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受降亲历记
来源：《炎黄春秋》文/张彦   2014-10-11 17:30:06

　　那时，我是23岁的小伙子;如今，我已经是83岁的老头子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1931年，“九一八”日本铁蹄踏上我东北三省时，我才9岁。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停在南京江边的日本军舰的炮声隆隆震得我们家的玻璃窗直发响。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15岁，初中刚毕业，就跟着父母开始过逃难的日子。一家大小十来口人，从南京逃到武汉、长沙而重庆，被日本飞机的轰炸赶着走，八年啦，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甚至，我到了大后方的云南昆明上大学时，也免不了正上着课也要跑警报，在树林里眼睁睁看见日本飞机往下扔炸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所受到的伤害，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在所有中国人身上塑造的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笔无可估量的巨额财富。

　　194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投笔从戎，但总想为抗日战争直接做点什么。当时，盟军设在昆明的美国新闻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有个“心理作战部”(OSS)，专门负责制作各式各样的传单，用飞机在日伪军所在地区分撒，以瓦解他们的军心。那年暑假，他们特别到我上学的西南联大来招考大学毕业生参加他们的工作，我和同学周锦荪主动应试，结果很幸运被录取了。于是，我们俩穿上美军咔叽布服装，戴上鸭舌帽，在美国军官罗克武德(Charles Rockwood)领导下与一名准备做日俘工作的日裔美国士兵阿勒克斯(Alex)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开着一辆装有发报设备的大型军用吉普，由昆明出发，直奔湘西敌占区的边缘地带。任务是以“美国新闻处记者”名义，采访从敌占区出来的人们，了解关于日伪军情况，以英文迅速给总部发回素材，供昆明制作各式各样文字或漫画的传单，借以进行心理作战。我们感到，能够直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出点力，哪怕很微薄，也是莫大的荣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邻近日军占领区的湘西沅陵县一家旅馆里敲打着英文打字机，急着要完成一篇关于日军最新动态的报道。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音。我连忙丢下打字机，就往外跑。跨出大门，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大脑。奇怪的是，我自己也随之失去了控制，跟着人的潮流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无形中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疯狂地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跳呀，唱呀，走呀。路旁，摆杂货摊的，卖水果的，都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欢迎大家来随便拿!随便吃!”八年了，亿万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谁都有一本要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无法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我一生中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紧接着，我们的任务也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总部命令：我们这个携有发报装备的小组立即开往芷江，去为美国新闻处向全世界发布日本军方代表前来接洽投降事宜的重要新闻。

　　位于湖南南部的芷江，地方不大，当时大约只有几万人口，但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建有较大的机场。早在1938年，援华抗日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就驻扎在这里。后来，美国第14航空队，也就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也以此为其基地。但是，这样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受降之城。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举行受降典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就绪。会场设在一栋由营房改装的黑色西式平房，会场前方马路两旁扎有木板牌楼，中间嵌有一个象征胜利的巨型V字，上端扎有“和平之神”四个大字。会场前面广场上，四根旗杆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内，正中墙上悬挂孙中山像，上面和左右挂的是“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横联和条幅。上面一排主座是中美受降大员的座位，下面面对主座的是为前来面呈降书的日军代表准备的一排座位。两旁的座位是为有关官员和记者准备的。整个会场并不宽敞，但是十分庄严肃穆。

　　8月21日，风和日丽，天高气爽，机场内外，戒备森严。上午11时许，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全权代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一行乘坐的专机，在我方三架战斗机自常德以来的导航下，到达芷江七里桥机场上空。该机绕机场低飞以示敬意，然后徐徐降落。飞机两翼按要求作为标志所挂的红色长布带，已经被风吹得所剩无几了。在飞机旁等待他们的是四辆军用吉普，除第一和第四辆负责引路和监视外，中间二辆供日方使者乘坐的都插有象征投降的白旗。此时此刻，机场上虽然早已聚集着来目击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上千的人群，但是喧哗声早已平息，除了新闻记者摆动相机的声响外，鸦雀无声，一片肃穆。经我方宪兵登机检查有无武器和违禁物品后，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头戴硬壳帽，脚蹬马靴，身着草绿色哔叽军服，佩带军刀，戴黑边玳瑁眼镜，面带戚容。只有在得到我方负责监督的一位少校军官口令允许后，他才和他的参谋、译员以及飞行员等8人徐徐走下飞机，排成一行，等候检查身份证明。这时候，一个个狼狈不堪的窘态，可想而知。昔日“皇军”不可一世的那种威风，荡然无存。一大群新闻记者的相机，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及时地收入镜头，直到他们乘坐的吉普被引导朝着接待降使的招待所开去。专门为日本降使准备的招待所是两栋木板平房，板壁上涂有很大的白十字标志。房间内陈设简单，但很干净、整洁。被褥、席子以及日用器具，都是新的。

　　下午三时，在受降典礼开始之前，会场正中已坐着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两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赫赫名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等人，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一部分没有获得坐位的只好站在门外了。在日方投降代表到来之前，萧毅肃事先交代各项应注意事宜，并宣布三点：1)今天在场记者不得发问;2)日方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3)中方发言都先译成日文再译英文，日方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英文。

　　下午四时，典礼正式开始。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及译员木村辰男四人，身着军常服，足登长统马靴。除翻译外，另三个都配有参谋军官绶带。当他们走到会场门前时，立即自动停步，等候命令。直到萧毅肃示意允许，他们才进入会场，然后脱帽、立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萧毅肃首先宣布，自己今天是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本降使，并要求对方出示说明身份的证件。今井立即立正答道：“本人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参谋次长今井武夫少将，奉命来晋谒中国统帅接洽投降的全权代表。”并随即呈上他的正式委任状。萧审阅证件后，今井即遵照命令交出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并呈上日军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图。当日军参谋和翻译站到桌前说明彩色概要图内容时，记者们蜂拥而上企图拍照摄像，但是立即被冷欣给制止了，因为这是军用地图不许拍摄。

　　接着，萧毅肃随即将发给驻华日军最高指挥长冈村宁次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今井武夫带回去转交冈村。根据三种语言的朗读，备忘录主要内容就是列出日本海陆空军在执行投降命令时，应注意的各项任务以及中国战区各个分区受降地点的详细规定和图表等等。然后，日方降使即在《受取证》上用毛笔签字盖章并呈上。大约下午4时50分，受降仪式结束。日本降使随即起立、鞠躬，退出会场。

　　至此，萧毅肃宣布投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从旁听房间走出，听取萧的报告，验看一切有关日军投降的地图文件，同时接受众人趋前表示的祝贺。当晚，美军柏德诺准将设宴庆祝胜利。何应钦即兴发表讲话，宣布自投降之日起，中日双方即停止敌对战争状态。

　　正式的受降仪式虽然如此简短，日本军方代表却在芷江停留了52个小时才原机飞返南京。在此期间，彼此双方都没有闲着。中国各方的将领们都在频繁开会研究全国各地日伪军投降的处置问题，同时就随时让下级军官与日军投降代表进行具体细节的磋商。此中，还包括一个重要节目：作为中国陆军最高长官的何应钦单独接见今井武夫，所谈内容就不得而知了。虽然根据请示在重庆的蒋介石，受降的签字仪式改在南京举行，所有受降的具体安排部署均已在芷江准备就绪。23日晚上，何应钦为庆祝胜利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包括传媒记者也在被邀之列。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尴尬的何应钦只能支支吾吾以“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搪塞过去。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已经潜伏着内战的危机了。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曾经充当日本侵华大特务土肥原的得力助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今井武夫，在芷江受降中所表现的狼狈不堪，至今仍历历在目。然而，当今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却不顾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顽固地坚持去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18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的一位大臣，甚至公开地否认屠杀了几千万中国和亚洲生命的战争，不是一场侵略战争，激起了世界公愤。今天，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不能不特别警惕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一定要坚决予以遏制和制止。历史是不允许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