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许地山去世是在1941年8月4日,四个月后的12月25日,香港政府停止抵抗,向日军投降,史称“黑色圣诞节”。
这之后,日本人开了粮站,按户口本配售平价米,这之后买米的任务是保姆袁妈和我两人的。粮站在下面的般含道,袁妈是天足,能走路,带上我是因为她不会说广东话。头天去没买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在粮站门口排着队,慢慢就来了许多人。袁妈一手拉着我,怕挤散了。粮站的人怕人多乱挤再出事,就拿支粉笔在每人肩上写个大大的号头,没排队的不给号,写够号头就叫明天来,这样迟来的人就散了,秩序也就好了。原来粮站的米有限,按供应量也供不上,供应量是每人每天老秤六两四,合现在就是四两,两百克,其他副食和油都没有。经常看见路边上躺着饿死的人,盖条麻袋,露出大黑脚板。
港大的蔡爱礼医生是台湾人,通日语,日本人把他叫到卫生课去任职。他念及友情,让我妈妈也去上班,好拿一份工资糊口。在那里,妈妈得以看到收尸队的报表,港九两处一天收过九百多具!收尸队员告诉妈妈,头天看那人还有一口气,没收,第二天一看,身上被片得红鲜鲜地,被饿人吃了!自那以后,剩一口气的他们也收,省得那人再挨刀割。妈妈也看见过被割过的尸体,告诉我原来人是没有肥肉的。长大后我才悟过来,饿死的人哪里还有肥肉?
卫生课占的是汇丰银行旁边一座银行高楼,也在海边,我去时总看见摩罗差(印度警察)押着苦力们扛着米麻包装上大轮船。衣衫褴褛的小孩儿们拿着废罐头盒跟在后面,一粒粒地拾掉在地上的米,被赶走随即又聚来。路人若丢下什么东西,小孩子们就蜂拥去抢,若是能吃的,就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有一回,我看见一辆汽车里扔出一把柿子皮,后面的车碾了过去。小孩子们还是围过去,从地上抠起来送进嘴里。
爸爸曾带我去看过一个大仓库,除了粮食,还有咸鱼、咸菜,贮在一排排大大的木囤里,要爬梯子上去才看得见里面的东西。这些食物都让日本人运走,接济南洋的战场去了。铁蹄之下,中国人的命连蚂蚁都不如。
妈妈在卫生课没干几天,因为那里每早上班时要向东京方向默祷,像当汉奸似的。蔡医生就把她介绍到赞育医院做了事务员。赞育是家妇产医院,在西边街上,离家也近,当时有这么一份工作真是不容易。
夏天,华仁书院复了课,是所男校,只能哥哥去上学。我的学校成了医院。战后,校长也入了集中营,我就在家“博览群书”。“群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小学生文库”,马鉴伯伯家回内地时给的,有百多本,公民、历史、地理、化学、生物都有。而我专看童话、民间故事和小说,多半能看懂,比如《黑奴魂》《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谭》等。午饭后,我下山给妈妈送饭去,就留在医院做妈妈给我指定的算术题,等妈妈下班一块儿回家。
当年的西边街是条台阶路,路边是宽大的阶台,每级台阶上都坐着几个肿得黄亮的大男人。他们靠着墙伸着圆粗的腿,奓着圆粗的脚趾。我经过时,他们就盯着我手上的饭盒。我很紧张,低下头,快步离他们越远越好。那时发肿的人很常见,称“脚气病”,一说是缺少维生素B,一说是缺少蛋白质,总之就是饿的。医院门上下坐的都是产妇或病人的家属,铺着席子,晚上就睡在街上,等着,熬着。也不知是战争中受到惊吓,还是营养极差的缘故,难产的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医院的人还称死者为“黄鱼”,妈妈说,这些人连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有一次,妈妈指给我看门外一家,一个年轻男人带了三个很小的孩子,说他们在门外已有两三天了,方才孩子们的母亲已去世,他们还不知道,还在盼着妈妈抱着孩子出院呢!真是可怜!
我每天做算术题的空房间大概是医院的教室,中间一张长条桌,一排窗户临着西边街,窗下放了一张没有挡头的铁桌,罩着洁白的床单。我不敢把床单弄皱,更不愿看窗外的悲惨人群,习题做烦了,就只有拿墙角那副人骨标本解闷了。那是副完整的人骨,吊在支架上,各关节有铜丝连接,不但能动,还很灵活。我拉住它的手一拽,它就稀里哗啦地摇摆一通。那时我人矮,视角低,没有和那龇牙空眼的骷髅头面对面,否则不会那么开心的。做一会儿题,和骷髅跳会儿摇摆舞,时间也就过去了。
有一天,我刚推开门,就看见一个女人叉开腿躺在窗前的铁床上,有几个穿白衣的在她身边忙着。听见门响,他们连同那床上的女人都转过头来,我马上关上门跑开去。妈妈不让我去她办公室,又怕方才那临时产房的医生出来骂我,我便跑出了医院门,沿着西边街走下坡,不远就到了皇后大道。
皇后大道我战前来过,很漂亮很热闹的,有许多大商场,橱窗里的东西都好看极了,有眨着眼睛的猫头鹰招牌灯,转螺旋的柱子灯,还有飘出馋人味道的食品店、咖啡屋……现在完了,中弹的楼房还立着,不是没了顶就是残了墙,门、窗都没有了,只剩下空架子。好房子的铺面也多数上了门板。我正踯躅着,就听见低沉的呻吟,侧头一看,就在一栋破楼底下,躺了一片干枯的人。昏暗中,我看见他们向我伸出胳膊,掬着手,深眼眶中闪着灼灼的目光。一阵恶臭扑过来,一瞬间我差点儿喊出来,扭头一气跑回了医院,心还扑通乱跳,直想要哭。这些活骷髅是收尸队给集中的吧?掬着的手是向我要吃的?灼灼的眼光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可怜的将死的人?惊吓、悲哀、同情、怜悯,似乎还有点儿愧疚,理不清的压抑,折磨了我好久。
西边街的坡顶就是英皇书院。大门顺着转角,原来安着很大的门扇,显得庄重、高贵、鲜亮的红砖墙,映着神气的男孩子们,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战前我哥哥就在这里上学。他说,英皇书院是不许女人进去的,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一探究竟的欲望。战后,学校停办了,学生散了,学校的门窗连同地板都让人给拆去当柴烧了,学校就像个张着大嘴的大怪物,趴在这转角路口。我探头看看,里面很大,静悄悄的,几次走到门口想迈腿进去,几次又停步缩回来。因为我怕里面也躺着饿殍。
百年繁华的香港,转眼变成了人间地狱、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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