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长沙战俘管理处”
来源：《长沙抗战——文史资料专辑》   2014-06-26 15:31:48

　　文/曹国果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全面投降，是时我已年届弱冠，长期缀学，继续入学校读书，年龄既不相称，也不愿意了。于是，我五哥国和把我荐入国民党长沙县政府当科员。我仅到县政府报到去了一次，也没和县长见过面，就被分配在军事科。科长张雁是国和的“联襟”。第三天，张雁即来家叫我出发。原来，我又被分发在新成立的“长沙县日俘管理处”当处员。处本部设在长沙县属桥头驿镇上，另在霞凝、杨桥分设了两个驻点。我和张雁两人驻本部，张雁巡回全线，实际上就我一人驻守桥头驿。本部就设在桥头驿火车站以西约两华甩的一个小祠堂里。在这祠堂以南约半华里有一个很大的余氏宗祠，大小房屋百来间，这里就驻扎了日寇“华南派遗军总司令部”。

　　我对担任这个职务是异常兴奋的。尽管职权微小，但在长沙县境内的沿铁路线各乡公所、乡大队武装，我们都有权指挥。大约派了一个班的武装乡兵保护我驻地。

　　我们正在兴致勃勃威风凛凜地作一切安排，准备将招牌张贴出去，突然接到命令，机构改名为“长衡岳地区日本官兵集中处”，并由国民党驻军某师双重领导，师长姓田。经我们电话请示，才知道是：“莫刺激日本官兵引起麻烦”。名称变了，任务性质也就变了。原来本是管束日本俘虏，权力较大；而一变为后勤供应、照顾日军生活了。我们真是几乎把肺都气炸了。接着又寄来了国民党中央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此文告在日寇投降笫二天就正式公布了的），重申“我国民要有大国民风格，不念旧恶，不准有任何报复行为”等等。驻军师部更是命令我们要妥善安排日军生活，保护日军士兵的生命安全，不准老百姓殴打“侮辱”日兵。驻军师部又公开张贴了对日俘的“十不准”布告。“十不准”大意是：不准藏有任何武器弹药；不准私自集结；不准登上山头；不准擅住民房；不准观察地形绘制地图；不准个别走出指定之居住民房；不准向个别向市场购物；不准与老百姓私自接触等等。总算是有一点点战胜者的气氛。

　　第二天，日军对令部派来了高参西乡大佐和联络官北出太郎少尉。报告了他们的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还在长沙城；全部华南派遣军有二十一万人，都要从中印半岛经我国内部陆路回国，撤离时间将有三个月之久；今后与我赴由北出负责联络一切事项等。张雁当时询问了一般情况，并指派我为常驻联系人，有权处理一切事务；并交代，日军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十不准”命令。我于是成了一短时的日军太上指挥官。

　　我们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照明用灯及油，还有文具纸张等，本应取给于当地乡公所。乡长为了揩油（贪污），怂恿我们向日军索取。我向北出开列了一张需要少量物资的清单。结果，北出带领了几个士兵却送来了一卡车的物资，纸张就是两吨，煤油十斤，最后抬下车一捆日军军服呢料，一大箱约五百条大炮台牌香烟，及军毯等。我说我没有要呢料香烟的，北出马上谄笑的说，是司令部考虑你们会需要待客用的。当时我想，日寇也有今天在我面前低声下气之时，反正你们是抢的，于是照收了。

　　我们开始办公了。首要的任务是日军每天需要的蔬莱供应怎么办？因为大米是由他们自己从长沙城里运来，肉、牛油盐之类，他们用的是罐头食品，其他日用品等等都不用我们操劳，刚投降时他们的仓库物资还是特别丰足的。蔬菜都是需要新鲜的，乡区又不象城郊区有专业蔬菜农每日供应，各户略种点蔬莱，何自食而已。所以每天需若干吨的蔬菜供应，确是一个大问题。于是，我们合集沿线附近乡保长开了个专题会。根据日军驻点日需蔬菜数量分片负责摊购，组织采运，价格由各据点定，日军必须每日按量按价购回。价格就高极了，如白菜3时价每斤一分钱，而卖给日军每斤则为一角一分钱。这样，货源解决了，生产户、运输户都苻较大赢利，却更是中饱了乡保长及各供应点经销店。蔬菜质量却是黄叶的、半腐的，白菜萝卜而已。我们又召开方圆十余里内的日军联队长以上的会议，宣讲“十不准”，主要还是强调蔬菜供应问题。这次会开得较“威风”，我们着意安排了一些场而：增调了乡武装，布置了严肃的会场，参加会议的日军官均须在门外小路集合，鱼贯入场等等。日军联队长算是较高级军宫了，有的白发苍苍，他们都只能佝偻轻步进门。我心里痛快极了。

　　蔬菜供应问题解决以后，张雁就“出巡”去了。我于是向北出规定，每天定时与他电话会话一小时，实际是我想学日语。我的主要任务，是巡查桥头驿附近方圆十余里范围内的日俘动态。我向乡公所要了一匹掳获来的日军用大洋马，要了-条驳壳枪。每天电话通话后就纵辔出巡。

　　有天，乡民来报告：在桥头驿火车站看到日军从火车上卸下了一捆一捆的麻袋，里而包裹着长而硬的东西，好像是枪枝。我马上赶去检査，果然是长枪。日军官报告，是投降时许可留用一千支长枪自卫的。

　　这次集中待遣，大多数官兵感情上是极抵触“十不准”的。而在行动上更是不愿受约束。有个中佐参谋福田，像貌是典型的日本人，自持军阶不低，这然蛮横的占我民房，把一家公婆儿媳挤在一间后房,而他占住前间大房。老百姓忍无可忍，有几个强悍点的农民就将这家伙捆绑起来。福田营内的同伙竟然哗噪，这就几乎引起轩然大波了。于是，老百姓跑来投诉。我也异常气愤，一边电话通知北出，一边我对乡民说：“可以采取我们乡俗惩法，用狗公刺荆棘条抽打，但不准重伤，不准用硬东西打，我就来现场”。—刻钟后，我与汗流夹背的北出同到现场。围聚的乡民好几百，躲在各屋前观望的日军更是上千。我冷静了一会，略问了经过。我掏出手枪，瞄指着福回，真把这鬼家伙赫坏了。我命令他跪下，痛责一顿后，我宣布布，他在撤离本地之前，只准住在水田里，否则即押送长沙军法从事。福田在后来撤离之前，一直搭个帐棚住在这水田里。远近传阁，无不拍手称快。几天后张雁回来时，却带来了县政府意见：“以后不要太冒失”。

　　有一天出巡时，看到远处山头上有三个人在指手划脚，又好象在地面看图。我催马上山，很远处即看到他们中有二人携有佩刀。登山、看图、带武器都是不准的。我掏出手枪打开机头，勒缰走近。这三人马上散成品字形，一矮小秃头老头站在前，携刀二人并立在后。我仔细看，地面没有痕迹，也没有带图囊，而刀却是两把木制的。并立的二人都佩白袖章，上有“宪兵”二字。看老者气派形容，可能是旅团长以上的官阶了。我问：“干什么？”他们垂头笔立，恭敬的答：“散步”。我即指令他们背诵“十不准”，其中一宪兵就流水般的背出来了。我看没什么可疑的，命令他们下山回去了。我回本部后，即通知北出查明情况，是什么人？一会，北出赶来会报：是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刚从长沙回来，确是散步”。

　　隔不几天，张雁从城回乡了。旋即，日军部派西乡大佐与北出来，邀请我们去他的可令部作“客”。我随同张雁去了。他军部的气派还是极森严。开始会见我们的除西乡外还有参谋长佐藤少将（？），北出作翻译。几分钟后，听到窗外皮鞋声音，北出迅即掀开门廉，进来的就是我在山头训诉的矮小老头——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我们握手寒暄，坂西并向我致歉。佐藤却在抽屉内取出他的随军诗稿册给我们看，并哈哈自得。只记得中间有一句：“惯吞八桂气凌云”什么，我认为他多蔑视我们中国人，正持发话，张雁即以目视阻止了。

　　我曾巡查到了距杨桥约一里的一个日军旅团部。在接待员中送茶给我的却是见第二次会面的片案大尉。三个月时间，基本上把日俘一批批送过境。北过高家坊站，就不用我们管了。在长沙的这一段，总算是秩序井然，没有发生大问题。据说，到岳阳以后，日俘的境况就不好受了。在岳阳街上，日俘就抢生米吃。在武汉，日俘就开始以三块光洋一个的单价出卖营妓。

　　回忆这段经历，我不禁感慨万千！深重的灾难、血的教训，我们应当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