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潜伏在宛平日寇身边
来源：《中国档案报》2015年7月3日 总第2781期 第三版   2016-06-04 16:58:44

王木铎，1929年7月出生，河北宛平县人，1943年10月参加革命，195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加入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宛平情报站，为我军搜集日伪军情报。解放战争时期，任宛平县第五区财政干事。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宛平县公安局派遣到门头沟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岳各庄派出所、石景山区建设局、石景山区环卫中心等单位工作，1987年12月离职休养。

抗战时期，王木铎（后排右）与家人的合影

潜伏炭矿电话所 情报发往游击区

日伪统治时期，我的父亲王金山经常利用到北平卖干鲜果品和木炭的机会，为八路军游击队购买发报机用的电池、印刷用的铅字以及药品、食盐等紧俏物资。我母亲生了六男两女，我排行老大，由于旧社会生活艰难，3个弟弟先后病死。小妹是1936年冬天出生的，1937年夏天日本鬼子搜山时，母亲带着小妹和乡亲们一起藏进了山洞，小妹在黑黑的山洞里啼哭，为了让山洞里的30多人不被杀害，母亲和婶母二人用手捂住小妹的口鼻，鬼子走了以后,小妹已经窒息而死。这是日本鬼子欠我家的一笔血债，国仇家恨对我后来坚定地走上抗日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8年秋天，为了掠夺平西地区宝贵的煤炭资源，日军在清水涧、板桥、千军台、王平口等村驻扎了伪军，在落坡岭设立了宛平县警察局第九分所，在大台村设立了警察分驻所，组建了100多人的矿警队驻扎在矿区四周。他们还抢修了铁路，仅用3个月时间大台就通了火车。日本人每年通过大台矿和清水涧矿采煤10多万吨，用火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塘沽，再装上轮船运回日本。

由于日伪政权横征暴敛，再加上华北地区连续遭受旱灾，我们村有些人被活活饿死。我家虽然是上中农，但也陷入了没饭吃的境地，靠每月领90斤共合面（类似现在的猪饲料）勉强度日。

1942年11月，我父亲托关系，在日本煤炭株式会社大台炭矿电话所为我找了一个电话交换手（类似现在的话务员）的工作。不久，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穆怀春介绍，我加入了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后改为第11军分区）宛平情报站从事情报侦察工作，成为一名地下情报员，化名孔英，代号02。我的具体任务是：利用接电话的有利条件，窃听敌特机关的通话，收集日伪军在平西地区部署、调动等军事行动的情况，并把敌情动态及时送到情报站。

我搜集到的情报通过两个渠道发出去：一个渠道是通过地下交通员、宅舍台村玉皇庙老道张明学。每天上午8点至9点，他利用从游击区往大台火车站运送木炭的机会，在我们事先约定的地点，把上级给我的信压在一块不显眼的石头底下，同时把我写的情报取走；另一个渠道是我通过电话把情报告诉有关同志，再由他们设法将情报送到宛平情报站。

那时候，日伪军每次去平西地区扫荡之前，门头沟的敌人都会事先给大台日军守备队、大台警察分驻所、落坡岭警察第九分所打电话，命令他们在大台、西桃园、东桃园、清水涧等村抓民夫，为在大台站下火车的日伪军搬运进山扫荡用的弹药和物资。由于及时获取了情报，敌人从门头沟出发之前，我便向驻门头沟办事处询问开往大台的火车增加了几节车厢，以此来推断参加行动的日伪军的大概人数。从1942年11月至1944年8月，敌人每次进平西山区扫荡时，我都能提前两个半小时送出情报。

游击区得到我发出的情报后，老百姓迅速坚壁清野进行转移，民兵在路上埋设地雷，上山等着打伏击，军分区调动部队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待机消灭敌人。因为情报准确可靠，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掌握，所以日伪军几次进山扫荡都扑了空不说，还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

机智勇敢巧周旋 家人几渡“鬼门关”

做情报工作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必须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随机应变。194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大概3点多钟，我正在家中北屋写情报，大台日本守备队一个叫三甫的特务突然闯进屋里。由于我事先有准备，在三甫掀门帘时，我赶紧把没有写完的情报夹到垫在下面的大硬皮本里，再迅速拿出本里夹着的一张写了几行日文的纸，假装正在练习写日文。看三甫进了屋，我主动托着本子让他看，问他我写得怎么样，他一看我在练习写日文，很满意，就和我聊了起来。聊了一会儿，我把本子合上，趁着去厨房给他烧开水的机会，赶快把写有情报的纸条烧掉了，整个过程三甫都没有发现什么。

那时，我还与人合作绘制了一张大台地区日伪军兵力部署图。我们在这张图上详细地标注了各据点日伪军人数、日伪军头目姓名、武器装备、炮楼结构、围墙高度和宽度、电网开关位置等重要情报。这张兵力部署图在1942年12月、1944年8月和1945年5月，我军三次攻打大台日伪军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张图现在保存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馆里。

抗战期间，我方工作人员每次夜里进村执行任务，父亲都精心安排和掩护，始终没有出过任何问题。1944年8月，他为了保释被大台日本守备队抓去的几名同志，被日军逮捕扣留，严刑拷打。后来在被押往门头沟日本宪兵队的途中，其他人都在过丁家滩村山洞时跳火车逃跑了，他和安国才两人因伤势太重未能逃脱，押到宪兵队后又被关了两个多月，受尽了各种折磨。后来，我的娘舅刘正信带着我，花了相当于5000斤木炭的钱，买通了宪兵队王翻译和门头沟大汉奸头子韩三等人，才将我父亲营救出来。父亲被捕期间，敌人多次对他施以灌辣椒水、压杠子、狼狗咬等非人的酷刑，他始终没有向敌人泄露任何机密，保护了宛平情报组织的安全。也正是因为忙于营救父亲，从这时起，我辞掉了大台炭矿电话交换手的工作。

此后，我利用协助父亲从大台地区收购木炭运往北平出售的机会，以北平西直门外合记货栈、前门外大北客店、天桥张文秀家为秘密联络点，继续为我党做地下工作。我担负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要：一是侦察西直门至大台地区驻扎日伪军的情况，继续向宛平情报站报告；二是绘制落坡岭日军兵营、警察第九分所和色树坟警备段炮楼的地形图；三是配合、掩护孙炳兆同志在大台、北平等地与地下工作人员暗中接头联络；四是协助我父亲从北平为后方根据地采购物资。

抗战时期的对敌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就在抗战胜利前夕，我和家人还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1945年5月1日，我方区长石良璞到我们村白永堂家开会，三甫躲过了放哨的村民，突然闯进白家。三甫进屋后见石良璞眼生，要检查他的证件，石良璞从身上掏出了手枪，还没等开枪，三甫就吓得一边喊叫，一边拼命地跑回了炮楼。来开会的同志迅速撤离，等三甫带着日本兵来围捕我们的时候，来开会的人早就跑光了。我和王永来迅速把这一突发情况向宛平情报站的领导作了汇报。没有抓到我们，三甫又带着一帮鬼子和伪军，气急败坏地到我家抓我和父亲，结果也扑了空。可恶的日本鬼子竟然把我爱人安淑琴和我姐姐王木芝抓走，用狼狗咬、木棍打等手段对她俩进行折磨，逼她们说出我和父亲的下落，她们俩始终没有说。当天夜里，她们被关在了大台警察分驻所。又过了一天，我军分区派出部队，里应外合攻下警察分驻所和鬼子的炮楼，才把她们救了出来。

3个月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