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景忠：童年印象中的新四军
来源：《百年潮》2008年9月   2014-11-25 15:39:16

　　我1937年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没过几个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我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泰兴周围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两次攻打泰兴。其时,我已开始懂事。当我将童年记忆中新四军的情况与后来在研读历史资料中获得的有关知识对照起来的时候,觉得颇有兴味。

　　故乡泰兴城的沦陷

　　我家住在泰兴县城内。泰兴城紧靠在长江边,距江边最近的距离只有10公里左右。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冬,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江苏省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陆续沦陷。

　　泰兴城1940年1月16日被日军占领后,驻有少量的日本兵。我五六岁时,才开始记事。但那时候,兵荒马乱,家里也管得严,我基本上不出门,更没有出过城。懂事后,我只听说,日本兵在城门口站岗,过往的百姓见到日本兵要向他敬礼。日军来后,到处找“花姑娘”,奸污妇女。日本兵挨家搜查,我家邻居洪先生的妻子(我们叫她“洪家嫂嫂”)躲在房间里帐子后面,但还是被日军搜查到,被奸污了。为躲日本人,我母亲带着孩子躲到乡下我姨母家去了,待后来秩序稍平静,才回到城里。我家有个姑奶奶,吃斋敬佛。听说日本人是信佛的,每当日本兵来,事先我姑奶奶即坐到堂前(厅堂),敲木鱼念经,以此来应付避祸。洪家嫂嫂后来经常哭泣、流泪,因身心受到日寇摧残,没过多少年就去世了。这也是日军侵华暴行之一斑。

　　当时泰兴城内还驻有汪精卫伪政府属下的“和平军”。驻军的番号是第十九师,师长叫蔡鑫元。他手下有个副官叫沈龙飞,还有个勤务兵叫王德胜,就住在我们家隔壁。泰兴东北部的新四军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支队渡江到达江北后,在苏中地区发展,开辟根据地。泰兴县东北部,与如皋、海安、靖江等县相邻一带,都成了新四军的活动地区。1940年,新四军与韩德勤部队交战的著名的黄桥战役,就发生在泰兴县东北部的黄桥镇。

　　我二舅舅,叫季厚荣(后改名为季宽),大约初中文化程度,不知是不是在城内找不到工作,客居在县城东北面的杜家庄我三姨母季仪君(二舅舅的姐姐)家。与杜家庄相挨近的老叶庄,是新四军根据地的重要据点,那时中共泰兴县委就驻扎在那里。我的三姨父叶春煦家是个地主。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一般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我二舅舅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大概因为他有点文化,担任“财经”之类的工作。

　　我有三个舅舅,大舅舅、小舅舅都住在城里,二舅舅季厚荣长期住在乡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没有对大舅舅、小舅舅的印象深。我只记得他与另两个舅舅不大一样的地方。他嘴唇较厚,也不活跃,很少说话。可能这有利于他参加革命,工作保密。1949年以后,他在仪征县负责商业供销系统工作,勤勤恳恳,到20世纪70年代因病去世。泰兴沦陷期间,驻扎在泰兴的日本人很少,毕竟“和平军”和伪政权人员都是中国人,“和平军”驻在城里,与新四军占领的地区没有很严格的隔离,两方地区的老百姓是可以往来的。我家和我外公家在城里,我三姨母家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亲戚家往来并未受到什么限制。那时我四姨母未出嫁,常住在我三姨母家。她能认得新四军的一些干部,或者这是因为我二舅舅就在新四军里工作的缘故。

　　新四军占领泰兴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驻在小城镇的日本军队迅速向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集中。汪伪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迅速瓦解。日军从泰兴城一撤退,“和平军”没有了依靠,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司令员陈玉生率部于9月8日攻打泰兴,12日占领了泰兴城。

　　这时我已经8岁,开始记得一些事情了。新四军进城后,有两个干部住在我家。这两人一人姓戴,另一人姓朱。他们的职务,一个是教导员,一个似乎称“财经(干事)”。我家有间厢房,地面铺有木质地板,但没有床,他们二人就睡地铺。我印象中这两个人留有长发,穿的是便装,未穿军服。这或许是做地方工作需要的缘故。然而,我记得他们的腿上都打了绑腿。这可能是他们经常行军转移的需要,并养成了习惯。他们二人吃饭也在我家。我家境况贫穷,经常每天三餐稀粥。因他们二人在我家吃饭,中午常吃面条,算是改善了。据我姐姐回忆,这两名干部附在我家吃饭,并给我家“粮券”,凭“粮券”可到黄桥镇领粮。但新四军驻在泰兴时间很短,新四军从泰兴城撤退后,那时局势紧张,兵荒马乱,谁敢到黄桥新四军的粮库去领粮呢?

　　新四军在泰兴城时,有一次我跟着我的四姨母上街,走到正对着县政府大门的县前街一带。她指着一人告诉我说:“他就是县长张鹏举。”我记不清其长相和衣服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看到他穿着一双草鞋。在我们县城里,县长就是最大的官了。那时,一个县长竟穿草鞋,这足以表现出当时新四军的艰苦节约了。他看上去像个寻常人,穿行在人群中,未乘轿骑马,更没有警卫秘书前呼后拥,这是与以往大官们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我的印象特别深。后来张鹏举与泰兴县政委叶梯青牺牲。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城内旧夫子庙(孔庙,后改为“烈士堂”)前建了他们二人的墓。当时我在泰兴中学初中部学习。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追悼活动。我们的音乐老师殷才先生受命谱写了追悼的歌曲。

　　还有一件我印象很深的事。10月10日“双十节”(民国时期的国庆节)傍晚,在县城东部六角桥河东的公共体育场(现为江苏省泰兴中学的操场)举行庆祝会。不知是赶热闹,还是什么原因,8岁的我也跟着我家所在的西城镇的人去参加了(当时也要求各镇须集合一定的人数去参加)。会场主席台是专门搭成的,坐北朝南。我们从操场南侧进去,正好向着主席台的方向走。我之所以对这次庆祝会印象特别深,是因为看到会场的主席台上挂的人像。布景幕布上共挂了三个人像,中间是孙中山,右侧是蒋介石,左侧是毛泽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尚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加以当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最后签订了和平协定,通称“双十协定”。因此,这一年国庆庆祝会,也是庆祝“双十协定”签订的大会。看到这三个人的像,又听说这是庆祝国庆、庆祝“双十协定”签字,这是我一生政治意识萌发的开端。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政府军大部分还在西南地区,接收上海、南京的部队是空运来的。新四军在泰兴城内驻了两个月左右,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陆续开到长江下游一带。新四军就开始从长江沿岸撤退了。新四军撤出泰兴城时,非常秘密。听说事先将在泰兴城内流通的“抗币”(华中地区新四军发行的货币)收集起来装进了麻袋。临走那天晚上,住在我家的老戴等人还在桥头与人闲谈,等到第二天,就看不到新四军人员了。原来夜里人们睡觉时,新四军秘密撤退了,可见他们高度的纪律性和保密意识。

　　我父亲当泰兴镇长

　　新四军占领泰兴城时,我父亲当过镇长。我父亲名叫曾益斋。从我祖父起,家里就开一个小杂货商店。我父亲颇通文墨,其学识当不亚于现在的高中文化水平,能写会算,办事认真负责。日本鬼子到泰兴之前,地方人士就推举我父亲当泰兴城区西城镇(泰兴城区分八个镇,西城镇为其中之一。1949年后分为“民主”、“联盟”两个居民委员会管辖)的保长,后来当镇长。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地方人士推举出来,代表居民应付县区政府的代表。上面有捐税任务派下来,他就找些有文化、有影响的人商量,确定向一些“大户人家”(富裕有钱的人家,如周绍西、陈孝宅、潘震孝、张彦超等或收租,或开店)摊派,以应付上面。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受到惩处。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任务没有完成,父亲事先得知要来抓他,就跑出去躲起来了。家里由我家姑奶奶和邻居几个老太婆坐在那里。日伪军跑来抓我父亲,找不到,便问人到哪里去了,几位老太太说不知道。于是那些兵就把几位老太太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泰兴话叫“扎手扎脚”。

　　1945年夏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进占泰兴城后,继续让他当镇长。我记得,在我们家南隔壁再隔一个门,新四军来后,没收了一家汉奸的房产,我父亲就在那里办公。他办公的房子里东北墙角,有一个粮囤。他负责收公粮,收公粮就收大米,大米存在那个囤子里。

　　住在我家的两个新四军工作人员,大概就是在我父亲管的这个镇指导工作。

　　新四军退出泰兴城后,国民政府军来了。开始,还到我家搜查,直查到床顶板,看有没有偷藏枪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好像父亲又当了很短时间的镇长。

　　大约到1946年七八月间,一天后半夜,他突然被国民党政府抓捕。抓他时,将我们家里的橱柜和桌子抽屉到处搜查遍,但也没有搜查出什么东西。当时,我家里的人都害怕得要命,担心他有生命危险。他被捕后,当地各阶层人士,无论贫富,都说我父亲是个好人,并愿意担保。不久他被保释出来。据说抓捕他的原因是:泰兴城外的新四军通过城里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通知他到东门城外一个地方去开会。他非常胆小,没敢去,但与会人员的名单被破获了,因此认为他私通新四军。这一点似乎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个名叫王家杰的人,与我父亲有点交往,此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解放军占领泰兴后,一开始就是王家杰当西城镇镇长的。我父亲胆小怕事,国民党政府也找不出他私通新四军的证据,于是就把他放了。我父亲后来重操旧业,开一个小杂货店,1950年春因病去世。

　　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之初,苏北、苏中一带,沦陷区、新四军的解放区和国民政府军的统治区,犬牙交错,并且不时变动,当地百姓不得不应付这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就像《沙家浜》戏中的那个阿庆嫂,虽然她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但也不得不与伪军司令胡传魁虚与周旋。《军事历史研究》有一篇论文说:两面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曲折的对侵略和暴政的反抗。这种政权形式的反抗意义是与整个的抗日势力存在密切相关的。”各种势力征粮征税,“迫使基层政权必须应对各方面力量,成为两面政权”。“民众经历了一次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军阀政治的血的洗礼……血管里流淌着善于周旋的血液”。“如果日军撤退了,游击队回来了,他们立即就会挥舞起青天白日旗来。”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有民族意识的。1942年,我虚岁6岁(5周岁)开始上学时,他不让我进伪政府办的公立小学,而宁愿让我读私塾,念古文。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念《古文观止》中的《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和李密的《陈情表》。我那么小,怎么懂古文的意思呢?但这可能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当时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无可奈何并力图躲避的心理。在时局变乱的形势下,他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和广大老百姓一样,希望过平静的日子。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的“双十协定”公布时,当了新四军干部的我二舅舅到我家来与我父亲谈心。他们在房间里谈了很长时间。年幼的我也不大懂,但似乎知道大意。我父亲表示,希望国共能长期和平合作下去,不要再打仗了。而我二舅舅则认为,形势很难说,今后还会有斗争的。现在,我读到陈丕显的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中说:“我记得‘双十协定’、‘停战令’公布前后,党中央曾向全党发布中国开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精神,是要求全党适应新的环境,从军事斗争向非军事斗争转变,而不是放弃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一再提醒全党注意内战危险的存在。”显然,我父亲的思想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希求和平的愿望,而我二舅舅肯定是接受了党内的指示教育。两人的思想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新四军二打泰兴城

　　果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内战即在一些地方爆发了。苏中地区是较早展开战斗的一个地区。1946年7月,发生了新四军攻打泰兴城和宣家堡的战斗。据《泰兴县志》记载:由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七纵队,共15个团两万五千人的兵力参战,歼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两个团及附属山炮营三千多人。这就是解放军军史上所称的苏中战役苏中“七战七捷”第一仗。

　　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对此次战斗记述稍详:“7月10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得到国民党军队7月15日将向苏中解放区进攻的情报。……粟裕同志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攻其不备,出奇制胜。”粟裕决定主动出击。当时“把首战目标选择在泰兴城和宣家堡。宣家堡是个小集镇,位于泰兴(县城)以北18里。”驻泰兴宣家堡之国民政府军为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之第五十七团。第八十三师整编前为第一○○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中国远征军,曾赴缅甸对日军作战。“第五十七团半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铁军之称”,“骄狂轻敌”。新四军“以长途急行军,将主力悄悄向泰兴境内运动”。7月13日,泰(兴)宣(家堡)战斗打响,新四军乘夜发起攻击,五十七团仓皇抵抗。新四军攻入城内,第五十七团“团部退入城角一座庙宇固守。经过两夜一天激战,一师彻底消灭宣家堡守敌;六师歼灭了大部分驻守泰兴城的敌人。预期目的达到,我军即主动撤出战场。”(陈丕显书中叙述这次作战只记第五十七团,而国民党政府军有两团参加这次作战,另一团的番号为第五十六团。据档案记载和我的记忆,刘光宇团驻泰兴时,其番号为第五十六团。)

　　这场战斗发生时,我已9岁,记得一点情况。时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当时我们只知道,新四军已攻入城内,正包围国民党政府军这个团的团部。团部设在城内的庆云寺(现泰兴第二招待所)。这座寺庙倒不是泰兴城的“城角”,而是在城内比较中心的地区,距城中心鼓楼大街街心向南三四百米左右,在城里南北中轴线略偏西三四十米处。我家住在城里,距庆云寺不到一里地,能听到战斗的枪声。当时我们看到,国民党政府空军的飞机飞来,飞得很低,飞得最低时有盘篮(泰兴话,由竹篾编成的直径一米多长的大笸箩)那么大。飞机从低空掠过,简直像要刮到老百姓平房的屋脊一样。那飞机带了炸弹,声音响得吓人,而且飞机果然投弹了。原来泰兴城的西门外有个发电厂(老百姓都叫电灯厂),就是这次被炸毁的。

　　那时天气非常热,为防飞机轰炸,我家房间里将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桌子上蒙上厚被子,把凉席铺在桌子下面。夜里,全家人就睡在桌子下面。当时那种恐怖的气氛,我至今还记得清楚。但过了两天,战斗结束了。人们开始上街,生活恢复正常。

　　当时也听一些人议论说,驻在泰兴城内的这个团是挺能打仗的。普通百姓当然不懂陈丕显回忆录中所说的新四军主动撤退的背景。他们只是分析,新四军都打到城里来了,这个团的团部所驻的庆云寺,面积不大,四周只筑了点防御工事,被围困两天,但最后新四军还是撤走了,说明这个团还是很能打的。这个团的团长叫刘光宇。虽然当时我年龄很小,但这个团长的名字还是记住了。

　　查找刘光宇的经历

　　2002年,我在研读抗日战争史资料时,偶然发现在湘西会战的战役资料中,提到一个名叫刘光宇的团长在这次会战中负伤。《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所载1945年4月25日何应钦致蒋介石的一则电报称:“养(22日)申,我19D(师)58R(团)猛攻响水洞(放洞东北廿公里),进展甚速。敌增援反扑夹击。团长刘光宇负伤,副团长继续指挥,攻占长冲(响水洞东北三公里),现正续向响水洞之敌攻击中。”我联想到,参加湘西会战负伤的团长刘光宇,是不是1946年在泰兴与新四军作战的刘光宇呢?这两个刘光宇是不是一个人呢?

　　可能因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癖好所驱使,很想弄清曾驻在我家乡的这位团长的历史。原来,曾驻扎在泰兴的刘光宇娶了泰兴城的一位女士李静娴为妻,生有一个女儿,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从大陆撤退时,遗留在泰兴,由其外祖父、外祖母抚养长大,亦随外祖父姓,名李玲。她一直在泰兴生活。我听说过这个情况。我想通过她了解其父刘光宇的简历,以判断与参加湘西会战的刘光宇是否为同一个人。哪知道,李玲对她父亲的历史了解亦不甚详。但她提供了她父亲刘光宇后来成了少将的线索。我想,刘光宇升至少将这一军阶,大概在台湾能查到他生平简历的档案资料。

　　后来,我托台湾的洪秀菊教授查询了解。经过反复多方的联系,洪教授终于从军事机关了解到刘光宇的简历,弄清了驻守过泰兴的刘光宇,即是在湘西会战中负伤的刘光宇。刘光宇的简历是:刘光宇,号平章,1912年6月13日生,湖南澧县人,他本姓伍,父伍干成,母刘文绣。刘光宇自幼过继母氏,故从母姓刘。早年在湖南津市、长沙读书,后转中央军校驻豫军官教育团,曾在陆军官校高教班、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过。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湘西会战等役。抗战胜利后,他的经历中有“固守泰兴”之役。1950年,刘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最后他的军阶为少将。1974年1月退役。他曾有原配夫人李敏娥,育有二子一女。后来他在泰兴娶的续弦李静娴,随其到台后,又生过子女。刘光宇将军退役后,移居美国。他曾回大陆故乡探望其子女。刘的女儿李玲亦到美国去探望过父母。现刘将军已去世。

　　刘光宇与夫人李静娴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身在大陆的女儿李玲政治上受到了牵累。她初中毕业后都未能升入高中。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因为是在台人员的眷属,被聘为泰兴县政协委员。

　　从童年时代新四军的印象,想到今天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胜感慨。中国近代的历史纷繁复杂。国共两党先是共同抗日,日本投降后,又发生了内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海峡两岸曾一度隔绝。随着对台和平统一方针的贯彻执行,两岸的交往日渐增多。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大陆访问,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握手谈判,共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和发展。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共关系的政治风云变幻,相互仇怨已成过去。大陆与台湾同为中华民族,人民是多么希望两岸早日统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