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儒
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开始,中国空军第1大队(轰炸队)、第3、第5大队(战斗队)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以桂林为基地,与我军陆战部队和敌后游击队紧密配合,给予向湘北进犯之敌和敌后方空军基地以沉重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失败,经过3年的战备,于1944年集结了实力雄厚的陆军部队,以武汉为基地,向湘西发动了第四次进攻。对此,我军也调集了精锐的陆空部队,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使敌人再次遭致失败,敌空军作战飞机大部被我军击落。
记得1944年5月14日,我国出动B—25中型轰炸机54架,P—40战斗机27架,轰炸汉口敌军机场。在团指挥部下达任务时,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无不斗志昂扬。美国空军指战员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报仇心切。在受命完毕散队登机时,大家不约而同的髙呼我们同心协力,彻底消灭日本鬼子!”当时我是空军第1大队第4中队中尉领航员,与美籍空军中尉格恩斯同机,为第2小队的左翼僚机。我们机队穿过武昌东南15公里至武昌城边上空时,上下、前后、左右都是稠密的髙射炮弹爆炸区。旋飞抵汉口上空,发现18架敌战斗机正被我战斗机队追击,只见有4架敌机被击中冒烟下坠,其余敌机散队低飞逃走了。我们按预定的髙度和速度飞行,并结合风向、风力,准确地向指定目标投弹。然后,观察敌人机场的设施、仓库、油库等。与此同时,停在机场待修的10架敌机都被我炸弹命中,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冲天。在返航离武昌西郊约15公里时,又遇着一片高射火力区。突然,我机向左猛侧,我的面部撞在座舱右边的菱角上,鼻梁被撞歪,鲜血直流,疼痛难忍。飞机恢复平飞后,我一面忍着剧痛紧张地工作,一面掏出药物包好伤口。与我同机的格恩斯伸出手轻轻抚摸我的伤口,致以慰问当我们向舱外察看时,方知右翼中的油箱被高射炮弹击穿,有一个约6寸直径的洞眼,炮弹穿过时侥幸没有爆炸,4个油箱被打漏一个,所幸航程不远,影响不大。回到桂林机场后,救护车很快把我送到医务所诊治。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伤势好转。病愈后,我请求仍回队执行作战任务。
不久,日军企图夺取我西南战略要地芷江。自1945年春开始,日军先后三次进攻雪峰山地区。我驻守在芷江周围的陆军部队部署得当,勇猛善战,配合空军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湘西会战。
从1945年6月开始,湘、桂一带的敌军偷偷向北撤退,主要是利用清晨、黄昏、夜间行动。我空军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夜以继日地巡逻在湘西至武汉及粤汉、湘桂等运输线的上空,只要发现敌军的汽车、火车和部队,我们都毫不留情地俯冲轰炸或低空扫射,十有九中。
在整个湘西会战期间,我所在的空军第1大队第4中队奉令驻扎在芷江前进机场执行作战任务。会战结束后的8月1我和分队长申云麟同机,下午6时由芷江起飞,巡逻至芷江东北90公里的公路上空时,发现36辆敌汽车正由南向北行进。敌人发现我机后,急忙停车,车上士兵纷纷跳下车向两旁树林内躲避,我们当即向敌军俯冲轰炸。与此同时,也隐约看见敌军中有几支步枪向我机射出的微弱火光。在第四轮扫射时,一颗子弹从我左耳上挨头皮穿过,伤痕约有2厘米长,鲜血沿着左耳直往下流,当时我没有惊动伙伴,悄悄掏出药物将伤口包扎后继续战斗。在第六轮扫射后,敌军已无动静,敌汽车大部分被炸毁,尚有16处还在冒烟,我机上升回航。回到芷江机场后,我们下机检杏了机身,发现从座舱至机翼、机尾共中了7颗子弹,机尾还挂着两根长约1丈2尺的电线,真是危险极了。在同机伙伴的陪同下,我到药务所清洗伤口。队里战友得知我受伤了,都来看望。10天后,我的伤口已痊愈。此时,正是日军投降的日子,我感到万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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