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老日本兵口述：中国打手比日本兵还残忍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0年11月29日 摘自《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2016-08-29 14:55:59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带到我们监狱是1943年春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捷克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进口渠道、进口数量，还有弹药、维修技术，以及政府军的装备情况。 一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二
过去中国人去日本留学都要保人，现在这个荒唐的措施已经取消了。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一到大学放假时，就从北海道飞往东京再转道富士山住在他家里，然后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二十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我出于尊重管她们叫“老大娘”，她们却非常气愤，一定要我管她们叫大姐。我告诉她们如果在中国叫一位70岁老太太为大姐，非挨骂不可。老太太们一定会说：“你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看清楚再拜！”对于50岁以上的人，中国今天的报纸上还常用一句新闻熟语为“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意思是说：年过50岁就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因为他们已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
“50岁就算老人？”这伙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活像一群见了河的鸭子。她们一边笑，一边扶扶快要掉出来的假牙，正正头上的假发套。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我下意识地带上了照相机。我1984年6月5日去《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第一天看了一本小册子，说是干新闻的人应该随时带上照相机，以便抢拍。我看见小册子上面登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列车出轨，还有一张是沉船的瞬间，这都是记者抓拍到的。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他行动迟缓但思维清楚。他家独门独院，是个大宅子，很漂亮，房前屋后都是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富士山下面。那黑油油的土地上长满着绿色植物，飘散着一种大城市里所没有的清香。气派的日式住宅门口少不了栽有松竹梅，曲径上铺有鹅卵石；院门是推拉式，而且有草扎成的牌楼、雨挡之类的遮檐。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既有北海公园团城的古典精致，又有北京长城饭店的现代豪华。日式草席上铺一张海豹皮，墙上挂几幅中国山水画。旁边大概是个书房，沿墙有一排整齐的书柜，桌子上也堆满了书。早晨的阳光洒进屋子，似乎让人很愉快。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李子有中国的桃那么大，晶莹剔透；桌上的葡萄有鸡蛋那么大，苹果的脸似乎比少女的脸还鲜嫩，还没掐呢，就要流水啦。老头子说：“吃！吃！”
我心里想你是让我干什么来了，吃就吃。我把每种水果都尝了尝，感到味道好，糖分多，香味浓，纤维少，真是好品种。科学种田，科学种果，这在日本已实行了几十年。日本人每年有一千万人出国观光。他们出去第一是玩，第二是学习。当年日本人去江西景德镇参观，又是鞠躬又是询问又是照相，第二年中国的瓷器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我看过一本书叫《田中角荣传》，说的是田中年轻时曾去欧洲旅游，他去的主要目的是把欧洲高大的种马贩运回日本。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件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见他不说话，我又东拉西扯。
我说您买的梨可真好吃，1972年我的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时，山上也有梨。不过那梨树作为植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给它们修过一次枝。那梨扔出去，能把一块石头打成两半。狗见了梨也扭头就跑，这个原因可能是狗没出过国，它们要是看了日本梨当然就不跑了。听说外地的狗去了一趟天津，从此就没怕过包子。
老头儿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夹杂着中文说我吃过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你讲的故事完全是“扶说八道”。他把“胡”念“扶”，我也乐了。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离东厂胡同不远是北海、什刹海、后海。我印象中半个世纪前的北海美极了，晚霞中，那清澈见底、鱼儿游动的水里荷花成片，除去碧绿就是粉红……”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胡同，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思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在中国几年，我感到中国料理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宫廷食品，倒是民间食品。北方饺子、豆腐脑、萨其马、驴打滚，早晨的炸糕也是一绝，还有麻球，这些东西日本都没有了。
“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三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我都想知道。”我说。
“共分四部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资料做参考。
“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罪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1947年4月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南京市人山人海地观看。这名日本军队指挥官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我告诉他叫谷寿夫。
“对，对。”他一边说，一边在资料上慢慢划出重点：
第一部分：
中国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在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人，不起诉661人，判处徒刑的208人，宣告无罪的283人，经中华民国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110人。
第二部分：
除东京审判外，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被判刑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941人。
第三部分：
由远东国际法庭宣判，1948年12月23日清晨，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者7名，他们的名字是：
东条英机，1935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1941年任日本首相。
土肥原贤二，奉天市长。
广田弘义，1936年任首相。
板垣征四郎，1934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本村兵太郎，1940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松井石根，1937年任华中军最高指挥官。
武藤章，1939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老头子还说：
当时的远东军事法庭是美国人说了算。美国既然决定不起诉天皇为战犯，因此首席检察官季南决定“领导战争者为战犯、赞成战争者不算战犯”的原则。领导战争者的标准为，是否参与“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依此标准，东条英机、贺屋兴宣、星野直树，都是战争领导者，而岸信介就成为赞成战争者了。这样虐待美俘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以下都免除战犯起诉。岸没有虐待美俘的记录，只虐待中国的矿工，自然免罪。1948年10月，岸的弟弟佐藤荣作就任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该年12月岸信介从东京巢鸭监狱释放出来。
1950年3月7日，盟国最高司令官允许假释在巢鸭监禁的战犯。该年11月21日被判 7年徒刑的重光葵获得假释。以后其他战犯陆续释放，到1956年3月判无期徒刑的佐藤贤了最后被释放，至此，A级战犯全部出狱。1956年4月7日，假释中的全体A级战犯都获赦免。这是日本国内的情况。
最后一部分：
在中国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今天的日本人有时一人要参加五六个组织。比方某先生有肾炎，他常常要去做肾透析，于是他就参加肾病友会；而他又是日本老兵，现住富士市，于是他参加原日本军人富士支部会；他还爱钓鱼，于是还参加钓鱼协会。某先生特别关心中国局势，从政治、经济、军事、古迹、文物、哲学到青少年犯罪他都关心，这样他就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还出版自己的杂志；并且他还信仰佛教，便又加入佛教协会。
“我们富士支部100多人，其中有二等兵、上等兵、海军、陆军、空军，有伍长、军曹、少尉、中尉和大尉，大家都平等相待，因为彼此的人生道路有相似之处。日本战争时他们大部分人都去过中国。他们几十年来特别关心中国，从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噢，我想起来了，你不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嚷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那时的富士支部里的人都是小伙子，要谈恋爱、结婚，后来以居住地点近为理由，许多原日本兵都集合于这个支部之下了。照片由黑白变成彩色之后，他们就集体去海边旅行了，老婆孩子的让人感到天伦之乐。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几年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少，大概是人越来越老，病者、死者越来越多的原因。
影集的后半部有珍珠港事件的照片，原因是富士支部内有个飞行员，当年往美国军舰上投过炸弹。还有“自杀舰”的照片，自杀舰长10米，能坐一个人操纵，前面是个大炸弹。不少日军士兵在太平洋战争中，就是开这个玩艺儿去找美国军舰玩儿命的。富士支部内有一个自杀舰水手，他侥幸活到今天。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符合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
这使我想到家人从北京来信，说是现在北京兴同窗会，大家见面谈谈过去，然后去吃一顿。我想如果有人将大家的照片收集起来，编印成影集，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将我们的经历形象地记录下来。
老头子看我拿着影集发呆，以为我又想什么了，他解释道：“我们这个支部的老军人找出这些有关战争的照片，把它们汇集成册，并不是赞成那场战争，你明白吗？”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我一看，是《陕西日报》和日本共同通讯社以及讲谈社合作出版的。这本照片集记录了中国人民从1949-1989年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抗美援朝和大炼钢铁离我比较远，而文化大革命我却记忆犹新，那里面有斗争刘少奇、斗争王光美、斗争彭德怀、斗争罗瑞卿……总之，那个年代的事情都有了。
老头子对我说，你们中国把这些照片制成影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文化大革命重演、重新斗争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吧。我们这个富士支部人人都有这本中国影集。这本书，市场上已经看不见了，我们所以保留这本书，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关心。你将来回到中国，会比一般的中国国民更关心日本，因为你在日本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老头子告诉我，“在日本的书市上，关于中国的写真集太少了，只有这一本。听老太婆平田经理说你来日本前在北京当记者，你回北京后，组织你们北京的记者群，每人把珍藏的照片拿出来，经你编辑、翻译后，我在日本帮助你出版好不好？”
翻翻1989年5月26日《陕西日报》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照片集，我发现了不少新闻界记者朋友们的名字和早在中国国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
童小鹏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
《将军的遭遇--罗瑞卿》（作者不详）
《元帅的悲运--彭德怀》（作者不详）
《文革破四旧》、《打倒四人帮》作者李振盛
《上访群众》1977年 作者李晓斌
《无言的再会》--王光美同志悲痛地抱着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骨灰盒。
这本影集记录了1949年-1989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在这些摄影者当中，还有我熟悉的刘栋。他是从国防科委调到《科技日报》的，后来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理事。1990年《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过他的照片专页。全是火箭基地、火箭发射，表现出中国国防事业的成就。出国前一天，我还在他家吃过饺子。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今天在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山下家看见他拍的照片，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我告诉老头子，刘栋是我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出去采访。
老头子说这位刘先生所摄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这点似乎年轻人理解不了。可 以说这种照片，在中国很少有人看--一个农村老太太而已。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5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四
老头子告诉我：“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在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的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 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是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五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没想到，他同意了。
他说：“我讲了，你会不愉快吧？”
我说绝对不会，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带到我们监狱是1943年春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捷克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进口渠道、进口数量，还有弹药、维修技术，以及政府军的装备情况。
“一般来讲，如果政府军军官提供了实情，我们马上放人，而共产党人被捕，提供了情报之后，立刻枪决或活埋，除非他还有用。
“这些情况从政府军少校入狱第一天就告诉他了，只要他讲了，马上出狱，还给路费。不讲的话枪决。
“可是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愕然。
“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气得要命。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他说他即使提供了军情、治好腿，也不能回到村里去，还是把他枪决吧。作为军人，他的心情其实我都理解。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据我所知，我们监狱在北平地区是很文明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都是重要犯人。别的监狱可不得了了。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道路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北平延庆县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800多名劳工修路，只干了5天，因为流行传染病，所以把那些劳工统统推入大坑中用火烧死……
“位于北平前门外东珠市口的城南宪兵队介绍，他们抓住抗日分子后把他们手脚捆住，头朝下将人放入池中，这样拷问叫‘临死寸前’。”
山下老鬼子还在回忆着什么，可我完全听不进去了。悲愤塞满了我的胸膛。难道我们中国人是任你们骂、任你们打、拉出去就枪毙的牛马吗？
他说：“年轻人，你脸色不好我都看见了。我知道你听我回忆情绪会不好的，但这都是过去了，不是很遥远了吗？谁又能改变这些真实的历史呢？”他看着窗外的阳光和摇曳的绿色植物，慢慢地说。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让我讲过去，问了我几次，我还能讲出什么来呢……有些事由于太残酷，我记忆犹新。我本决定不和你这个中国年轻人谈过去的，可你说你是中国的退役军人，你想听。
“中国政府后来释放了我们，我至今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好像看见了老虎凳上的血，看见了在监狱中戴手铐、脚镣的中国兄弟们，看见了身穿战斗服手端三八枪的凶恶的日本鬼子，听见了中国兄弟们的惨叫声、骨头的断裂声、血肉横飞的毒打声、狼狗的狂吠声……
我感到我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老头子惊讶得张大了嘴，他大概以为我想揍他，便伸出一只老手挡在脸前。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六
夕阳照在白云缭绕的富士山上，使它始终不露出真面目。富士山！你是日本的象征，在你面前，我渺小得无与伦比，但你为什么此时此刻不愿露出真面目，羞于见人吗？
夏日的乱云遮挡住晚霞。起风了，黑色的云团一股股地从太平洋上涌来。天黑沉沉地压了下来。
轰隆隆，轰隆隆！雷声震耳，风声大作。这是战争的风，这是战争的雨，这是战争的轰轰炮声。迎着风雨和雷声我分明看见那个国军少校了，他就站在那儿，两腿都是鲜血！他分明站在那儿！浑身都是鲜血！他高举起三八式步枪，向着我们声嘶力竭地高声呐喊：“兄弟们！冲啊！杀日本鬼子！”
他褴褛的军装在风中摆动着，在日本侵略军面前，他多么像我们中国军人的一面旗帜，迎风飘扬。
我漫无目的地走。我非常难过，为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经历。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我一把把背心拉下来使劲儿擦擦眼眶里不断涌出来的泪水。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自！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这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我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风雨就被关在门外了。我对平田老太太说：“我今天不想乘车，我自己一个人走回去。”我不能原谅日本鬼子杀中国人。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