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些回忆
来源：玉田生活网   2016-07-26 15:10:04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强行占领我东北三省大片国土之后，成立了伪满洲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肆无忌惮地继续入侵我冀东。中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在冀东地区不许驻兵，只成立一个战区保安队，由驻天津市的于学忠部派一个师的兵力，改编成四个总队进驻冀东维持治安。同时把冀东二十二县划分为两个行政区，即滦榆区和蓟密区。成立滦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陶尚铭为专员，驻滦县；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殷汝耕为专员，驻通县。一九三五年，又把冀东两个行政区撤销，组织了一个伪冀东政府，由汉奸股汝耕任政务长官。

当时，玉田和其它各县一样，县政府设一名日本顾问，伪县长和所有各伪机关的伪职人员都得听从日本顾问的指挥。当时伪县政府的各室组织，设有秘书室、承审处、财政科、教育科、社会科、钱粮科、民政科、出纳科、总务科、警察局和税务局。县城内驻一个伪保安中队。全县共划八个行政区，每区设一个警察分所，驻一个警察分队，担负本区的所谓“社会治安”工作；区以下设乡镇组织，几个小乡（即村）划为一个大乡或镇，称大乡公所或镇公所；村设一个小乡公所，下设保甲。几个村联合起来按地亩摊钱买枪，成立联庄会（即伪自卫团），担负本村的治安工作。

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华北挑起芦沟桥战争之日起，日本侵略军即以我冀东为后方基地，将重炮、坦克、装甲车等大批军用物资从伪满洲国源源不断运到冀东，同时并加强冀东各县的伪组织力量。一九三八年七月间，冀东抗日联军三军分区司令员高志远，副司令员李运昌和洪冲霄，领导冀东各县人民武装起来大暴动，群起抗日。当时领导我玉田抗日武装的是副司令员洪冲霄，政治部主任杨石山（即杨十三），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驻洪冲霄部代表李楚离。第一次与伪警察队作战是在玉田县城北四角山一带的边山地区。当时的口号是：各阶层联合起来，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富有斗争传统，不堪日寇压迫的玉田人民，积极响应抗日联军的号召，纷纷参加抗日行列，各村的伪保甲自卫团（即联庄会），各大枪户也纷纷把自己的枪弹送交抗日联军，学生和教员也有很多参加抗日联军的宣传工作。当时攻克了玉田县城，活捉了日本顾问石本及伪县长郎惠和，伪县政府所属各机关和地方的伪警察队、伪保甲自卫团都携械投诚，声势浩大，威震京东。玉田抗日大暴动使日本侵略军感到非常震惊，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由唐山派来一个联队，占据了我玉田县城，并到各村进行清乡、围攻。这时，我抗日联军已开往晋察冀边区进行整训。

一九三九年春，由于玉田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昂，引起日寇的重视，于是增调兵力严加统治。县城内留驻一个日本特务机关和一小队日本宪兵，并派来一名日本顾问和一名日本指导官，领导指挥玉田县的伪警备队和伪自卫团。各区都驻一个武装警察分队和一个警察分局，还成立一个伪自卫团（不给枪、只拿一个锄杠，给以军事训练）。县城里由一名日本顾问组织伪新民会，并在各区成立分会，发展伪新民会员。会员除发给会员证外，还发给一块阴阳鱼的新民会徽，写有新民会员字样的门牌挂在门口，如有日本讨伐队来了，就可免受盘查。各村建立保甲芦邻制，登记户口挂门牌由伪警察分局办理，人口都发所谓“良民证”随身携带。日本军和伪警备队，警察所等频繁到各村清乡、讨伐，新民会人员随讨伐队下乡向群众进行反动政治宣传。伪县政府还成立一个剿共大队，大队长是杨尚志，内有一名日本指导官和特务数名，不断在县城附近村庄进行骚扰和搜捕我抗日干部。

一九四二年春季，日寇在我丰玉遵和丰玉宁两个联合县同时进行大扫荡，即所谓“四次强化治安”。勒令五县大戒严，此村到彼村都不许可，一天数次来包围搜查，按户口册上的名字挨人核对。每个村都委派一个至两个情报员，不论有事无事，每天早晨都必须到附近据点内日本警备队情报室和各伪机关送情报，每个单位一份。送情报的人员挨特务的打是经常的事。赶上特务高兴就不挨打。如果村里不给特务送钱送礼，特务们硬说村里有八路军不报，轻着是把送情报的人员打一顿，重着是灌凉水挨押，村里再托人拿钱去赎。伪警察局和伪警备队的管情报人员因大多是本地人，虽不明打但亦暗中向村中勒索财物，如达不到他们满意，就暗中勾结日本特务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当时我玉田县人民真是早上起来不知是否还能活到晚上。

一九四二年七月，日寇在我丰玉遵等县的“强化治安”暂告结束，经过反复“扫荡围剿”，我玉田县各村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这时，日寇为了瓦解各村抗日基层组织，指令玉田县的伪新民会成立了一个所谓“感化所”，强令各村党员干部到“感化所”去受训。日本顾问和宪兵队以及特务们对来受“感化”的人员逐个审问，过关，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迫其自首。

当时我县头号汉奸王秉孝（世居县城东关），勾结日寇成立一个“反共自卫团”。县设总团，由伪县长隋明福任总团长，王秉孝任副总团长。全县八个区，每个区成立一个区团，一个区团的建制，相当一个步兵连；枪弹是由各区摊款，县总团部统一购买。区团长由本区内的土豪劣绅担任，赵景岐（城关大王庄人），为第一区团长，驻虹桥；汪子俞（郭屯乡刘典屯人），为第二区团长，驻亮甲店；高弼臣（蛮子营乡渠梁河人），为第三区团长，驻鸦鸿桥；赵晓山（窝洛沽镇西厂小街子人）为第四区团长，驻窝洛沽镇；牛增佑（陈家铺乡傅良铺人），为第五区团长，驻钱家沟；王连培（孟大庄乡孟三庄人），为第六区团长，驻石臼窝；吕鹤峰（郭桥乡小吕庄人），为第七区团长，驻林南仓；时子厚（马头山乡燕山口人）兼任第八区团长驻彩亭桥。各村还成立“散在团”，从十八岁到五十岁的人全编为“散在团”员，担当本村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保护公路桥梁、送信等工作，没有枪支，每人拿一根锄杠、叫“棍团”，施以军事训练。区自卫团担当本区的围捕、清查革命干部。同时还推行所谓“民匪分离”政策，规定了一套巡逻告密制度：在夜间派出特务叛徒，伪装成抗日军人或抗日工作人员四处巡逻，如发现抗日军政人员活动则鸣锣报警，并规定追捕抗日军政人员者受奖，无行动者受罚。县总团部组织突击、围攻、清乡时，就把全县各区团抽调上来集合一起行动，新民会人员则紧密配合，进行反动宣传。

伪县政府还成立一个伪警备联队，联队部有一名日本指导官，下分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分三个中队。第一大队的防区是一、二、七、八区，第二大队的防区是二、四、五、六区，各负各区的防务。有时也配合日本警备队。这时的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合并成一个宪兵陆军混合部队，名为日本警备队。驻玉田县的是一个大队，番号是一四一六部队，也叫日本燕藤特务队。燕藤是一个日本军曹即上士，担任指导官，班长以上的干部全是日本人。内有一名中国人队长，下边特务全是中国人，他们的任务是专门搜捕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搞突然袭击、清乡，搜捕我革命人员。这个特务队好似阎罗殿，比日本警备队还凶狠残暴。特务队长张□汉是宁河县汉沽人，在玉田县城乡作恶多端，强霸妇女，抢掠财物，逮捕我大批革命人员进行杀害，很受日寇的赏识。全国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枪决。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前线告急，后方缺少兵力，敌人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把玉田境内边远据点全部放弃，集中兵力到县城附近，充实原有据点。一面强迫人民把公路两旁百米以内的高杆作物全部割掉，以防八路军的伏击；一面组织有日寇和伪团队参加的讨伐队，到撤出据点后的各村庄搞突然围攻，但经常遭到抗日游击队的伏击和地雷的轰炸。讨伐队因伤亡惨重，出发时不敢走正道，只得在地边上走。

一九四五年春，日寇回光返照，又重新在距县城边远地区建立据点，恢复乡、镇公所，进行清乡和搜捕革命干部。这时伪县政府和伪新民会共同商议把各区的伪区团撤销，合并改编为伪警备第三大队（原有两个大队），积极配合日寇进行扫荡。直到“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玉田城内日寇和伪警备队以及伪县政府所属各机关的伪职人员，仍顽固据守县城，拒不放下武器，不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佯称等待国民党蒋介石来收编。在农历的中秋节，由我抗日部队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向玉田城内顽抗的日伪军大举进攻，由于我军的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经过一昼夜的奋战，终于迫使负隅顽抗的日伪军政人员全部投降，将管辖丰玉遵三个县的日本宪兵赖古大尉俘虏，活捉企图跳城墙后逃跑的伪县长陈瑞。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玉田人民终于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