儿童团组织，王春湖任团长。
儿童团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向日军散发《反战同盟支部报》。《反战同盟支部报》是由日军战俘创办的，一份反映日本国内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小报。1940年百团大战，我军在晋察冀边区俘获了大批日军官兵，经过思想教育和感化，这些战俘自发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组织，并创办了《反战同盟支部报》。
“接到组织分给的向日军据点张贴散发四份《反战同盟支部报》的任务后，我们几个儿童团员商量了一下，趁着夜色开始行动。徐树林用一张报纸包了花生仁，在日军连队部的大门口和日军交换香烟；我在一边放哨，张小克绕到岗楼背后，将一张事先涂好糨糊的小报贴在大门口……
“正当我们准备转移阵地的时候，一个日军通讯兵骑着摩托，路过大门口，发现了贴在墙上的小报，对围墙内外进行大搜查。我看到日军拿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拿着手电筒、拉着军犬沿着外面的墙根追赶过来，发觉情况不妙，我撒腿就跑。
“跑到一条大街的拐角处，我不小心被一软物绊倒，天黑，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女尸，已经冰凉，怀里抱着的一个婴儿还有点微弱的呼吸。这时，我灵机一动，立刻将女尸翻过来，压在自己身上，装死。我能感觉得到日军手电筒的光亮，还有军犬的气息，便立刻屏住呼吸，一日本兵把手指伸到我和女尸的鼻子前，测试我们还有没有呼吸，发现都没有呼吸后，说了声‘他们的传染病，统统的死啦！我们的开路！’就拉着军犬离开了，当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后，我才拨开女尸，离开那条街，另寻藏身之处。”
后来，王春湖才得知，日军为了查处张贴《反战同盟支部报》的共产党八路军，连夜在城内挨家挨户地搜查，到处是砸门声和犬吠声。
遭日军囚禁 肋骨挖洞巧逃生
1944年，17岁的王春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便安排其担任八路军联络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唐县，老百姓人心振奋，王春湖觉得自己走起路来，腰板也直了。
8月17日，身为联络员的王春湖再次来到日军据点报到，而这次他的心情可完全不一样，突然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来到联络员的报到室，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话小心翼翼。面对一个40多岁的日本老兵，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八路军说裕仁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已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抗日武装部队派人给驻守的日、伪军送最后通牒，我就是来送最后通牒的。那个日本老兵是个‘中国通’，听得懂我的话，当得知我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时气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
然而，在这最后一次与日军交涉的过程中，王春湖并没有逃脱被俘的命运，那个日本老兵听到消息后，像发疯了一样大吼，并一拳将王春湖打倒在地，等醒来时，他已经被关了起来。
时至今日，王春湖仍然难以忘记那次逃生的经历。
“我醒来时，两眼睁开，一片漆黑，我意识到自己被关了。牢房阴暗潮湿，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使人感到胸闷、头疼。镇静之后，我开始想办法逃生，在黑暗中，我胡乱摸，摸到了一根肋骨、两根竹筷子，找到一根铁丝，这些便成了我逃生的工具。
“也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几天。一天，一场暴雨过后，墙壁的土变得松软。已经观察了好几天，我准备将一个墙角的砖头挖出来，掏一个大洞，在日军不注意的情况下，我用肋骨将一块砖头四周的土掏空，然后用牙齿将铁丝打成钩，使劲一钩，将砖头钩了出来，就这样掏了一个可容一人爬出的洞。由于砖头外面有薄薄的土层，没有被敌人发现。透过黑牢房的通风口，我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择机从洞口爬了出来。
“从洞口爬出来后，我小心翼翼地往外走，谁知又碰见了一个日本兵，但这个日本兵把我当成了苦力，没有认出我是囚犯。我将错就错，称自己去找铁锨跑出老远，消失在敌人的视线里。”
在王春湖家的相册里，至今仍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1952年，我再次回到村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曾经被关的牢房，惊奇地发现，我当时挖的那个逃生洞还在那里，我好像又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那种感觉很复杂，就用相机拍下作为留念”。
解放后，王春湖先后在地质部测绘局、国家测绘一分局工作。1971年，调到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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