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
1937年,我出生在诸暨市浬浦镇枫林村下新屋的一个小山村。
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回顾起70年前的“逃难”生活岁月。我的童年是在整个抗日战火中度过的,每日每夜,每时每刻,母亲总是提着一只小包裹,带着一些生活必需品,不是抱着我就是拖着我躲过敌人的追杀。有时半夜被鸡狗叫声、敌人的敲门声惊醒。我们一听见,便迅速从屋后逃向后山上,在柴草丛中躲避。待有人告知敌人走后,才敢小心翼翼地慢慢下山。白天见到路上行人跑得很快,便会迎上询问:“日本佬来了吗?”若回话说一声“来了”,几分钟内,全村百姓会迅速离开。这种紧急疏散,已成家常便饭。
这年,我刚满6岁。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母亲在锅灶上洗碗,天色渐黑,我站在家门口。突然,从外面走进来了金卜坞村的佰金伯伯,他信道教,头上盘着一条长辫子,身穿长衣长袍,轻轻地告诉我母亲,日本佬已到浬浦了,快逃!于是,母亲急忙去楼上,拿了一只小包裹,伯伯将我背上就逃,沿着泥泞的小路一路奔。天下小雨,戴着笠帽,去对岸金卜坞村,需要过一条溪,母亲与伯伯脱掉鞋子,卷起裤脚涉水过去,这时我望见西边浬浦镇上已是火光冲天,日本佬开始烧杀,我们心中十分恐慌,幸亏村庄前有一些大树林隐蔽,夜间日本佬行动不便也很难发现我们。穿过树林,我们到了伯伯家,在暗暗的青油灯下,轻轻地商量,觉得这里还不安全。接着,母亲与伯伯背着我继续向山里逃。
我趴在伯伯的背上,翻过高窑岭,到旗岸村,穿过村庄又进丁家坞村,这里四周都是山,在半山腰有一个庵堂。我们到了庵堂,总算松了一口气,那里难友很多,难兄难弟们谈论着日本佬的残酷。伯伯连夜就回家了,母亲与我留在这庵堂内休息。
第二天,我们与隔壁的邻居阿清及她娘,又向附近山上逃去,走到一个小山坳,坳的坡上种有长得青黄色尚未成熟的麦子,我们就躲在麦地旁边的茶叶树丛里,山后是一片松树林。
突然间,出现两个日本佬身穿黄军装,头戴带披黄帽,脚穿高统靴子,背着长枪和刺刀向我们走来,我们四人吓得浑身发抖。日本佬说:“要花姑娘。”阿清就领着他们向另一个山坡走去,正巧,对面山脚边有一个穿花衣服的妇女,日本佬就立即去追。阿清大声喊阿娘,我们回应了一声,迅速钻进松树林,卧倒在松叶(俗称松毛)地上,翻滚下去,动也不敢动,更不敢吭声。总算逃出虎口,保住了命。
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听听附近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悄悄爬起走出松树林,穿过麦地,小心翼翼地回到庵堂。庵堂外聚集着一些难友,诉说着下新屋也被日本佬烧掉了许多房屋。到庵堂外面眺望,见到处是被烧的迹象。我们便下山,到家已是傍晚。
下新屋被烧的房屋有10多间,其中我家的一间是存放谷仓、家具的,住房楼上的新棉花被撕碎,丢在屋后的菜园地上,沾有大便和马粪,一只存放棉花被的柜,俗称“铜钱柜”,柜盖被敲破。楼下的八仙桌,周边檐口用刺刀劈了数刀,不成样子。
隔壁大妈是个小脚女人,没法爬山,只能留在家里,日本佬就把她的手脚捆绑住,头朝下,两脚向上,悬挂在走廊的屋柱上,挂到日本佬离开后,由见到的邻居解下,才逃过一死。她说,两个日本佬在回到澧浦的半路上突然又折回来,打了两枪,点燃了房屋。因当时村民都外逃,来不及救火,家里的台门被烧掉一半。
常为我家做工的“道属狗”(乳名),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家住枫林村。他空时常抱着我玩。这一次他被日本佬抓走了,关在澧浦中学的教室里,身上被刺了好几刀。当时,他双眼被蒙住,好几个日本佬一起向他身上刺,他双手摸到什么就掷过去,开始时一个能抵几个人,最后还是倒在血泊中。
1942年4月17日,诸暨沦陷,25日,日本鬼子侵袭浬浦,烧毁民房,抢杀村民20多人。次日,日本佬千余人,再次侵袭浬浦、枫林村,刺死、烧死农民百余人,烧毁民房及浬浦校舍200余间,这便是诸暨闻名的“浬浦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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