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容：回忆抗战时期贵阳高中的爱国民主活动
来源：刘容   2017-05-04 11:36:04

　　1940年至1941年，我曾在贵州省立贵阳高级中学读书。贵州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简称“贵阳高中”，是今天贵阳一中的前身。当时的贵阳高中是男校，我原在贵阳女中读高一，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贵阳城，给贵阳人民造成严重灾难，贵阳各中学不得不迁往郊区或邻近各县，贵阳女中迁往花溪，贵阳高中则迁往修文县。我当时随贵阳女中到了花溪，我的父亲刘方岳先生是贵阳高中的教师，全家都随他迁到了修文。本来贵阳高中只招收男生，当时为了照顾教职工的实际困难，才招收了几个教职工的女儿，于是我便转到贵阳高中来读高二、高三。

　　1940年我转学到贵阳高中时，该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有的已毕业离校，有的因各种原因不再就读于该校，校内的学生党员已所剩无几。于是中共贵阳县委决定从其它中学抽调学生党员转学到贵阳高中。当时由从贵阳县中调来的李正裕、从贵阳女中调来的华丹鹑和我组成贵阳高中的中共地下党支委会，其他党员则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

　　当时贵阳高中的校长是刘薰宇先生，他是全国知名的学者，是开明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独裁很反感，对进步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经常给予支持和保护;贵阳高中的老师大多是德才兼备的长者，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也都表示支持;贵阳高中的学生大多是品学兼优的青年，对抗日救亡活动都很赞成，部分学生还自愿地积极参与。

　　我们地下党支部建立后，便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们组织起歌咏队，演唱《歌八百壮士》、《流亡三部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歌曲;组织戏剧社，演出《兄妹开荒》、《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当时大家都对民族存亡、国土沦丧有着切肤之痛，自然对这些活动表示认同。我们还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进步书刊，坚定大家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抗日救亡的热情。

　　然而，贵阳高中校内的抗日热潮，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校内的三青团散布谣言，打击进步力量，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一定的阻力和压力。特别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一边诬蔑、屠杀抗日的新四军，一边加紧打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甚至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这股反动逆流也伸入到贵阳高中来。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李正裕、华丹鹑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回家度寒假去了，我则留在修文家中。有一天，我接到华丹鹑从贵阳寄来的信，叫我急到贵阳，说有要事相商。我当即赶到贵阳，华丹鹑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党组织命令我们急速撤离。有几批同志已经撤退到了广西桂林，她没有走是为了留下来等我一起撤离，而且党组织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撤离时要去找的接头的党员和地址。但等我们去找时，这位留下的党员也已经撤离了，我们走不成了。无奈之下，华丹鹑和我商量，让我回修文去等着，她留在贵阳再想办法找关系。可我回到修文后，一直没有等到华丹鹑的来信，却等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我的坏消息。

　　当时国民党省党部召开了贵阳各中学的校长会，让中学校长们帮助他们去抓捕进步学生，并当场公布了要抓的学生名单。我们的校长刘薰宇先生一听说黑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当即赶回修文和我父亲商量该如何应对。当时情况很紧急，要让我离开已经不可能。于是刘薰宇校长提出由他出面去找两位老师和他一起担保我不是危险分子，并在群众中制造有利于我的舆论。刘薰宇先生找到了国文教师赵伯愚先生和校医何蔚然先生，并征得了两位老师的同意。来抓我的国民党特务找到刘薰宇校长后，刘校长便对他说：你们要抓的刘容容我很了解，在这个绝大部分都是男生的学校里，她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生，每天上课来下课走，怎么可能是什么危险分子?这种情况是全校师生有目共睹的，我可以再找两位老师和我一起为刘容容作担保。这个特务也是贵阳高中早期的毕业生，他很了解刘薰宇校长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再看到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和刘校长的说法一致，他不敢强行抓我，只得空手而归，向他的主子交差去了。我就是这样在刘校长和老师们的保护下逃过了这一劫。

　　解放后，贵阳高中与其他学校合并成贵阳一中，刘薰宇先生担任贵阳一中的首任校长。1952年，受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之邀，刘薰宇先生来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副总编辑。当时我随我爱人刘默耕也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同在一个大院里，我们经常去看望老校长。

　　现在回想起来，刘校长和众位老师这样保护我，并不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使然，而是因为师长们都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他们是在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的危急关头不去抗日反而残害爱国青年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不满，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抗议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我对我的母校的师长们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表示极大的钦佩!我为我的母校有着光荣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传统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