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鬼子进村
公公(爷爷)逝世的第二年己卯岁,即1939年春二三月苦难来临了,日本鬼子过了长江,整个江南要沦陷了。我记得鬼子到我们这里是由大城过来的,没有按公路到南昌,一支兵走西山街往罗家、城塘、车塘等地;另一支兵走高坪、罗山、淑溪等地;幸好空了我们这地方未经过日本鬼子,但是人心慌慌,惊恐万状,夜以继日不能安眠。
我记得一天晚上跟着村里大人到我屋后的山顶上望望前后两路日本鬼子经过的情况,站在高山顶上望的很远,日本鬼子走到哪里,哪里就冒着一阵阵的乌烟,特别是晚上火光照得一遍通红,又听得见啪咚啪咚的枪声不停的响着。凡是经过的地方房屋尽焚,遍地有碎物,到处有死尸。
没过几天,我们这边村里经常有鬼子来。我记得日本鬼子初来时正栽早禾,大家不顾生命危险到村前秧田里扯秧栽禾。突然鬼子已到背后马路上来了,扯秧的人拼命的跑呀,有的滚一身泥,有的躲到水圳里。我躲在一条很深的沟里,这次幸好鬼子没有发现,就这样走了。另有一件记得很清楚的,那年栽禾泉珠有个舅公名叫水婆的,这一段时间就在我家住着,天天帮我家送饭给栽禾的人吃。我玛玛是泉珠胡村女,他是我玛玛的弟弟。因为西山镇街已成了日本鬼子的驻地,老百姓一个也没了,我们这里虽然受惊,但是还可以偷偷摸摸到家里做饭吃。
后来鬼子经常来村里,见人就开枪。如我村喻代胜跑在球下那山沟躲日本鬼子,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又有一次鬼子进村老百姓飞也似的跑到山上去了,我村有个名叫憨女子的妇女在山中没躲藏好,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又有一次鬼子进了村子,老百姓都跑光了,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良洋玛玛,跑不动,结果被日本鬼子用刀杀死在后背山中一个大树下。人们晚间回到家里,看着每个人吓得魂飞魄散直冒冷汗,于是村里人互相串连,商议要离开家乡去逃难了。
(二)村民大逃难
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晚间约一点左右,我全家和村里人逃到了湖塘乡横岗头村(注:离金塘老家30公里)去。动身以前,大家做好了饭吃,有鸡的还杀了鸡。吃完饭大家就动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路,有的挑被子,有的挑衣服和孩子,有的牵牛。我记得我牵了一只牛,背了几件衣服跟着大人走。我记得走到魏家大桥下,有很小的声音一个通知一个说“千万不要说话”,徐塘东边村扎了日本鬼子,如果发现了我们就不得了。虽然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敢作声的,都是怀着惊慌的心理,巴不得飞过这里。我记得到了久驻喻家村前面山上才慢慢天亮,也基本脱离了险路,大家还在这里休息了一下子,开始敢放声说话了。正当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横岗头村,就在这里住了十来天,随后日本鬼子到处搜杀,逃难的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横岗头村时,生米街唐何年姐夫和丁子姐姐,还寻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对我父亲和祖母说:“在这里躲不了,要过河(注:赣江)去”,要我们一同过河去,我父亲和祖母回答他们:“你们过去吧,我人多就到近边各处躲一躲”。何年姐夫、姐姐到第二天就就过河去了,他到了泰和马家洲(注:吉安市泰和县),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了生米街的。自他们过河去了以后,不到两天,日本鬼子就到了离横岗头村不远的地方,横岗头村就动乱了,我们在这里逃难的就先离开这里。我记得走巷口桥到下岗边,住了一两天,慢慢回到金塘老家附近来。白天躲在深山山坳里,甚至晚上就到家里来,就这样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许多田地都荒芜了,栽插了少数田也是偷偷摸摸种下去的。
(三)回到老家,日本鬼子前线下的艰苦生活
以后日本鬼子由西山万寿宫到石岗,从我们金塘村开了一条马路,每天要从我们这里经过一次,我估计是运输队,约莫数十人左右。为什么说是运输队,因为西山万寿宫驻扎了日本鬼子,石岗也驻扎了日本鬼子把守石岗锦江河岸;这时候还有徐塘东边村常驻了日本兵,久驻村也常驻了日本兵。老百姓的生命旦夕有危险,家庭财产随时被破坏;那是真是东逃西散,苦不堪言。
约莫记得到第二年情况变化了一些,从西山那里开始举办了维持会。要老百姓到维持会登记,每村立一个村长跟日本鬼子接头,日本鬼子就不会开枪打人了,这是第一点。其次,要村长拿着一面维持会发下来的旗子,日本鬼子来了拿着旗子去迎接,马路坏了要我们去修好。我记得有一次跟着村里人一同去帮鬼子修路,在现在的凤凰夹那里,突然有一个鬼子叫我做什么,我没有做声,因为也不懂他们的话,结果这个日本鬼子气汹汹地跑过来,拿把洋锹从我头上打过来,幸好躲开了没有打着。当时我就跑掉了,因为鬼子见我年纪比较小,也就没追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去了。
这时候日本鬼子把守了整个锦江河北,下到厚田上到高安。有一次,日本鬼子要老百姓做事,到村里要苦力,我记得村里去了六七个人。我年纪虽然小,为了应付人数,也跟着去了。那时候久驻喻家村扎了鬼子,我们分工在久驻村。
到了久驻村,日本鬼子叫我们扶马车,好高好大的马,真是惊人,一不小心就要摔死。我们同去有一个人,是老基村的名叫三根,白大的儿子,他分工到田北村那里去抬风筝。那时候他很高兴,既好玩,又轻快。哪知到了下午我们听到一个消息,他已打死在田北村河岸边了,要通知他家去抬回来。
这期间,日本鬼子还没有烧掉我家上下在两幢老屋,我得了难忘的一次疥疮病和眼病。过去害疥疮病的人很多,谈起来是件小事,不过有点痛痒而已。我这次特别不同,一个月已久不能起床,手脚肿得像包子那样高,手手脚脚流毒水,流到哪里烧到哪里;胸前肿得很高很高,连气也喘不过来,穿的衣服犹如涂了一层糊浆。吃饭也要人喂着,几乎要轻生了。又有一次眼痛,这也不是一般的。我记得刚刚是热天里,一双眼睛突然红肿起来,边痛边厉害了,两只眼睛像两个大包子,日夜不能睁开了,就躲在帐子里过了二十来天,差点两眼要失明了。那时候生疥疮病的人特别多,生虱子的人也特别多,有的人反应这是日本鬼子使用了细菌战术来残害中国人。
(四)抗日时期读书
大约1941年春,日本鬼子正在言家岭炮台,放弃沿河(锦江河)的守卫防线,坚守言家岭。我们这个地区形成了一条日本鬼子的防卫线,言家岭以北,即城塘胡家一带叫后方,我们金塘一带叫前方。靠近前方防线的村子就大难临头了,房屋要烧毁,田地不能耕种,老百姓要离开自己的村子逃到外地去活生了。我记得我家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家是上下两幢两厅的房子,还有世祥伯家上下两幢四厅,一共有四幢六厅房子,眼看着被鬼子放火烧光了。整个村子变成废墟,那时候我们一带的老百姓无家可归了,加之我们老基村前面的对门山日本鬼子也造了炮台,看见人在这个地方,他就开枪射击,这里形成了禁地无人敢走了。
我们几个村的人大多数住在上罗村、曾家村、余家边一带了。有时候偷偷摸摸到离防线的田地上做点事或收割点庄稼度日。真所谓日子容易过,苦难的生活很难熬,漫长的岁月怎样度过去,不耕种哪能活生呢?我记得我们村里人在外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想办法要回来种些地,就在靠余家边不远的山上住着,因为这里离言家岭的鬼子比较远,种些田地比较近。这只山过去叫新芽堎,现在叫的是新屋里。我记得当时在这里住的都是搭的草棚,有的戴家的、有的老基村的,我们全都在这里居住,虽然惊慌却也变得很热闹。
在这里居住的等于久在这里定居了,我从此又开始入学读书。我记的说什么上级为了照顾沦陷区的学生读书,久在山前吴家村办了一所战地中心小学,我在这里读过书。语文老师是夏仁冕先生,校长是程渊,数学姓熊的记不清名字。
第二年(注:1942年)我记得离开山前中心小学到高安福塘村(注:离老家85公里)读书,先生是候树夫。老家那边有许多同学在这里读书,如徐本缘、言开俊、熊功楠、熊水子、胡达録、陈华麟、喻宜福、喻宜禧。
到第三年(注:我估计是1943年,这时候爷爷十七八岁了)我记得新建县在镇塘村开办了一所中学,暑假中在松湖示范小学考试招生,我也报了考参加考试,结果中榜录取了。离开福塘,进入了新建县中,校址在镇坊夏家村。这个村子很大,利用一个大祠堂,上下有数幢,村下侧有一个书院,还很宽大,但是还不够用。我记得书院内面设了一班简易师范班,另外用竹子做了三个教室(甲班、乙班、丙班),我分在甲班。我记得班主任是陈老师,有个甘老师是担任体育的,校长是李敦谦,教导主任罗家峰经常戴眼镜的,还有一个女老师张小芳,以后同校长结了婚。我记得他们结婚之日,我们学生每桌都吃了肉,开学典礼时大家鼓掌要校长唱了一只外国歌。
在新建中学时,最感兴趣的是每天早上吃粥,好像槽子抽水的声音响着,不免大家笑起来。特别是早上吃粥,在添粥时就要着一身的粥。日本鬼子投降的那年,学校每天开会动员学生献身献金。当时国家要招募十万青年接收台湾,我记得学校到处贴着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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