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研讨会,而是在用生命呼唤人类要永远守卫和平,他们不是卖国贼,他们是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战士!”演讲团总代表、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素桢面对全场发出了深切的呼声。
每天,都在有无数的战争亲历者离世;每天,都有历史证言被埋入黄土。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需要有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反思历史,让历史的真相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绝响。
日本老兵在吉林省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中日口述历史研讨会
“我们都是受害者”
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
93岁的北乡荣要16岁来到长春,曾向731部队运送过尸体的脏器。
“我所拿去的脏器有肝脏、肾脏、胰脏等,可是据我听说,几乎需要从所有医院里收集那些脏器,用于进行大量的细菌实验,目的是为了进行人体实验和制作细菌炸弹,我非常吃惊,此外还要进行毒气的制作与实验,我感到非常恐怖。”
据北乡的了解,曾经的731部队制造了石井式过滤器分发给各个部队,是救助性命的部队,却不知何时变成了制造残忍杀害人类武器的部队,这令他大为震惊。
经历过战争之苦后,北乡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至今仍不太敢看到白骨,甚至不能在葬礼上整理家人的遗骨。
82岁的樱井规顺仅从外貌来看,甚至比93岁的北乡还要苍老,上下两三级的台阶也需要志愿者的搀扶。
1944年,樱井被父母带着来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加入富士乡“满洲开拓团”。日本战败后,樱井所在的开拓村开始受到周边中国人的袭击。1947年,哥哥、母亲相继染病去世,樱井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偷煤炭车里的煤以换取食物照顾生病的姐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樱井仍难掩伤感,“初夏来了,我把发了芽的、与我一般高的金合欢枝条放到姐姐身边,她睡在地板上,我紧紧地抱住了她”。
这场侵略战争在樱井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痕,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想:对于幸存的开拓团成员来说,他们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因为都是受害者,日中农民有共同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中日停战、中日友好的原点与原动力。
今年已经93岁的北乡荣要多年来坚持讲述历史真相
“我不是卖国贼”
一个老兵的正义之路
今年已经101岁的前田光繁此次因为身体原因已无法承受长途奔波,但得知有这样一场研讨会,他依然坚持以录像的形式给出了自己的历史证言。他是抗战时期首位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士兵,在日本国内,有人骂他是“卖国贼”,让他“滚出去”,但他坚持自己不是卖国贼,所走的道路是正义的。
1937年6月,前田光繁来到伪满洲的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进入满铁工作。时至今天,前田光繁依然记得1938年7月的一个深夜,他在熟睡中被八路军游击队袭击,“游击队长把毛瑟手枪的枪口塞进我的口中,我觉得我死定了,但他并没有扣动扳机。”
成为俘虏数个月后的晚秋,前田光繁接受了去前线进行宣传的提案,与江右书、小林武夫三人一同去了前线。不久他们到达一个刚刚被烧毁的村庄,前田光繁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于是在1939年,前田光繁加入了八路军。
1958年6月,前田光繁回到日本,但从未停止过中日友好活动,他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八十岁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生活十分窘迫。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他多次来中国进行讲演,希望唤起大家对战争的反思,“为了不引起战争,国家间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民间的交流,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相互理解和交流。”
同样以录像形式给出证言的小林宽澄曾于2015年9月2日获得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颁发并佩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并作为日本籍八路军战士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式。
战时,小林与八路军前辈结成觉醒联盟胶东支部,担任宣传委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中,他都在一边进行反战活动,一边与自己的人生观、民族观和军国主义等进行斗争。1943年7月,在一场八路军向日军发起的大规模反攻战役中,小林对日军进行了为期十天左右的连续喊话。“我的声音在狭小的战场中回响,当时嘈杂声音停止,没有任何声响,好像对面的日军得到了暂时的安居地一样,没有谩骂声也没有反击声。”
即使已经98岁高龄,但小林依然在坚持进行日中友好活动,并立志永远向军国主义炮楼“喊话”。
“我没有转业,我永远是沂蒙人”,讲演终了,小林努力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向全场发声。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向伪满皇宫博物院捐赠历史证物
“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
熟悉又陌生的第二故乡
76岁的大窪瑞磨和72岁的大窪彬弘是一对兄弟,战争爆发时他们年岁尚小,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安达街的大房子”。
今年3月,兄弟俩在长春师范大学学生们的帮助下寻访曾经居住的旧居。哥哥瑞磨还记得沿着铁道有一座桥,儿时经常在那里玩耍。“从桥上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我和叔叔晚上洗完澡,叔叔送我回家,沾湿的毛巾被寒冷的空气冻得宛如冰棒,我觉得很有趣,就一直挥动着‘冰棒’。”
这样温暖的记忆并未能持续太久,不久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时至今日,瑞磨已经不记得自己一家是如何从长春的家中撤出,登上返回日本的“冰川丸”号的,只记得当他站在甲板上,看到蓝色的大海上漂着被抛弃的尸体。
几十年过去,大窪兄弟致力于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们加入日中口述历史研究会,多次来中国进行访问研讨。此次回到他们心中的“第二故乡”长春,大窪兄弟对未来、对战争的担忧并没有减少。“这次来长春的所见所闻对像我这样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安席卷我心,我疑惑人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战争的恐怖和其构造的危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才好呢?”
讲演进入尾声,瑞磨一度哽咽难言,“如今父母离世,我们兄弟持着正确的历史认识,为了不再发生战争来到长春,去世的双亲看到了也会说,和我们不同,你们兄弟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场抢救式挖掘”
即将消逝的历史之声
坐在这场研讨会观众席上的大多是来自长春高校的学生,对此北乡表示非常惊讶和激动,因为在日本,他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对于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人来说,战争实在太遥远了。来自日本成城大学的大四学生千叶第一次来到长春,他会说一点中文,但面对记者的提问却大多无法给出答案。当被问到这次为什么会参加讲演团的活动时,他始终没有将目光落在提问者身上,而是望着虚空中的某一处,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回答:“只是想来他们(老兵)口中的长春看看”。
同样来自日本成城大学的大四学生舟木,在两天的演讲活动结束后略有所思,“这些内容是我们在日本时接触不到的,战争背后的种种故事令人深思和惭愧,希望今后中日两国能够永保和平,不再有战争,以我所学的专业音乐来说,我也希望今后能到中国发展,搭建友好桥梁。”
“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抢救式挖掘”,演讲团副团长、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国际事务秘书长田刚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忧虑和焦急。
对于“随着时间流逝,正视历史的声音会不会在日本消失”的问题,田刚表示这正是现实的忧虑。“我有一份采访人员名单,一个冬天过去,少了几十位,时间太紧迫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尽量地保留那些珍贵的口述历史证言。”
在日本,有很多财团可以提供社会研究项目资金,但李素桢和田刚等人从未申请过,担心被人质疑最终搜集结果的客观性。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宣扬仇恨,而是呼吁和平,我们要让大家对那场战争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识”,田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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