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全面抗战,我正在上小学读初中,没有亲身经历,但在我的心灵中却留下不少记忆。故乡——浙江仙居,开门见山、闭塞、落后,日本鬼子没有到达,但仍对仙居犯下滔天罪行,以下是亲眼所见的片段。
两次遭日机轰炸
挂在县城中心的大钟急促报警,铛——铛——铛。人们警觉到有紧急情况。这是1941年4月某日,天气晴朗。上午约10点,我们小学5年级,正在2楼教室上课。老师高喊:“敌机来啦!快疏散,不要惊慌。”全班同学紧急有序下楼后都跑向学校后操场,我和许多同学又从操场右侧小门跑出,来到相距约50米的苗圃围墙脚跟卧下。此时清楚地看到3架敌机,顷刻之间从西边迎面飞来,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我们这些孩子首次遇此情景,谁都感到害怕。飞机高度肉眼看去距地面不过2、3百米,如若持有机枪,肯定能把它打下来。敌机猖狂掠过头顶,又在县城上空盘旋两圈,然后投下3颗罪恶炸弹,第1颗投到城北,距我约3、4百米远的“浙江地方银行”职工宿舍,一声巨响,冒出一团黑烟,炸出一个大坑,宿舍完好。另1颗投中东门外白水溪大石桥,炸断1孔桥梁。第3颗目标是投双眼井巷三层楼的王洪鑫医院(私人),未中,但对面民房和茅坑(厕所)受损。
必须指出,东门白水溪大石桥,是1939年时任县长刘风亲率上千民工修建的。当时没有钢筋水泥,上山采石,用麻绳拉抬巨石,打桩累砌建成。桥长200余米,宽3米左右,它是全县重要建筑。县长造桥铺路,功在民心,县民十分拥护。日本鬼子炸断大桥,切断全城的主通道,激起百姓无比仇恨。迄今此桥炸毁遗迹仍存,是日本留下罪行的铁证。
第二次轰炸是同年5月某日,来了4架敌机轰炸,1颗炸弹投向城关镇山庙的戴锡勋医院(也是三层楼),但未中,而安装在庙中的一台碾米机被炸毁。此外还轰炸了前潘和黄梁陈两个村庄,投下烧夷弹,烧毁民房12间,死1人,伤3人。小日本欠的血债永不忘记。
两次轰炸全县群众大受惊吓,城里许多百姓纷纷逃到乡下躲避。我所在安洲小学老师异常镇定,研究决定学校不停课,改在早上5-9点,下午3-7点上课,避开警报密集时段。半年后恢复正常。此事我记忆难忘。
抗日战争农民贡献最大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小日本欺人太甚,得寸进尺,妄图灭亡中国。事变次日,党中央即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唯一出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也强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号召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仙居最贫穷,出钱困难较大,为了抗日,人们勒紧腰带也要挤出一点钱。1943年9月号召募捐买飞机,全县配额25万元,实捐26.08万元。但在出力上,农民贡献最大。抗战期间,我记得每隔个把月,就有一批农民来到城里应征入伍。农民很穷苦,手提换洗衣服,头戴竹篾凉帽,脚穿草鞋,雄赳赳地列队来到城里,我几乎每次都与其他孩子驻足观看,敬意之情油然而生,真希望自己也快快长大。遗憾的是无确切统计农民入伍的数量,资料显示,仅1945年上半年即完成当年征兵任务的59%,达2083名。这些参军农民,显然大部分包括在全国3500万伤亡人数之中。
为纪念在浙东地区为抗日捐躯的战士,1943年上半年,在仙居南峰山脚下修建了烈士公墓。7月,驻防浙江的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安专程来为阵亡将士主持追悼会,蒋介石、顾祝同送了挽词。李默安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日将领,建国后曾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有个细节记得很清楚,当李总司令骑着高头大马经过大街时,有一家商店老板委托伙计托盘向李默安递交信件,李伸手掏出小费回报,估计信是有关对抗日的献计。蒋、顾为谁送挽词,引起笔者考查有关资料。这个时期在浙、赣牺牲的将领,有32集团军第39军一位中将军长,另有两位少将参谋和守备司令,蒋、顾很可能为那位中将军长送挽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该中将为革命烈士。此事确否无把握。
1943年,我在南峰山上初中,我常与同学到建在山脚下的抗日烈士公墓参观、瞻仰,数捐躯者人数,多数为无名烈士,约有百余人。此后因疏于管理,公墓杂草丛生。解放后,几经变动,又遭文革时期的破坏,现公墓荡然无存,实有愧于烈士在天之灵。
物价飞涨,群众虽受煎熬不低头
抗战时期,仙居是准后方。八年全面抗战群众生活苦上加苦。没有工业,连手工业小作坊也少得可怜。农民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生财之道。家境好一点的,纺织点土布制作衣服,众多人衣不蔽体或补丁打补丁,半年糠菜半年粮,欲吃餐饱饭难上加难。物价年年涨,薪水不涨。靠工薪收入的公教人员,生活之苦,难以想象,日子十分难过。
记得抗战中期,有的单位应公教人员请求,干脆不发薪金而改发实物,例如一个教员,月包干发45斤或60斤大米,副食自行解决。我上小学时,学费不收钱改收大米(称学米,一学期收15斤)。有了米,填饱肚子,心里就踏实。当教员的最辛苦,白天教课,批改作业,没有时间再去搞副业,解决副食成为难题。有的学校就想法让学生轮流送副食,名曰“敬师”。学生家中好一点的送些可口蔬菜,家境差的往往还将老师比喻“要饭老师”,老师实为无奈之举啊!
为了抗日,人们忍受一切痛苦无怨言,积极工作,努力学习,相信总有出头之日。当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县民教馆,学校文娱爱好者就编出活报剧,在街头宣传,鼓舞群众斗志,增强胜利信心。我还清楚地记得,县民教馆为了教育广大群众,在馆前雕刻了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陈碧君夫妇的大石像,跪着示众,孩子们放学经过馆前时,会情不自禁地吐口水或踢脚,坚信清除民族败类国家才有希望。历史证明这些败类下场是死无葬身之地。
发挥抗战准后方的优势
淞沪战事爆发以后,华东地区形势吃紧,地处山区的仙居,相对平静些。这时本省许多单位掀起内迁,来到仙居避难的络绎不绝,除个人外,还有省级单位等,达1700余人。其中更多的是学校:杭州、宁波、台州等多所中学相继迁到仙居。在国难当头之际,伸出援助之手义不容辞,也是发挥准后方的优势,但贫困县房源有限,来者非常体谅,没有奢求,说住的吃的能将就就行。台州中学高、初中部约三、四百学生,安排在北部青尖山上的广度寺和三井寺里,师生动手改造寺院,修路、种菜,在山上一呆三、四年。民生中学借用横溪羊草山原小学校舍并自盖一些草房办学。宁波高工学生安排在高迁村的一处祠堂和民房里教学。其他台农、台州初师等,主要也都靠自力更生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仙居原只有一所初级中学,由刘风县长兼任校长。突然迁来六所中等学校,全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久而久之这些学校逐渐当地化,为当地培养了不少知识人才。抗战胜利前夕,学校相继迁回原地,留下不少教学设备和培养的本地师生,为仙居以后发展教育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那时的办学精神,艰苦的条件,坚定的信念,今天似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笔精神财富,值得继承,应该继承。
激励斗志的抗战歌曲
抗战时期,由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1937年入学后,老师教唱的首支歌曲。师唱我从,当初不明其意,但越唱越有劲,受到鼓舞,心想中国人要团结齐心,一定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唱了《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得知祖国大好河山被可恨的日本鬼子占去一大块,东北同胞失去家园,流浪和逃亡在外,怎么办?能就此待毙吗?顿感热血涌上心头,决不能让小日本逞凶,要学好本领和鬼子拼才是出路。当我再唱聂耳创作的《毕业歌》时,小学即将毕业,自问能“担负起天下兴亡”之责吗?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这些对我后来增强读书自觉性和办事责任感,起了重要作用。
歌曲是动员令,是感召书,是粘合剂,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现在散沙不散,团结增强,洗刷了中国人被人耻笑如“散沙”的历史。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就商定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在正面战场上抗击侵略者,也用土办法,穷办法,开展游击战、地道战、运动战等多种形式消灭敌人。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下,终于打败鬼子,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侵略者受到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结束语
上述初浅回忆,仅表示没有忘记过去。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将举行隆重庆典,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团结一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同时我们应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作者单位:商务部地坛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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