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正值日寇铁蹄蹂躏中国的乱世时代。我家住在嘉兴南门饭箩浜(也称饭落浜)14号,租借汪家的老房子。当年家父在这儿挂牌做中医谋生。汪家的房子虽旧,但朝南临街,是一幢一门三吊闼的砖木结构二层楼,东山墙斜撑一根大杉木,已经竹筋外露,楼上靠东山墙有一扇窗,朝南有一排嵌有河蚌壳的老式木窗,推开窗户可望到对面围墙内的戚家花园(国民党高官戚再玉的祖居)。
从饭箩浜沿着河边走过一条长长的石帮岸,穿过一块小小的桑园地,便到达饭箩浜39号的汪家花园。一排用砖砌的花墙,围住整个园宅,紧靠西面是当年施家用毛竹编织放在西南湖内的一座渔簖。听父亲讲早年汪家向戚家换置到这块靠西南面的滩地,约有5亩,这块地雨季水要漫到岸上来,后经汪家围河堤,砌帮岸,筑围墙,植花木,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它坐落在西南河的东北面,从波浪形的围墙向外眺望,可以望到西南湖碧波荡漾的水面,园内的优美景色与外界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成了饭箩浜一处环境幽静、风景独好的私人宅园。
汪胡桢先生是我国跨世纪的著名水利专家,他生在饭箩浜14号老宅,从小家境贫寒,但他靠刻苦勤奋学习,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从事国家的水利建设。汪家花园是他事业有成之后,亲自设计建造的一幢两层小楼,为了尽孝,奉养年老的母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日军从上海金山汇登陆,经枫泾、嘉善、乍浦、平湖,一路杀人放火,至11月19日中午直抵嘉兴,攻占全城,烧杀掠夺,罪恶累累,全城遭到严重破坏,家园住宅被毁,百姓纷纷逃难。幸亏我父亲在日寇到来之前将我们全家转移到乡下,由外婆用船载着我们全家,到塘汇稻人浜我的舅妈的娘家避难,总算逃过一劫。
当时汪氏全家也避难在外,汪家花园遭到了日军战火的严重破坏。园中房屋被烧,园内野草丛生,满园荆棘,树木由于无人管理,枝叶疯长,遮天蔽日,太湖石假山上爬满了牵牛藤,紫藤花盘绕在被折断的水泥花架上。一只废弃的小水塔,沦落园中,十分荒凉。沿河波浪形的短矮围墙,宛如一条伤痕累累的长龙,匍匐在了无生气的西南湖边。
时局小有稳定,便出现了很多汉奸、维持会、和平军,他们帮日寇欺压百姓。日寇还经常带领他们去乡下扫荡、清乡等,所到之处,房屋被烧、东西被抢,强奸妇女、杀害无辜百姓成了经常的事。我们避难在乡下也不安宁,父亲又把我们从乡下接回南门饭箩浜14号,父亲继续行医,我和姐姐两人在天主教堂后的明德小学读书。每天从南门到明德小学,都要经过莫家洋房的日军岗哨,我们小孩也要向日军鞠躬,否则要遭到杀身之祸。有一次,两个日寇军官经过我的身边,我没有向他们敬礼,其中一个军官拔出军刀要来砍我,我顺着小河边逃走了,回到家里我连续做了好几天恶梦。
课余,我与邻居家的小孩顺知、阿好、玉林、阿生,常去被毁的汪家花园玩,爬树,捉蝉,捉迷藏,捉蟋蟀,扑蝴蝶,到河埠钓鱼,夏天去那里游泳,也算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日寇占领嘉兴后,在子城内建立了军队的大营,里面驻有大量日军。莫家洋房处也住进了日军。甪里街的东大营、勤俭路老妇保院对面现干休所内原是日本宪兵队的驻地,门前都有日军站岗放哨,中国人经过都要鞠躬敬礼。
父亲因日寇占领嘉兴无法行医,但要养活全家,只能前往乡下为人看病,曾经到过七星、塘汇、余新、凤桥、嘉善杨庙等地。父亲每次去乡下,要经过日寇设立的检问所关卡,日军和日伪军要详细盘问检查,弄不好要被打,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曾经跟随父亲去过余新镇,到了那里,没有看到一间完好的瓦房,几乎全是草棚。听大人们讲原有瓦房全被日军扫荡时烧毁。有一次,日军扫荡到凤桥镇,那里有国民党的政工队,与日军交战,但寡不敌众,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其中还有几个女同志,被日寇百般凌辱后遭到杀害。
后来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的流亡政府、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武装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不断打击日军与伪军。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饭箩浜突然来了一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日本兵,饭箩浜的四周包括丁家栈房的树林里养了很多军马,汪家花园成了日军的司令部,住进了不少军官,守备森严,从此我们小孩不敢再去园中玩了。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嘉兴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而住在汪家花园内有个日本军官不愿投降,竟剖腹自尽在园内,落了个侵略者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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