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战区百姓大逃亡
来源：网易新闻   2016-08-10 10:43:00

抗战时期，战区百姓大逃亡

抗日战争期间，因为躲避战火而远离家乡的难民不在少数。他们从一个省逃亡至另一个省，从前方逃亡至后方，或者出海逃往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发挥各自的地缘优势，在绵延的战火中寻找生存的机会。

难民逃亡，济南几乎成空城

据吴捷的研究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济与安置难民活动论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有两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难民潮。第一次难民潮发生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初，大批华北难民开始流亡。当时，北平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携带细软举家外迁，而等到平津沦陷后，更多的人沿平汉和津浦铁路逃往战火尚未波及的武汉和上海，或直接从天津乘坐轮船南下。

济南一度是难民的中转站和落脚地之一，当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无法通车后，这些来自平津一带的难民先是乘船到烟台、青岛，再向西跋涉至济南。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德州，逼近济南，那些暂时落脚的难民不得已再次启程，或东至青岛乘船继续南下，或直接在济南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一路逃往南方。

不久之后，日军侵占济南，大批的济南居民也加入了难民逃亡的队伍，“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第二次难民潮则发生在1943到1944年期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使得上千万中国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那时候的逃亡目的地是重庆。1944年12月8日，当时《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时事问答：还要再逃难吗？》一封读者来信中写道，“难民怀苏从1938年从江苏逃出，历经汉口、衡阳而桂林，湘桂战役时又从桂林逃往贵阳，不久又逃到重庆，路途异常艰辛”。

抗日战争期间的难民逃亡之艰辛，今人或许难以想象。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曾描写过逃亡难民的凄惨：“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据当时的中国记者范长江的记录，“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

除了要忍受饥饿和劳累，这些难民在逃亡路上还要躲避日军的枪弹。据吴捷的研究统计，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火车站上，正在候车的700余名难民被突如其来的12架日军飞机轰炸而亡。当年12月10日，安徽芜湖2000多名难民被日军抓获而遇害。

战争严酷，儿童不能幸免

抗日战争期间，难童是难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据历史档案《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关于抗战爆发后至1938年6月的赈济报告》：“自抗战以来，全战区难童确数，固尚无详细调查。然就汉口难民收容所过去四万六千余人之统计，难童自一岁至十二岁，为六八五一人，十一岁至二十岁，为一〇〇七九人，其中适合学龄儿童，从五岁至十五岁者为三千余人，准此推算，则内移之一千五百万难民中，当有难童约四百万人，其亟待救济者，至少亦数十万人”。

为了救济难童，武汉、重庆等地都设有儿童保育机构。武汉战事吃紧，当地儿童保育会收留的1000多名难童均被特别安排搭乘轮船前往重庆，当时交通受阻，轮船供应公差都尚感不敷。在一些遭遇日军袭击的地方，战时儿童保育机构会派遣抢救队前往当地，帮助老百姓抢运儿童逃难。

邓颖超是儿童保育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1988年，北京召开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发去贺信。在信中，邓颖超写道：“回忆中1938年初，抗日战争激烈，战区不断扩大，无数儿童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及一些有宗教信仰、有慈善事业心的人，发起、筹备、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动员、组织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保育战时儿童。”这个各界人士名单包括宋美龄、沈钧儒和郭沫若等。

在抗日战争初期，儿童保育会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募捐支持，为孩子创造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

随着战事的扩大和加剧，儿童保育会也不再是乐土。这里的孩子同样需要接受物资不足的现实，时常处于饥饿状态，能喝上稀饭就已属庆幸。与之同时，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恶化，劳动任务加重，不时发生儿童逃离保育会的事情。但在保育会之外，这些孩子可能要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环境。

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很难想象战争中难民逃亡的景象。遗憾的是，难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名词，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