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我的跑反经历
来源：光明网   2016-08-20 14:11:47

我生于1925年古历九月十一，属牛。如今年届九十，还想讲一讲我亲历的抗战记忆，留下历史教育我的子孙们。（文中跑反旧时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外地，也说逃反）

“跑鬼子反”到合肥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从合肥到芜湖谋生，先后生下五男二女，1936又生下我最小的妹妹，只是顾虑养不活，刚出世就让姓杜的接生婆抱走，从此无音信。战前大哥龚理璋已在南京铁路局当了火车司机，印象中他常常早出晚归。于是每天傍晚我们弟妹都在家门口宁芜铁路边上等候，火车一到，只要看到是大哥在开，就知道他一会就会从芜湖站回来了。印象中那时因为是蒸汽机车烧煤，他只有眼眶内黑眼珠外是白的，满身满脸都是煤灰。

1937年秋凉快后，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断轰炸芜湖，六弟龚理只有3岁，一听防空警报响起，就大哭大闹，他是活活被警报声吓死的。他临死那天晚上，家中其他人都去山边躲避敌机轰炸，我陪父亲把六弟抱至方桌底下的被子上，点上小马灯。我们两人都在桌底下陪着昏迷的六弟。桌面上盖着家里所有的能遮挡桌子底下光线的旧布被单。电灯厂也停机关灯，怕被敌机看见亮光轰炸。直至天亮时，我母亲回来忽然大哭，方知六弟刚才已断气。

寒冬来临。一天我睡在妈妈房门外的床上，眼一睁发现妈妈房里有亮光。我在被窝里抬头一望，开火车的理璋大哥夜里头怎么由南京来家了？只听妈妈在小声哭泣，原来是大哥告诉妈妈，今晚全家必须过江去裕溪口，上向合肥去的火车“跑鬼子反”。如不过江，我们全家都将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大哥说，你们要是不走，我今夜也不回单位了，一家人就死在一块。

劝到下半夜，妈妈终于就范。大哥把我和四弟龚理琦喊起，要我们多穿衣服。妈妈叫我们每人都要各自带衣包。大哥和爸爸肩扛被子，锁上房门，在漆黑一片里摸到芜湖江边时，已经人山人海。只见人挤不见人脸，只是大家都过不了长江，因为没有船。好不容易大哥找了一个船上朋友，带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偷偷地上了一条船，那船也坐满了人。又好久我们过了江，到了裕溪口，又听说什么火车坏了不开。大哥把我们一家五口从火车头里塞进一个空隙，等车修好了后才和我们告别。

天亮前火车由裕溪口开出，我们从合肥车站下，一家逃难至张小郢（现安医一附院附近）的舅母家。他们家一家三口寡母两孤儿，靠卖荒草为生，有点薄田种点粮食。我们靠大哥给的遣散费交伙食费。

合肥又到六安深山

1938年春节后，我们就投向原祖居地双墩集。那时土匪多，靠我的堂兄龚衡军（有枪）保安全。我们在龚衡军母亲家住了几天，我同父母及两弟弟在附近农户费华富家的前进与牛同住一起。农户用土砖隔一间房子，能搭两张床，农户大门后支一个锅台，我们烧稻草能避风雨能吃上热饭。我已13岁了，每天锄点巴根草晒干烧锅，挑点野菜（荠菜野黄萝卜缨），下雨拣点地塌皮。母亲脚小穿5寸布鞋，因此劳动力就是我这个女孩，每天下塘洗菜淘米清洗衣服，用两个小桶挑水。

后来才知道大哥由南京车站逃至湖南直到昆明，但抗战八年皆无音信。父亲整天为我们衣食奔波，生活无着，只有求神拜佛保佑全家平安。姐抗战前已出嫁，理琼哥（17岁）去姐处生活，也无音信。古历四月十五，合肥沦陷，来乡下避难的人骤多。合肥城的日军不断下乡来双墩集骚扰，铁路沿线土匪横行抢掠，我们只有向大别山区逃难。

龚衡军兄有枪有兵，我们一家随他一起生活，加上附近龚姓亲邻80多人上路，跑反至高搡集斗郑大郢。一路上各郢都有群众接待吃住，我们打地铺。之后父母兄弟一家六口沿途一路逃至六安合家集。古历七月三十逃至齐头深山里，随六安盛县长一行住在一个大庙里。当家的和尚是联保主任，姓陈，布袜草鞋。县长背带蓝裤白褂子，穿得像工人一样。

齐头山又名齐山，是《六安州志》记载的古六安八景之一，也是六安瓜片的原产地。山下的麻埠镇如今已沉入响洪甸水库。深山里暂时安顿，我随父亲开荒，学会了种蔬菜，收获了南瓜山芋。我同比我小两岁的四弟进临时小学，地点是茶籽油坊，大长板凳是书桌，自己拣石头当凳子，伙食是清水烧白萝卜片，一日两餐。算术是加减乘除，一门音乐每天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救亡歌曲。我每天早上与四弟走进大山到学校，晚上下山回家住处。当时四弟五弟分别11岁、7岁，活泼调皮，有一次他俩用竹筒汲水打水仗，一个中午竟然把辛辛苦苦挑来的一缸水全打完了。五弟还经常爬树掏鸟窝，我们生怕他摔下来。

姐弟失散母亲病故

下霜时节，日本人退出六安，我们全家才步行回到六安城里。只见满城垃圾，臭气冲天，无法生存，只好退回合肥，在高刘集孔号圩子一间房子生活。父亲到合肥北乡祠堂要点救济粮款。生活太艰难了，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父母只好将四弟五弟送至立煌县（今金寨县），交由佛家办的难童收养所收养。

当时为什么不送我去？因为我是女孩，父母礼教很重，要与我生死在一起。我当时看到我的家境，姐弟分离哥无音信，日本鬼子还在烧杀何时休？我在精神上想方设法安慰我的父母，在父母身边做一个好女儿。

1942年我17岁，母亲在农兴病亡。过了五七后，我和父亲去母亲棺木临厝地告别，告诉亡母，一定要把两个弟弟接出，一家人聚在一起才放心。

于是爸爸带我赶紧进山，过苏家埠离六安城还有10里路吧，就见城里人扶老携幼背包挑被纷纷外出，我们不知怎么回事，贸然进了城。听在六安银行的表兄周涤震讲，日本人进了大山，昨夜立煌县城金家寨失守，现省政府和我方部队不知在哪，六安危在旦夕！后来才知道，日本人那次孤军深入打下战时省会立煌，并不敢恋战，没几天就撤出立煌。我和爸爸随后赶到立煌，遍寻弟弟无着。没办法在庙上求了一纸“符杭”（类似签），沙盘上现出“君勿念君子平安”。虽是迷信，爸爸心中稍感慰藉，怏怏而回。

当时，两个弟弟在鬼子驱赶下已逃离寺庙，辗转淮北蒙城向家合肥方向逃难，白天赶路，晚上找乡公所要饭吃要睡处。有的乡公所同情这两个孩子，居然还发点路费，并嘱咐一定要找到父母。可怜他俩还不知道妈妈去世，见到爸爸和我后，全家人抱头痛哭！

感慨“有国才有家”

抗战胜利后全家团聚在合肥，只是我母亲和六弟已死于战争中。我母亲德胜门娘家邻居朱质夫的宅子门前一片荒芜，那家的老三、老四、老五兄弟因原在国民政府做事或在大后方大学读书，日军想抓抓不到，竟把他们的二哥拖进设在小书院（今合肥九中）的水牢里，折磨得奄奄一息，临终时眼睛都被水泡蓝了。

龚衡军于1948年秋将其掌握的地方武装2000余人拉到西乡官亭宣布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合肥支队，呼应合肥解放。此前大哥理璋从大后方重返南京铁路局；四弟理琦1947年参加解放军，曾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后从东海舰队转业南京；五弟理珩1948年参加解放军，航空军校毕业直至抗美援朝，后也转业南京；三哥理琼到皖北人民银行工作。

记得反高岗、饶漱石那年父亲病故，部队还寄来200元抚恤金，只是现在不记得是四弟所在的海军还是五弟所在的空军组织上给的了。

1949年1月合肥解放。当时我家住合肥南油坊巷口，那时候的区政府区长吴飞到我家动员我出来做街道行政工作，我的任务是召集妇女开会，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做军鞋筹粮草支援大军渡江等。1949年4月我转入皖北人民银行工作，直至1978年离休。子女们都很孝顺，孙子常常念叨，要“听奶奶讲那过去的事情”，我说想起抗战的往事，真是有国才有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