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本(东岸乡张公岭村村民,男,72岁):
1938年,我在长沙市天心马路当学徒。当时,战事吃紧。其间,国民党火烧长沙城,所到之处,断壁残垣,百姓流离失所。1940年8月份,日军打到长沙,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日本鬼子到处抓壮丁运送他们的行李、军用物资。日本兵8月份来的,我看到日本鬼子就跑,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便朝我追來。急逃中,我摔断了左脚。1941年1月又来了日本兵,没过多久,他们就撤了兵。1943年农历四月日本兵又来了,我以为这次他们不会呆多久,呆在家里没跑。哪知,这次他们呆得最长,破坏最大。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兵开始了烧杀抢掠。我戴着一顶草帽逃跑,日本兵朝我头部开枪,幸好只打在草帽顶上。我一口气跑到了榔梨镇。随我逃跑的姜二被日本兵打死了。我一直躲到天黑才回家。家里的一口缸、几件衣服还藏在山里,几只鸡也捉到山里藏了起来。等回来的时候,都不见了,我想被别人搞走了。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人命又值几个钱。我决定留在家里,不想再跑了。六月初一,鬼子又来了,村里鸡飞狗跳,哭喊声不绝于耳。我当时发高烧,头痛口渴。屋后人家喊我跑,我只好跟着逃,躲在山里好几个时辰。人烧口渴,实在难忍,我以为日本人走了,便回来喝水,刚一进门,就被驻扎在家里的日本兵抓住了。日本兵用粗大的绳子把我反捆起来。我当时没穿鞋,赤着双脚,上身只穿一件烂衣服。我们这个乡至少抓了百把人。
当天傍晚,日本兵往洪山庙开。我们被捆着,还得给他们抬随军的东西。一些被抓的人在路上就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
我全身晒得黝黑,裹着裹腿,腿上留有受伤的痕迹,日本兵便认为我是一个中国兵。当时,日本人一看到中国兵就要残酷杀害。我对日本人说:“我是农民,不是中国兵。”幸好,日本兵看见人数少,就没有杀我。
日本兵沿途烧杀抢掠,要我们抬他们抢来的米、谷和其他的东西。到了现在的综合农场,为了防止我们逃脱,日本兵把我们两个两个捆到一起。我一路受尽了折磨,全身不挂一根纱。我以为日本人会给我衣服穿,但日本人惨无人道,哪里会给衣服!
六月初一,我们过河到对岸一间房子歇息。100多个人被塞进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屋很小,日本兵却叫100多人都坐下。一个浑名叫周矮子的(现在杉木村5组),50多岁了,看见地上挤得连水都泼不进,加上口又干得直冒烟,想站着散散热。日本人叫他坐下,周矮子不知道日本人讲什么,仍站着。日本兵凶神恶熬地冲到他面前,劈头就是两拳,打得他血流满面,然后又把他丢到外面用军刀捅死。日本人回来还说,如果不听话,就是周矮子的下场。第二天出发时,我们从躺着周矮子尸体的一堆火灰旁边走过,见他身上被戳了20多个洞,惨不忍睹。
六月初三,我们被关了整整一天。六月初四,我们往麻林桥方向开,日头暴虐,晒得皮肤都快要起裂,我们连饭也吃不下去。沿途只见死人、死马,村舍被烧成废墟,不见老百姓的踪影。我们抬着沉重家伙,高一脚、低一脚走到了一块苗地苗长得很高,日本人独自到苗地边休息去了,一个姓周的乘机挣脱了绳子跑了。刚跑不久,日本人回来淸点人数,发现少了人,就派狼狗去追。周尽管爬到山上去了,但还是被日本人赶上了,周在那里就被日本兵活活砍死了。到了毛塘铺,已经夕阳西下,日本人不给我们水喝,口干得直冒烟,已经分不出水和尿。我看到一个罐子,里面装的是尿,我还以为是水,就喝下去了。日本人口也干了,就叫一个严三的老人去打水,他63岁了,日本人看他年纪大,不会跑,所以没人跟着去。他看到日本人没来,丢下桶子便跑了。日本人等一会儿没看到他回来,便马上去追,追上后,把他打翻在地,按着脑袋,用一块坚硬的土砖向他头部狠狠地砸去,打得皮是皮,肉是肉。我们没喝到水,晚上继线抬家伙,经过一个陡峭的地方,下面是一条河,我想叫齐三爹帮我把绳子解脱。他问我往哪里跑,我说我往下面跳,水一深,我就得救了;水一浅,死了就算了。在那里,齐三爹把我抱住没让我跳,因而没跑掉。
六月初四,队伍往麻林桥、肯山铺开去修路。当时天下大雨,路面泥泞不堪,车子开不动,只有下瓦垫路。日本人拆了许多瓦房,然后用火烧掉拆了屋顶的房子。到了六月二十六、七,路修好了,坦克也开过来。此时到湘潭易家湾的路都被飞机炸掉了。白天不能走,晚上才开路。日本人为了防止我们逃跑,照样两个捆在一起,并威胁我们:如果一个入逃跑,另一人就得死。我们被抓来的苦力共200多人,编成4个分队。六月二十八日,我被编入了四分队,当时一个分队64个人。飞机又来轰炸了,日本任赶紧躲到山里去了。我们来不及只好躲在路旁的一个弹坑里。其中一个叫李还山的人看到飞机扔炸弹,很是害怕,拼命往上爬,被轰炸机发现了。飞机飞过来,往下面倒炸弹。我当时看见四处一片火海,爆炸声不断。高一爹人很机灵,爬出坑外就地一滚,滚到了禾田里去了,没被炸死,逃了回来。他回家告诉家里人说我死了,家里人悲痛欲绝。
我们同行的64个被抓的人,只存活了4人:一个姓邓的、一个姓陈的、我和高一爹。日本人也被炸死了3个,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杀人最多。飞机走后,日本人要我们把被炸死的尸体丢在弹坑里。我们3个人拖都拖不动。当时有的人还没死,有的流出了肠子,有的缺胳膊断腿,他们还在喊水喝。没有办法,有的还没有落气,也拖着往洞里丢,一个洞就扔了30一40具尸体。晚上,我们守在死尸旁,没吃没喝的。日本人又去抓人,很晚抓到了10多个人,然后朝昭山方向开。日本鬼子要我们抬着日本兵尸体走。当时天气炎热,尸身已经腐烂,臭味熏天,沿途不断滴着令人呕吐肺腑的尸水。我只好用黄草纸堵住鼻和嘴。七月一日,我们到了荷叶塘,日本人叫我们停在那里。当时听说易家湾的铁路桥被炸了,我们离桥还有四、五公里远。白天不能走,晚上才能走。七月初三,才把日本兵尸体搬进棺材里。搬的时候,尸体腐烂得搬不上去,粘在手上的尸皮脱都脱不掉
日本兵用佩刀砍下尸体的一只手,烧成灰带回去。尸体也就埋掉了。
一路来,我没洗过手脸,脸上都起了一层黑痂。铁路桥被炸掉,桥下还有些土木工正在修桥。日本兵叫他们到附近去寻些棺材,又抓了一些人,把棺材拆成木板,扎成木筏过河。河边随处可见被炸死、饿死的人。有些瘦弱的教师也被抓来了,因为干不了活,被日本人捅死了。过河后,我们经过一块草地,因为肚子饿,我们跑到草地里寻些冬瓜藤、黄瓜藤充饥。我运气好,在地里抓到一条老冬瓜,擦去了毛就狼吞虎咽吃起来,味道比现在佳肴还要好。有的寻些烂黄瓜也吃得津津有味。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只记得一个月没穿纱线了。到了荷叶塘,我才找到衣服穿,可由于吃了生的东西,再加上消化功能减弱,肚子开始泻起来了。日本人又不准我们屙屎,我只好把屎尿屙裤裆里。我只好把裤子脱下丢掉。那时,天气冷得很,八月份的天气比现在11月份还要冷。饥寒交迫,牛马不如。
到了昭山,日本出去打闹了,抢了几条牛回来。大米都给了日本人,我们只好用糟糠加水烧稀饭,那稀饭比现在猪食还要差。没有东西盛,我们只好用铲泥土而又有铁锈的铁铲盛稀生饭。刚盛一会儿,日本人又把我们的铁铲拿去铲东西,这哪里是人过得的日子啊!
所到之处,都是被飞机炸掉的汽船、汽车的残骸。到了1944年八月份,日本兵在前方打了败仗,只好撤退。当时天气寒冷,我打双赤脚,被冻得又红又肿,在非常狭窄的麻石路上,抬着家伙,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了黑石渡。姓李的木工,因肚子痛走不动了。日本人看到了,就是一巴掌,接着抽出军刀,穿了一个透背凉。后面的人就得加上他的东西。晚上,到了洪山庙。八月二十日,到了捞刀河,才见到稀少的人群。开到下面,雨越下越大。九月间,天气愈冷,看不到老百姓,也没东西卖。日本人出去抢劫,把我们关在屋子里。到了九月初十,日本人抢了一头猪去吃了。我们这间房子只有一个日本兵看守,一个湘潭籍的人把门橇开,好几个人逃跑了。因为雨下得大,日本人听不到撬门的声音,我也乘机逃跑了。我一口气跑到了一户山里人家,这家里有一个姓刘的妇女和一个嫩伢子。我在那里洗了脸,休息了一下,继续赶路。
那女人心肠好,把我送到了龙凤桩。之后,我跑到了史家坡。到了九月十二日,我终于从日本兵手下跑出来了!等我回家时,老娘已经死在流离颠沛之中。祖父快70岁了,头上还被日本鬼子打了2个洞,在我回家不久,他便含恨去世。我一岁多的小孩,因在外逃命,喝泥巴水,得急病而死。我的头发掉光了,脸肿得象只苹果,只剩下一口气。
从我的经历来看,从六月一日到九月十日,共100天。六月初一,我们乡被抓了100人,存活下来只有几个,日本兵一路杀死的百姓不下千人,强奸妇女不下千人,烧毁房屋无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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