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琐记
来源：邵阳文史 作者：陶合林   2014-04-10 09:43:45

一     第一次逃难

生逢其时

　　我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一百天，当时出生地址是“邵阳县小东路上三里桥陶家院子”——一个祖辈修建的三合院（在今双清区人武部后)。童年和少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当年流行的一些词语今天已经不用了，如叫军人为“粮子”，当兵叫“吃粮”，某地驻了军叫“扎粮子”。我院曾一批又一批的“扎粮子”。还有不堪恐惧的“躲警报”、“走飞机”。日本飞机首次在县城炸死了人，城里人争相往乡里疏散，我家门前的石板路两日两夜走着不断疏散的人。我院也成了城里人疏散租住的好地方。经常见到披着红十字军衣的伤兵，他们在蛮不讲理时的口头禅是“老子在前方卖命”。还有从沦陷区来的成队难民。

　　我最先听到唱的歌，是几个穿白衣着裙子的女学生，在我院禾场坪的枣林下，唱“起来！起来！起来!”每唱一句“起来”，拳头向上举一次，用歌声把全院子的人吸引出来，听他们宣讲抗日。后来“九?一八！九?一八”的歌声听多了，被我们儿童移植过来，莫名其妙地成了互相打闹的“揪一把”。我认字不是从老书先生教我“人之初”开始的，而是我家路边侧墙上红底白边的标语：“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不可做!”开始的。

难民证

　　1944年夏，衡阳会战我方失利，邵阳吃紧，老百姓也面临要做“难民”了。当时的通用语叫做“走日本”，或“走日本鬼子”，也叫“逃难”。

　　当时由乡镇的“保”发给每人一张“难民证”，其上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等内容，面积约3×4平方市寸，盖有不记得是乡还是保的大方印。有人耽心是纸的怕湿烂，纷纷自己买上白竹布，到保上重新刷制并裱起来，有的还涂上桐油。有的还多制一两张，以防丢失。其实，后来只在去桃花坪的路上,见岗哨抽查过1-2人，没有用过。

日军投弹

　　1944年农历7月下旬，传闻日本人已到佘田桥、廉桥了，但还有很多人在观望，希望能出现转机。一天凌晨约三、四点钟，一架日本飞机偷袭邵阳城。开始在上空盘旋几圈，已离去无声响。有的人家开始点灯（战时防空灯火管制，紧急警报后不准有明灯，光明电灯公司也只供电到晚上12点止），突然，日本飞机又返回来了，在铁炉巷口（今跃进路）丢下炸弹，引起熊熊大火。后来有人责怪点灯过早，暴露了目标，才引起日本飞机返回丢炸弹的。

　　其时，我父亲与人合伙在二铺上（今大众电影院上首20米处）开布店，我随父亲进城读书。炸弹落点距我家店铺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屋瓦都被震下。飞机去后，义务消防队奋力救火。天亮后，火被扑灭，烧死了名商陶干卿的哥哥陶勉夫。原来人们对“逃难”还有些犹豫不决，这次炸弹促使人们下了决心。父亲也立即歇业，把货架上的布疋打捆运往老家。我也回去，在“官山”（今铁沙岭小学处）碰着祖父和堂兄弟各自牵一条耕牛，说是一齐到西路梽木山堂姐夫家去“躲日本”。

逃出“圈子”

　　那时，我老家院子里扎了一个连的国军的“粮子”，是守卫佘湖山和马鞍山一线的。好像大多是新兵，平时除了集体出操外，不准出院子一步。伙食很差，在我们吃饭时，有些兵偷偷从窗外伸进手来讨菜吃，怪可怜的。大人们说：“这样的兵何能打仗罗！”形势十分紧张了，这些士兵开始往佘湖山上一箱箱运送子弹和手榴弹了。同时也到远郊據抢老百姓的鸡鸭冋来吃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不能留给日本人吃”，也可能是在临阵前吃几餐好的为之一死战的心态使然。抗战胜利后，我在佘湖山上牧牛，还见到一些骷髅和森森白骨。可怜的无名英烈啊！

　　战事即将来临，一些“军事通”说，至少要过了资江河，跳出这个“圈子”（防线）才较安全。父亲也在作出紧急疏散处理:把放红薯的地窖清理好，垫上稻草，铺上席子，把仓库的谷子挑到窖里，上面用土盖平。把食盐埋在后面园子里。吃了中饭，请人挑着货物行李，从关门口（在今资江一桥处）过浮桥，与外婆—大家（三小家）在当时的汽车西站会集，步行到新滩镇，住在—家磨面灰的店里。晚餐，大家围着一副石磨吃饭，父亲见景动情地说：今天逃难，大家团团圆圆吃第一餐饭，吉利吉利。值是，逃难至何处？举棋不定，只是为“过河”急急忙忙跳出“圈子”。一种意见往乡下山中跑，一种意见往武冈跑。故第二天只走到枫林铺一个姓孟的开布店的老家住下。好在刚秋收，把稻草在他的堂屋里和阶檐上一铺，几十人挤着席地而睡。

邵桃路上

　　当晚在孟家，父辈们决定往武冈走，尽竹父亲牵挂在梽掠木山的祖父也无奈。第二天清晨就上路，沿邵桃公路西奔。其时我外婆年近七十，祖母年过六十，母亲抱着不足一岁的小弟，而且她们的脚部是“三寸金莲”，真是名副其实的“扶老携幼”。我用当时盛行的“防空袋子”背着自己的几件衣服，提一个桐油灯盏——其时不可或缺的照明器物。沿途像我们这样的“难民”络绎不绝。当时正征调农民挖断公路，即每隔20米左右，挖2米宽左右的深沟，中间留一米宽左右过人，使汽车不能通过。我们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因已不能通过，横在那里。有认识此车的难民说“车是岳宏群（任过邵阳警备司令的岳森）的”。公路边种的凉薯、包谷，有些难民也去挖摘了。农民来制止，难民说：“你要留把日本鬼子呷啊!”农民无可奈何。当天走到周旺铺住下，第二天到达桃花坪，在此休息两天。

逆水石江

　　父辈们认为这样走，老的和小的吃不消，于是在河边租了小船，我家和满姨一家共10余人，加行李、货物，挤在一条小船上。船还未动，遇中央军校二分校的校警团从邵阳卸防回武冈，从桃花坪过河，把我家请的一个挑夫抓去了。原来二分校校警团在邵阳城驻防时，有一个排在我家院子驻扎过。排长姓何，北路严塘人。父亲从尚未过河的队伍中找到这位何排长，他也无办法，因为抓人的部队已过河，父亲把名字告诉他，请他过河后帮帮忙。后来这位挑夫在夜宿中偷偷逃跑了，他知道船会在石下江靠岸，所以又碰着了。

　　当时逆水逃难的船只特多，加上发洪水，过筒车坝等航道隘口时，要排队等候几个钟头。有的船干脆把货物临时卸到岸边，再返回桃花坪装货。其中有卸在岸边的邵阳县酱园的辣酱甜嵌等。有些在船上等候的难民正无菜吃，于是这些酱制品成r无偿供给品，附近农民的包谷、蔬菜也要遭殃，看守人员来制止，还是得到一句“你要留给日本鬼子呷呀!”

　　这样走走停停，第三天才到石下江。船上十几个人，实在不能睡下，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和被子，借农民的牛栏楼上和偏柴屋睡了两晚。

二     落脚山门

　　山门是个好地方在石下江住了几天，父辈们最后决定去山门：一是山门不靠公路，偏僻；二是山门靠近雪峰山，遇紧急情况可往山中跑。先由我父亲率我们小家去山门打前站，租房子。稍后其他老小坐船，青壮走路去山门。石下江到山门只40华里，我们整整走了—天，当晚在“桂林客栈”住下。

　　当时山门没有军队，难民也不多。镇附近的大院落群很多，租房子容易又便宜。我们在伙铺只住了两三天，就搬过离山门南街口半华里远的尹家大院朝门屋里住下了。也在镇东街口一邵阳人李某开的“济民诊所”后院，为外婆舅父们租了一栋房子。大舅妈一家、满姨一家与我们在尹家大院朝门屋里比邻而居。这个尹家大院有四进，两个天井，由厢房、猪牛栏屋和两个朝门包围成长方形大院落。他们家养了4条耕牛。尹家老大住后院，老二与我们住前院，他们的父母住厢房，楼房只放柴草。对我们还比较厚道。

　　当时山门确有世外桃源之感。满田垅大多种的是一种土染料——蓝靛，绿油油一片。大家住在这里，心情也比较平静。祖母、母亲、妹妹为难民开的袜子作坊绞袜子边，每绞一打，可得两块豆腐干子钱，平均一天每人可绞1.5?2打。

祖父去世

　　祖父下落不明，始终是我家一个阴影。一天，经过桂林客找，老板递给我一封信。信是从六都寨，由别人代笔以祖父的口气写给父亲的。我立即飞报父亲，祖母更是喜极而泣。原来是这样的：祖父原以为“躲日本”很简单。他除了牵头牛走亲戚外,什么行李也未带，“钱”也不多。他相信我们随后也会去的，那知事情起了变化，梽木山也躲不住了，他就随堂叔一家以及老家附近的多户乡邻，组成几十人的逃难大军，辗转走到了六都寨。亲友劝他把牛卖了好，既可解吃饭等燃眉之急，也可免牵牛逃难之负担。祖父十分舍不得，后同意只能卖给农家做耕牛，不能卖给屠夫杀掉。哪知大家欺骗了他，卖后即当即宰杀，气得我祖父流了泪，停了一餐饭未吃，还为牛烧了纸钱。这事引起了一个也是邵阳难民的好奇，便来探听究竟。从老头“姓陶”，“陶家冲的”，提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和布店字号，一下子就全不费功夫地了解了情况。原来此人是我父亲店对面一家也是布店的“先生”（店员），他路过山门时，与我们同住桂林客栈。他立即代祖父写信，说“巴掌大”的山门，只要信到桂林客栈，一定会收到。第二天父亲启程去六都寨接祖父，离开两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又团聚了。只是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于1944年农历12月，祖父病逝于山门，享寿不足65周岁，临时用一个木匣子葬于山门义山。

往返沦陷区

　　山门逐步喧嚣起来了，难民越来越多，军队也越来越多，但是前方战事相对平静。说巨口铺、小溪市是国军控制，到石马江、和尚桥就有日本人了。沦陷区的老百姓和这里的难民，往返于邵阳县城和山门之间的日渐增多，传来了家乡的情况。如哪条街、哪些人的房子被烧了，日本鬼子在什么地方杀了多少人，什么人被打死了，以及日军强奸妇女等种种暴行。也传来了我小姑母不治病亡的噩耗，使得祖母经常避着我们流泪。

　　大约1944年农历十一月，父亲也偷偷回了一次邵阳。所谓“偷偷者”，主要是不敢与我们同住的国军说这件事，怕他们说是“通日”。其实他们也心知肚明，没有点破而已。老家的土里，还有未摘的熟干了的红大椒，父亲请人摘下来带到山门，其中用10斤干大椒与他们交换1千斤柴火。埋在窖里的谷子和园里的食盐早已荡然无存。家具农具几乎完全散失，木床架子均被烧毁，仅存床墩子。为祖父母做的两副棺木还在，父亲请人移到对面山上一户人家，把残存的家具农具也寄放在附近人家。

　　1945年春节后，父亲归葬祖父灵柩回邵阳。起程3天，相识的邵阳难民和亲友，从义山起坟，送到山门街口。由于父亲穿着孝服，后面抬着木匣子灵柩，遇国军岗哨和日本岗哨，基本没有受到麻烦。父亲还在邵阳请了和尚做了两天法事，换了棺木，葬祖父于南门外陶姓蛇形山（今市委宝庆山庄下首）。出殡时,为免逍空袭，特雇一条船从南岳庙（今邵水桥处）过河，避走大街。

　　办完丧事，父亲与亲友安排祖母回邵料理种田的事，因为春耕已临近。大概在农历二月中旬，祖母与堂叔一家从山门乘船回邵，还比较顺利，船一直到向公滩（今市一中对面马鞍山下）上岸，住到老家对面山上原土边堆放肥料用的灰屋里。

山门的军队

　　我们前后接触过三支军队。

　　第十九师：我们到山门三个月左右，十九师来此休整。离我们所住大院后面约300米的另一个大院，驻有一个团部。我们住所的后院，住了团部直属的“特务排”，专为团部站岗放哨。前院与我们住在一起的是团部直属的“火箭筒排”，30多人。由于是团部直属，排长为中尉，享有连长待遇，配有勤务兵。士兵说，特务排长是团长的同乡亲信；火箭简排长是中央军校毕业生，不到30岁，不苟言笑，只偶尔为士兵训训话，指挥操练均交给班长们。平日只在他的单人宿舍活动，女人们说他是“大姑娘坐绣楼”。全排有两架“火箭筒”——两个直径约十厘米，长约一米的并排绿色圆筒，射击时把两个圆筒对接起来，前筒由一个士兵用肩扛着，等于支架；后筒由另一个士兵掌握射击，炮弹落点均有火焰，这就是我们在雪峰山上看他们练习实弹射击的情况。是当时美国支援这个团的惟一“新式武器”。

　　这支部队对难民也还算“关照”。原来我们去雪峰山打柴，当地老百姓只准我们去半山腰以上砍茅柴。十九师来后，他们只就近砍大树，只要好烧的，不管是当地禁伐的风水林也要砍。我们有时便拉他们的大旗“作虎皮”，跟在后面一起去砍大树。一次，当地老百姓相约十余人，一声吆喝，前来围抢我们的斧头。我们只得说是来帮“老总”（当时老百姓对军人的尊称）砍的，士兵也挺身予以承认。老百姓明知是假，也无可奈何。

　　住家的“堂屋”是火箭排的教室。里面有武器结构挂图和操练知识图片。祖父去世时，父亲要求排长借堂屋作灵堂用，排长当即应允，还把章排人带出去拉练几天。

　　我堂叔自制低档手工卷烟，由两个堂兄弟各提着一个篮子，加上一些麻糖之类，到各军营去卖。尽管有些官兵“逗伢伢”，把烟塞进袋子里扬长而去，但最终还是笑嘻嘻地回来交钱。我堂弟手背长了一个大脓包，每次我陪他去团部的卫生院诊治，说是“难民”，他们就很热情地免费清洗换药。火箭筒排与我们同住四个月，1945年3月初，开赴邵阳前线去了。十九师是我们遇见过的“国军”中印象最好的一支部队。

　　第七十四军：十九师转防后，紧接着而来的是七十四军。他们把我们从原住的“朝门屋”全部赶到后院挤住。朝门屋依次挂了“军法处”各室的牌子，每个室都装了电话。与我们相邻的一个大院，是电话交换处，满田垅都有竹杆临时支起的电话线路。在军法处的都是“官”，大多挂“黄边边”符号（当时符号的边，分士兵白色、尉官蓝色、校官黄色、将官红色），有的手上还有金戒指和手表，这在当时是很少的。卫兵和打扫卫生的，都是别处轮流派来的。与我们相处不到一个月，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我们又第二次逃难了。

　　我曾在窗外看过他们两次审讯。一次审讯一个日俘，问完话后，日俘把鞋子脱下，用两个手指从鞋帮中穿出来，苦笑着说：“开咯，开咯”，似乎央求换一双鞋子。军法官写了一个条子给押解人员押走了。还有一次审讯从邵阳城走出来的少年流浪乞讨人员，是路上岗哨盘查没有难民证，说他们是“日本间谍”而送来的。这些“伢子”也胡说一番。军法官审讯后只摇头苦笑。后来在洞口街上又看见这几个乞讨者。

　　第六挺进纵队：陈光中的杂牌军，其司令部设在镇外张氏祠堂。它号称有三个支队（团），由陈光中的把兄弟任支队长。当时有“招兵人股”的说法：能招一个排（小队）的当排长，能招—个连（中队）的当连长。没有统一制服。枪枝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据说陈在江西围剿红军，当六十三师师长时隐藏了几十枝“花机枪”，埋在儒林街他的花园里（今省祁剧院宿舍处），他派人偷挖出来了。从山门街口到陈的司令部路上，沿途岗哨配的武器，就是这样的“花机枪”，是陈当时最耀眼的武器了。二是他的老上司中央军校二分校校长周磐，送了几百枝学兵操练用的汉阳造步枪。从武冈接回来时，这支接枪队还从山门街上列队而过，以张声势。

　　其时，邵阳沦陷不断有人来投靠这位“老乡司令”，有的还带一把马刀或日本人的佩剑来作见面礼。于是按各人的自愿或所在乡、保籍贯编一个番号，便成了什么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游击队员了。他们在山门吃几天饭，玩上几天，就要回到所列的中、小队去打游击。对他们不发武器，不发制服，不发饷金。这样时来时去的人很多，有些与我家相认识的人也顺便来拜访,谈些沦陷区和陈部的有关情况。

　　陈光中在山门，有闻风而来的老乡，也有望风而跑的老乡。邵阳城区巨商陶干卿原住山门，与我们住院只隔一丘大田。一天，陈光中刚来山门，骑着马，带着他的三姨太——“方太太”和大儿子——“求伢子”路过我们院前的小路。他要随从去通知陶千卿。陶干卿从家中飞步迎出，气喘吁吁地挥手呼着：“师长，辛苦了！师长，辛苦了!”忙迎进其家。经过我们院时，陈自言自语地对着我们一大堆人说：“你们也是邵阳来的难民呀!”因为我满姨原来就住在儒林街陈的公馆门口旁边。过不了几天，陶干卿全家就悄悄地去晃县了。据说他怕陈光中敲他的“竹杠”。还有一个在邵阳城开百货店的老板，在山门桥头摆了一个百货小摊，由13岁的小女孩看养摊子，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水灵。陈光中便着人去对他父母说，要娶他女儿作小老婆，吓得这位老板连夜逃出山门去安江了。

　　此外，在山门还有一支很不起眼的小军队。一天我在山门桥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穿一身与他很不相称的灰色棉军装，有符号领章，他说“当兵了”，就住在桥下面小街口的祠堂里。我跟他一起去玩。大门口好像贴有“邵阳XXX”字样的一个军队番号，30来人，他父亲是其中一个小头目。不久该部队就不知去向了。

三     第二次逃难

又是仓促出逃

　　1945年4月中旬，日军进犯，山门形势突然紧张。父辈们又有两种决策：一是往雪峰山中躲，一是往安江撤。已有部分货物行李运到约半天路程的山中去了,大家诚惶诚恐。最后决定还是往安江跑，又把山中物件挑出来往洞口赶，人员步行而去。到了洞口，已知洞口汽车隧道已堵，仅行人可通，请挑夫也很紧张了。幸遇从沦陷区结队出来在安江、洪江做小生意且相识的几个家乡人。他们与难民“反其道”回邵阳去，而前方战斗激烈，他们进退两难，滞留于此，父亲便请他们帮忙作挑夫，他们也落得有一个临时落脚点，两全其美。通过一个在洞口做布生意的老乡介绍，去一个名叫菱角溪的山中躲藏。沿途扶老携幼，挑箩挑担的难民，像上年逃出邵阳时一样不绝于途，有邵阳人，也有洞口人。在要道的两个隧道之间，一个穿旧军单衣、无军人符号的老兵，依石屈膝而坐，背靠石头，眼睛流有干血痕。小孩以为他是坐着睡觉。离开后，大人们才说那是死的。大人们还议论着这样的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是国军狠一点，日本人是打不进来的。

　　过了大弯约十里地，就到了菱角溪。我们在桥头离开公路进山，沿一条仅有很不明显踏痕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约五、六华里路，便到了有少许梯田、有一栋青砖围着的醒目庄园，临近有四、五户树皮盖顶的木架屋。我们全部住进了这个庄园。

险遭抢劫

　　听说庄园老主人是前淸秀才，有三个老婆。大老婆'二老婆已去他自家修的庵堂做尼姑了。三老婆比老主人小30来岁，每天同老主人在家念经拜佛一次。只有三老婆生了惟一的一个儿子，大家称之为“少先生”。主人曾在洞口街上开过布店，成为我们能来此的缘由。

　　这位少先生总爱宣称他这里“如何如何安全”，日本人不会到这地方，来了也很容易转移，经常打不怕的“包票”。有时又试探问我们有没有枪，有枪好防土匪。父辈们从他的话语中看出了“狼子野心”。大概住到第6~7天的一个傍晚，发现他家附近有些陌生人走动。本来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大人们感到异常。晚上皓月当空，发现他家院墙外牛栏屋里聚着七、八个人。于是大人们都不睡觉，点着灯。作挑夫的老乡们打起字牌来，不打的人都坐一处看牌，把扁担放在身边，严阵以待。老主人、少先生都已熄灯睡觉，父辈们暗地里从楼上窗口观察四周动静，见他家长工好几次偷偷地从少先生住房后门出进，沿月阴的土坎边往返于牛栏之间，大概是传递少先生的指令。这样一直俩持到凌晨3?4点钟，大概见我们人多势众，又没摸准我们是否有枪，不敢动手。聚集在牛栏屋里的人散去，消失在月色中。

　　次日淸晨，我二舅父带着一个人下山来到菱角溪公路边，这里有守桥的一个排的国军。大概出钱买通了这位排长，派了七、八个士兵，带了枪来，既帮我们挑行李货物立即下山，又起镇慑作用。少先生还不识趣地说着：“不走，没关系，这里是安全的。”调皮的挑夫则故意用话刺他：“少先生要注意啊!你家长工师傅昨晚上与一伙子人在牛栏屋里鬼鬼祟祟一夜，做么子事啊?”少先生顿时十分尴尬。

　　下山来到公路边，士兵当然不会做挑夫了，在附近高价请了几个挑夫，他们言定只送到江口，当晚还要赶回家，因形势太紧张了。沿公路几乎没有什么难民走动，临公路边的房子，有些也人去楼空。我们看见一个路边房子的阶檐下，赤条条的躺着一个人。大人们说，这个人死了，衣服被“剥鬼皮”（剥死人衣服）的人剥光了。

江口虚惊

　　当天走到江口，街上住满了军队和难民。晚上九点左右，忽 然有人喊“日本鬼子来了”。只见公路上有军人握着枪向汽车站方向飞跑。老百姓有的抱着铺盖卷，有的牵着牛往山上跑，鸡飞狗跳，乱成一团。大家恐惧到了极点，父亲到公路上去探个究竟。忽然，一个军人一把抓住我父亲的手说：“咳哟！你们到这里来了呀！不要慌，没关系。”原来是在山门与我们同住一院的火箭筒排的刘班长。他说，这是军队紧急集合去大弯抢运粮食。今晚12点，沿路的桥梁要炸毁了。目前日本人还在猛攻洞口隧道隘口，一两天内这里不会有事，他们正在这里布防。他还悲戚地告诉父亲：蔡班长在前线遇日军伏击牺牲了，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副上等棺木为其安葬。原来这位蔡班长，北方人，个子高大，嗓音宏亮，平日集合操练，布置任务，都是用他的吼声来完成的。有时我们小孩与士兵嘻笑吵闹，其他人喊不止，只要他吼一句，立刻被镇住。次日火箭排一些士兵，来我们住处玩，谈到蔡班长的死，都唏嘘不已。抗日战争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烈啊！第二天，在江口待了一天，我们这个逃难的亲戚团解体了。满姨一家不愿去安江，同其相识的邵阳难民往江口山中去了。我们次日清晨出发，到塘口便听到远处传来炮声。大人们说，日本鬼子从溆浦包抄过来了。我们当天过了棍木界，晚上住在大坪，第二天继续向安江走出。

喜闻又乐见

　　临到安江镇边，碰到一个叫卖《中央日报》的，父亲买了一张看，说有意大利墨索里尼被处死的好消息。再往前走，忽然看到公路边树下一个站岗军人，头带钢盔，身穿卡叽布制服，脚穿大皮靴，手握卡宾枪，却不是美国人。大家从未见过完全美国装束的中国军人，惊讶地看他，他却巍然不动。

　　转了一个下坡弯，能看到安江镇街了。见从街口出来一支整齐队伍，沿公路两侧单列前进。中间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高大马匹拖着炮车和其他辎重。穿着与刚才见到的哨兵完全一样。大人们一下明白了，说“这是远征军。远征军来了，不怕日本人了。”

　　当晚，我们住在一家邵阳难民合伙开的旅馆里。实际上有旅馆之名，无旅馆之实，铺盖都得用自己的。第二天，在厅堂里，过道上也见缝插针住进了远征军，那时天天有从芷江来的远征军在安江镇挤住。同住的远征军中有邵阳口音的老乡，他与父辈们谈缅甸战争，谈廖耀湘军长，喜形于色。也谈从印度飞回国内时，丢了好多东西无法带回，惋惜不已。我去戴他们的钢盔玩,好重的。他们向大人们出示假钢盔说：平日只戴假钢盔，是帆布涂上树胶做的，很轻很轻，与真钢盗一模一样。真钢盔只有进人战斗时才戴到头上。钢盔平日可做脸盆用，覆转来可做凳坐，还可用来烧开水。安江也有很多王耀武的军队，与远征军比起来，无论从武器装备、衣冠穿着、神采仪容都相差太远了。

　　在旅馆住了3天，父辈们东看西访，在一个叫“仁寿巷”的“刘寿春堂”古书店后院找了一栋木架二层屋租住，每户住约8平方米的一小间。

胜利在望

　　到安江不久，传来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人们分析着：日本鬼子来日不多了。同时雪峰山会战也陆续传来了好消息，说日本人在江口、月溪一带，躲到山林里，美国飞机围着山林喷洒汽油，后面跟着丟燃烧弹，活活烧死很多日本人及其马匹。到了6月份，传来了雪峰山会战全面胜利的消息。日本人又败退到邵阳去了，与会战前的阵势差不多。

　　对于雪峰山会战的胜利，老百姓特别是邵阳难民中有另一种传说。除了空军对日本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外，就是廖耀湘的部队在梽木界，架起大炮、机枪，警告说：前方国军若再不顶住日本进攻而退到这里，将被当作日本人一起打，所以逼得“常败将军”王耀武（王在难民中口碑不好，称之为“常败将军”）不得不在江口决一死战。

　　雪峰山会战结束，前方趋于平静，又有人往返于安江和邵阳沦陷区之间了。传来了有些人被日本人抓夫到洞口一线打仗的消息。我家附近一姚姓父子同时被抓夫，父亲在洞口被流弹打死，儿子只能就地在一个田坎下，挖一个坑埋“肉尸”。我同院一个堂兄，也被日本人抓夫挑子弹到月溪，幸而活着回去了。7月份，我父亲也从安江回邵阳一次，看望祖母。我的一个堂叔和堂兄，也从沦陷区来安江过几天“自由”日子。那一段几乎天天有邵阳来的消息。

美国飞机扫射安江

　　每天从芷江起飞的飞机，不断地往返于安江上空。老百姓都能看出飞机的不同作用：如果是重型轰炸机，周围有战斗机绕飞保护的，是去沦陷区丢炸弹；如果是单纯的战斗机，或加轻型轰炸机，是去战场支援战斗的。安江有一个沿公路边扩宽的临时机场，可以起降10来架战斗机。站岗的都是美国兵。我们有时去看飞机的起降。

　　安江每逢农历二、五、八日赶集。河边沙滩上有临时集市出租摊位。父亲拿些零头布疋和我一起去卖，但生意不好，一场下来，还没卖出“摊位钱”。后来赶集就自己拿块门板到街上摆摊。

　　由于安江上空是美国飞机的天下，老百姓从不耽心日本飞机的空袭。尽管也发过几次“警报”，但没有来过日本飞机。一天，正是赶集日，3架美国飞机在上空盘旋，这种司空见惯的事，谁也没有去注意。突然一架飞机向下俯冲扫射，令所有的人莫名其妙，引起一片恐慌。我们急忙收摊子，路过的一远征军说：“这是飞机上汽炮响，没关系。”他的话还未落音，第二次俯冲扫射又来了。好在只俯冲两个来回便扬长而去。后来人们竟相传说：一个美国人被打掉一只耳朵，第一纱厂一个人的肠子被打出来了。次日，当地的《中央日报》有个说法：“该机驾驶员是刚从欧洲战场转过来的，不熟悉地形，错把安江当作邵阳沦陷区了。”

“号外”频频

　　8月上旬一天下午，报贩在街上飞奔，叫卖“号外！号外!”我不懂“号外”是什么事，只见人们竟相购买。看了“号外”的人说：是美国人在日本丢了一颗原子弹，炸毁了他们一个城市。又有人说：原子弹好厉害，整个安江不要半个原子弹就会炸得“一坦平洋”云云。

　　又过了两天，安江再次爆出“号外”，是苏联出兵东北，摧毁日本关东军防线。人们感到抗日胜利指日可待。

　　又过了一个星期的傍晚，忽然“号外”满街，接着鞭炮声阵阵。“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人们奔走呼号，激情无限，很多人喜极而泣。整个安江镇沸腾起来了，军人彻夜狂欢。一些军人以对空鸣枪代鞭炮。五光十色的信号弹、照明弹，在安江夜幕的上空，交织成灿烂辉煌的图像，不逊于今天的焰火。连我们“眼闭多”（睡眠多）的少儿也兴奋到深夜不睡。第二天、第三天晚上，安江还有彩色信号弹、照明弹划破天空，以示庆贺。

瘟疫流行

　　过去只有三千多人的安江镇，这时聚集养很多难民，还有王耀武、廖耀湘的部队、美国盟军等，据说5月份一下激增到3万多人。难民能在任何屋檐下,有二、三平方米的地方，就会围上席子住一家人，卫生条件极差。6月份就发生了流行性霍乱，每天都有死人。发病急，快的半天就死去，慢的也只一、二天。我见过一次出殡抬两副大棺木，外加一个“小匣子”放在大棺木上，一家三口同死于霍乱。不少死者就埋在沅水河边沙洲上，一次涨洪水，看见河面有漂起的棺木和死尸。

　　由于人太多，吃的紧张，连公开卖的血红红的瘟猪肉都有人买着吃。一段时间，安江街上出现很多“腊牛肉”卖，后来有人说，这些腊牛肉就是烧死日本人的马匹烘成的。这样的“食品”加速了霍乱的肆虐。老百姓也没什么防疫针可打，也没药治疗，眼睁睁的看着得病，看着死亡。当地《中.央日报》报道，最多时，每天死于霍乱的有60多人。

四    归心似箭

　　胜利的喜悦，抹不去人们对瘟疫的恐惧，有些度日如年之感。在日本投降后的第四天，父辈们决定赶快离开安江。通过“黄役”（拉汽车运输生意的中介人），租了一辆有简易雨布蓬子的货车。我们吃了中饭，我们的货物行李和人员一起在郊外公路边等待，过了3-4个钟头，黄昏时汽车才来。于是人货混装一车，挤得无法伸脚。

　　其时安江至洞口，经常发生车祸。就在数天前，报载邵阳段姓等多户难民共40余人，在离大弯不远处，车翻路下河沟里，仅邓某抱着女儿从车中甩出，二人才幸免于难。故大人们坐到车上，都提心吊胆。幸好车到大坪，司机说“今晚不走了”，大人们才放下心来。次日进发，沿途战争痕迹，历历在目。江口、月溪两边山上，有大片烧焦的树林，上述的翻车还四轮朝天摆在河沟里。对面山坡上有些新坟，是就地掩埋的死难者的坟墓。

　　我们绝大部分是第一次乘车，人多太挤，很多人晕车，特别是女的，吐得死去活来，用脸盆、大菜碗接着呕吐物从后面往外泼。约上午11点，到达洞口，只见一片废墟，与3个多月前完全两样。

　　洞口以下，因桥梁尚未抢修好不通车。次日租船到石下江，再次日步行至桃花坪。沿路见远征军士兵正就地取材，用大木头抢修临时桥梁。

再遭瘟疫

　　离开安江瘟疫之地，似乎松了口气。因日本人还未撤出邵阳，仍在为非作歹，我们只好在桃花坪等候。桃花坪开始也还平静可好景不长，返邵的难民在此聚集的一天天增多，把霍乱也带到了桃花坪，死人也一天天增多。不幸的是：与我们住在一起、长我一岁的表哥，染上了霍乱，吃了一剂中药无数，一天半就死了。接着陪护我表哥的外公又染上了霍乱，后经一草药医师用俗名“寥辣”的野草薰盐水，热擦全身，总算保住了性命。在此情况下，父亲带着我和弟妹到一家私人诊所，出钱打了防疫针，但大人均未打。

　　百军军部设在桃花坪“桃洪镇”镇公所里，前面有一个大坪，不远处的公路边，一百军正在修建一座“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书有“中国第一百军中将军长×××立”的字样，碑基还未粉刷好，满地烂砖残沙。我们就住在其对面。表哥出葬后的那天晚上，我心中空荡荡的行坐不宁。我与表哥一起读过私塾，近一年逃难，吵吵闹闹不曾分离，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个人在坪前公路上徘徊。

回到故里

　　这里几乎天天有往来邵阳的人，带来新消息。不久有人说：国军已进入城内。育龙桥城内一边是国军站岗，城外一边是日本人站岗，可自由进出。有的还用日本话的样式说：日本人的威风“大大的灭了”，所以住城内的人有的就先回去了。我父亲也只自先回去看祖母。

　　在桃花坪住了20多天，传来日本人早上撤走的消息。我们马上动身回邵。父亲托堂叔来接我们，在途中相遇。步行两天，第二天下午到达关门口过河，经中河街、上河街（邵水东路）到青龙街我满舅店铺。因我父亲先回，已着人进行打扫。我们再经通衡街、鼓楼亭回家。沿途烧毁炸塌很多房子，到处是残墙断壁，满目疮痍。有人住的屋子里，挂出了纸质红旗，上书“庆祝光复”。

　　我祖母先一天从对面山上灰屋里搬回了家。日本人原将马关在我家里，祖母打扫卫生时，捡到10多个钉马掌的铁蹄，这是惟一得到的“洋财”。我们颠沛流离，将近逃难一年，终于在日本人撤走的第二天回到故里。

末日的残暴

　　日本侵占邵阳一年，无论是在家乡未走领了“良民证”（汉奸组织“维持会”发的）的，还是拿着“难民证”四处逃难的，遭受的蹂躏和折磨都难以言表。我院隔壁一唐姓邻居逃难到新化、溆浦一线，他的大女儿、大儿子，年龄比我略小，是儿时玩耍的伙伴，都双双死在外面。

　　留在沦陷区的同龄辈，告诉我的日本话如称军官为“太君”，士兵为“西山”，吃饭叫“米西，米西”等，也告诉我家禾场坪里日军曾杀死一个中国人，屋上首大丘田角杀死一老头，尸骨就烂在田里。由于腐尸造成过量有机肥，后两年此处禾苗暴长，倒伏无收。

　　大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日本人掳掠、强奸、杀人的种种暴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发生在我家附近五十亭(今邵石路一公里处）一次残杀10人的事件：当时五十亭驻扎了一支日军，离我家上首约一华里路的金家弄子，有个叫金开生的青年，他参加了游击队，又当了日本“夫头”（管理被日本人抓来的夫子)。据说他偷了一支日本人的枪交给了游击队。日本人从附近和李家山、板桥等地抓来了所谓嫌疑人进行严刑拷打（今五一村健在的80岁老人王益生，遭到鼻子倒灌水和手指“插雷公尖”的酷刑，后与附近彭某乘机脱逃，幸免于难）。最后，在—个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晚上，日本人把10个人一二女八男，包括金开生和我家上首另一彭姓青年，下首两路口（今铁沙岭居委会）一刘姓人的妻子，绑着牵到五十亭后面山上梅树下一窖边，然后每人捅两刀，一脚踢到窖中，再掩两挑土，再在水桶里洗一次刀子。被害者均无声，只有杀到第五个——我家下首那位刘姓人家的妻子时说了一句话：“何得了呀，我两个崽何得大呀!”第六个被杀者是板桥一个姓朱的“米贩子”，他被杀两刀，踢到窖里时，非常清醒，肉体麻木已无痛感。窖里连人带土已至窖喉处。被杀的人均在喘着粗气搅动。这时朱某把捆他的索子扯开，把上面掩下的土扒开，逐渐爬升。待10人杀完，掩了两框土，倒下那担洗刀的血水，日本人就离去了。朱某见上面没有动静，便从窖里爬出来，越过高家桥，走到一个亲戚家里，亲戚点灯一看，朱某见自己一身血，便昏倒在地。经亲戚喊医生抢救，朱某保住了性命，使得日本鬼子这一暴行的具体情节得以昭告于世。后来有些死者亲属把这一地窖培成一个大坟堆，清明时节都去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