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上海二战难民救助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来源：手机人民网   2015-12-09 09:26:09

　　战争时期的难民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因此对于难民的救助,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大爱精神。在众多对于二战难民救助事例中,中国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难民最多的城市,也是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犹太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的两个案例,共同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光芒。

　　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当希特勒发动反犹浪潮时,英国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国门。这时,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都市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接近3万,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他们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1943年2月,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对犹太难民进行管制。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犹太人称为Shang Ghetto——上海隔都。

　　在艰苦岁月里,犹太难民与他们的上海邻居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同病相怜,奏出了一曲跨文化交流和患难与共的动人乐章。犹太人与上海人一道生活、一起过中国年,在饥饿的时候一起分享极少的食物。犹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携手在学校上课学习,在弄堂里玩耍,可以说上海人民与犹太人朋友是患难见真情。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可·布卢门撒尔曾回忆说,上海邻居们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有时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甚至借房子给我们住,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临近二战结束时,有一次美军在轰炸一处日军军事目标时,有几枚炸弹掉在了难民的住宅区,造成了几十名中国人和犹太人死伤。当时,居民们不分国籍,纷纷投入到救护互助之中。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中国邻居家吃的一顿年夜饭,“就吃了那一顿饭,我一下子学会了使用筷子!”虽然战后难民们相继离开上海,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永远存留着一份珍贵的上海记忆。

　　今天,镌刻着13732位上海犹太难民的“上海名单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上海霍山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和青浦的“上海犹太纪念园”,成为展示这段往事的纪念场所。

　　除了上海,哈尔滨、青岛等地也接纳了一些犹太难民。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特地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遗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专门拍摄了宣传片《感谢上海》,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救助30万中国难民的

　　南市难民区

　　旧中国战乱频仍、灾害不断,法国人饶家驹(Jacquinot)神父曾多次参与各种人道救援活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轰炸引发难民潮,大批战争难民涌入上海华洋交界地区,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发起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饶家驹任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成立,延续至1940年6月30日,在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建立了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构建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大难当头,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难民区里设有3家难民医院、1家产妇医院以及1家灾童医院,还有1家残老院。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提供了70万美元。

　　饶家驹每天在难民区巡视,指导救助。他喜欢和难民在一起,经常牵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在“难民之父”、“中国之友”饶家驹的领导下,南市难民区共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使他们免遭屠杀、流浪的惨剧。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难民救助工作,并在中共江苏省委设立难民委员会。参与难民工作的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张爱萍、曹荻秋、陈国栋等,他们曾以“移民垦荒”的名义输送大批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到新四军中去,充实壮大了抗日队伍。

　　难民救助模式成为国际法

　　这个战时各方有义务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后来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乃至世界各国,并推动了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

　　在成功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极其缺乏经验和受到当地极大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魏特琳)、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的,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从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资金,同时也与美、英、法等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并说服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尽管饶家驹曾设法与汉口的日军交涉,但难民区的难民被日军强拉做苦力、被随意逮捕杀害的情况仍大量发生。饶家驹还致力于救助广州难民。1938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设立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了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订立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对“上海模式”进行了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现在,这部“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已达196个。同样,安全区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也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

　　饶家驹曾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饶家驹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饶家驹堪称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典范。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