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河山惊破碎。有多少,伤心事!”2015年8月25日,家住荷塘区天鹅花园小区的78岁老人江济民,颤颤巍巍地捧着自己父亲抗战逃难期间所写的数十首诗词找到记者,“这是我们家的逃难故事,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读到。”
江济民的父亲是醴陵人,母亲是株洲县人,他们和全国许多老百姓一样,抗战期间,经历了艰难的流亡生活。“最近,我一遍遍重读父亲所写的《流亡词》,心情异常沉重,感慨万千,这里既是抗战期间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写照,也是一本血泪史。”
一家离散,戏彩画眉成梦寐
江济民的父亲江运鸿生于1908年,是当时醴陵一煤矿厂老板的继子。幼年时,江运鸿在私塾跟当地秀才读书数年,进新式学堂后又读到初中肄业,闲时酷爱写诗。
1938年,江运鸿在醴陵农民银行(银行总部设在长沙)工作时,日军进攻湘北,直逼长沙,银行决定迁往永州零陵县。
“当时,我爷爷奶奶都在江西萍乡,我和几个姐姐和妈妈在株洲县,大家各自分居,不能一起逃难。”江济民告诉记者,其父一出长沙,便发生了长沙大火,“父亲一阵痛惜,在诗词中感慨‘倭奴未至已成墟,千门万户,冤鬼知无数!’。”
江运鸿随公司抵达零陵县后,才得以将妻儿接到一起,但其年迈的父母则早走另一路逃难,四散天涯,失去了音讯。
面对此局面,江运鸿写下《酷相思·思家》,内有:“大好河山惊破碎。有多少,伤心事!”、“恐戏彩画眉成梦寐,父母也,全抛弃……”等句,谁知,一语成谶,“逃难途中,我奶奶病死、二叔投河、姑父被日寇打死。整个家都破碎了。”
辗转多省,推着烧木炭的汽车过雪峰山
本以为在零陵县可以安定下来,但艰难岁月中,日寇岂能给人安定?
1940年8月,江运鸿所在银行决定迁往广西,“期间,为减轻负担,银行决定遣返部分职员,我们一家也差点在列。”江济民告诉记者。
到达广西桂林、全州等地后,一行人发现广西也不安全,于是决定向贵州、四川挺进。
随银行逃难期间,虽然有货车,但也只是烧木炭为动力的货车,“过雪峰山爬山时,大人要下车推着车走;下坡时,又要拉着车走,尝尽各种艰辛。”江济民说。
“多少死亡多少病,能不使,我心伤!”逃难过程中,沿途已难觅住处和食物,不少人只能采野菜充饥,在破庙或者祠堂里暂住。一次,一行人夜宿山上,因听说山上有土匪,大人们听信“土匪不伤小孩”的流言,只将小孩留车上,大人们在山上树林中埋伏、睡觉,“车上的小孩,哭哭啼啼,过了一个不眠夜。”
亲友相逢时节,可怜啼笑皆非
1941年2月,已在四川多年的江运鸿听得传闻:日军三次进攻湘北皆已被击退,他“未敢深信”,并写道:“人间何处觅桃源。看花花尽落,望月月难圆。”
但是到了抗战后期,日军节节败退,重回故土不再是奢望,回家再次成为不少逃难人心中的梦想。
然而,事与愿违。1944年5月,日军又犯湘北,江运鸿“深信政府已准备破敌,有恃无恐。岂知,一朝一夕之间,长沙军政机关迁徙一空……群众仓皇惊走,各不相顾……”
一再被推迟的“归乡”时间,在1945年8月终于确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在四川的江运鸿“漫卷诗书喜欲狂”,连作4首诗词,庆祝抗战胜利,“笑看盟军机百架,朝朝飞送官兵”、“还乡有路,好逐秋风去”。
然而,敌寇散尽,家园尽在眼前,却是满目疮痍。“试猜劫后归来,故园犹存残灰。亲友相逢时节,可怜啼笑皆非。”
江济民告诉记者,他的爷爷返回故土后,见家破人亡,一时心灰意冷,悲观厌世,“独自一人到醴陵一座庙里守庙,度过了余生。”而他们江家一家,也因战争离散、死伤多人,可谓家破人亡,“谁知千里相思梦,破碎山河破碎心”。
新中国成立后,江济民一家举家迁往长沙,其父江运鸿后来在一家国企上班,上世纪80年代逝世,并将这部《流亡词》留给后人“权作纪念”。1986年,江济民退休后,正好子女中有人定居株洲,他也就把户口“迁回了原籍”,“抗日战争后,在株洲的家散了,现在,我们在株洲的家又是一大家子了!数十年风云间,家事里有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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