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秘密大营救：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
来源：深圳商报   2016-06-07 15:28:42

沿着龙华线地铁高架桥下，汽车缓缓驶入白石龙村。穿过拥挤的村道，在营救文化名人旧址前下车，跨过狭窄的铁门，在旧址的西北角，一处天主教堂矗立眼前。白墙灰瓦，土木结构，三开间两进布局，在四周民房环绕下，很难注意屋顶泛旧的天主教十字架。

这样一个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天主教堂，曾经住过不少文化名人：茅盾、邹韬奋、胡绳、廖沫沙……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的话说：“他们的名字列在一起，几乎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游击队临危受命

朱赤带着记者走进纪念馆，陈列室设有“胜利大营救”专题展览，80多件历史文物，100多张照片。默默地诉说着当年一段难忘的历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大部分民众退至港岛避难，其中包括不少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港岛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茅盾、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在内的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尚滞留香港。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不惜任何代价，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经过再三考虑，重任落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身上。

日军攻打香港后，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四处寻找，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与此同时，挺进港九活动的游击队武工队员、交通员也着手打通了九龙到游击区的水陆交通。“其实，在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之时，游击队已派两支精干的短枪队尾随日军之后进入新界和九龙市区活动”，朱赤告诉记者，接到命令后，游击队员通过周密的计划，包括如何规避沿途的日军岗哨和扫清拦路土匪，迅速建立起陆路和海路两条秘密交通线：东线，从九龙经牛池湾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或沙鱼涌登陆，然后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西线，从九龙市区入青山道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

千余滞港人士神奇“蒸发”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踏上了撤离的旅程。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人在香港洛克道，换上百姓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穿街过巷，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抵达铜锣湾避风塘，登上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

次日凌晨，待渡的人员登上3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

“当时日军占领香港后，由于不堪重负，限令所有一无工作、二无居所的华人离开香港”，朱赤介绍，日寇实施遣散政策后，“疏散”的九龙难民每天有10来万人挤上一条青山道，这无疑给游击队的大营救提供了契机，于是决定让被营救人员装扮成返乡客离港。

1月11日，包括茅盾、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在内的数十名文化界知名人士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九华径到荃湾、元朗的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进入大帽山区，然后翻山穿谷，经过元朗十八乡，渡过深圳河，从水围村登陆，进入梅林坳，顺利抵达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

与此同时，少数爱国民主人士则从九龙西贡乘船到沙鱼涌，再转到惠阳坪山抗日游击队基地。在大鹏办事处老干活动中心，记者见到了89岁的老战士钟声，当年13岁的他也参加了在下沙油草棚迎接被营救的人士。“当时见到这些被营救的人士时，女士穿着旗袍、高跟鞋，我就纳闷了，怎么逃难还穿成这样？”钟声告诉记者，后来才知道她们通过精心打扮，以办喜事的借口才通过日军检查哨岗顺利登船。

此后的100余天，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就这样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蒸发”，无一人被捕。

难忘在白石龙的时光

文化界知名人士从西线被营救进入宝安白石龙之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早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现在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还展示着当年“狗肉宴”的复原场景。1942年元月13日，林平、曾生、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等在小门楼二楼设“狗肉宴”，招待第一批被营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

随后，被营救的人士就在现在营救文化名人旧址西北角的天主教堂内歇息一晚，再转至羊台山里游击队临时搭建的草寮。据朱赤介绍，这些草寮分布在丫鬟山、大把窝、深坑、扬美泥坑、蕉窝等地方。现在营救文化名人旧址，向参观者展示的草寮招待所，是按邹韬奋等人居住的白石龙丫髻山大草寮的一部分复原的。竹木稻（芒）草结构，顶成三角形，两边开门，中间是通道，靠壁搭有稻草铺的大通铺；两床之间是走道，放有吃饭用的长条木板桌一张。朱赤告诉记者，稍大的草寮招待所宽5米、长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长宽五六米，可住10余人。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却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时光。他们热情地给部队指战员上文化课，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理论，教唱抗日歌曲，传授漫画创作和演戏等。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呆了十几天，有的呆了一个多月。之后再由游击队护送下，陆续转到惠州市。

这场秘密大营救行动，规模之大，被营救人数之多，前所罕见。不仅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而且创造了零伤亡的神话，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惊心动魄的营救也给这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茅盾更是称赞此次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