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战地记者的中国抗战叙事
来源：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   2020-10-10 14:23:29

　　1937年7月2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发出的“最后通牒”规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市、时年25岁的毛头小伙，在中国(主要在北平)生活了三年多的洋“北漂”霍尔多·汉森，接受了美联社北平分社全职记者职位。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着北平，日军要宋哲元于28日中午12点前弃城投降，宋哲元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士兵一个都不会离开北平”，战争一触即发，美联社想知道27日夜日本人会不会对北平发动进攻。27日傍晚，北平城南已有零星炮声不时传来，大批中国士兵撤向城内，刚刚就职美联社战地记者的汉森，却骑着自行车由北平出发，逆着人流驶向南苑兵营，去完成他的首个重大事件采访任务。夜幕降临时，汉森刚到南苑兵营，即遇上日军飞机俯冲扫射正在挖掘战壕的中国士兵。汉森迅即扔掉自行车，卧倒在路边一块石碑下。日军飞机飞走了，汉森爬起来，观察了南苑兵营，采访了临战前的中国官兵。日军炮击的声响越来越近，肩扛手提财物的难民蜂拥而至，一位中国军官劝告汉森应该立刻返回北平，因为道路可能随时被封锁。汉森借用兵营的电话，口授了一份发往美联社的电报：“纽约十万火急 南苑一片混乱日军在军营外两英里日军炮轰预计黎明发动进攻”。这是汉森就职后发往美联社的第一份电讯，至1939年初离开中国，此后一年半时间里，作为美联社驻中国的战地记者，汉森向美联社发送了一份又一份电讯、一张又一张照片，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情形。

　　1934年春，汉森毕业于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大学。其时，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大学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因向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和中国自由撰稿的《明尼阿波利斯日报》记者杰夫·琼斯的经历，找不到工作的汉森决定到中国做自由撰稿人。他借了125美元，采取逃票的方式搭上一艘日本客轮，只身前往日本。在东京生活了一个半月后，找不到工作的汉森来到北平，寄住于在美国认识的一位中国同学家里，边学习中文、中国文化，边找工作，开始了他随后近五年的“北漂”生活。就职于美联社前，汉森先后做过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员的英文秘书、中学体育教师、大学教师，并于1935年开始了他向往的自由撰稿生涯——为北平、天津、上海的多家英文报刊撰稿。尽管稿费低廉，一个词还不到一美分，他竟通过自由撰稿游遍了中国绝大部分省份。这段“北漂”生涯，为这个西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提供了观察、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社会、历史、文化、性格、种族特征、民族自豪感的历史和文化渊源的难得机会。他发现中国学生不爱运动，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团队比赛;中国人随便，不注重效率，“一个对效率如此不关心的国家未能构成健康的工业体系，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他寄居的前外交官家庭主人老张的两句口头禅“没有法子”“慢慢来”是中国人宿命论的写照;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赋予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最卑贱的苦力以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豪感令他们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能保持一种宁静的尊严。自由撰稿生涯中最令汉森骄傲的是对厦门黑社会及其控制的毒品市场与贸易的考察和报道，他发现“这世界真是颠三倒四!蒋介石的战舰将鸦片运进福建省，而他的政府官员却禁止鸦片贸易”，但蒋的想法是垄断鸦片销售市场逐步扼杀鸦片交易。自由撰稿还为汉森提出供了采访红军长征撤离后的中央苏区的机会，他发现“尽管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牺牲，这里的农民依然非常敬重共产党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采访共产党根据地，为他后来深入冀中、晋察冀根据地、延安采访四个多月，向世界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情况做了某种程度的准备。

　　二

　　战地记者为了新闻不怕牺牲的冒险精神，在汉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天上午，他就和美国自由撰稿人杰克·贝尔登一起雇了一辆汽车去中日双方对峙的前线，试图通过卢沟桥进入宛平城采访中国指挥官，但为桥上的中国军官拒绝。不甘心的他们沿永定河岸南行半英里后，“四肢并用地爬到河边，脱掉衣服，打成捆，然后开始趟浅浅的混浊溪流”。尽管对岸的中国士兵拿步枪瞄着他们，并命令他们退回去，他们还是执拗地爬上了河岸。当他们突然出现在卢沟桥上的那位中国军官身后时，后者甚是惊讶。他们终于完成了想要进行的采访。

　　南苑战斗后的第二天(7月29日)，认为“一个恐怖故事正等待着第一位赶到南苑兵营的记者”，汉森骑着他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再次来到南苑兵营，第一时间目睹并拍下了战后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凄惨场景。一位日军军官提醒汉森“这里非常危险”时，他回应：“你们军人和我们记者，都去危险的地方。”

　　通州保安队起义后，同样认为“独家新闻正在等待第一位前往这座被围困的城市的记者”，汉森带着他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翻越北平南城墙，离开城门已经关闭的北平城，赶往通州，却不料中途被一持枪的起义保安队员挟持，先是被要求互换自行车，后又在被扣住肩膀的情况下要求互换衣服，提心吊胆的汉森以香烟、饼干和假冒“美国领事馆代表”的方式，先后化解了危机。终于来到“通州城墙上步枪的射击距离内”时，汉森巧妙地脱离起义保安队员的挟持，绕道返回北平，捡回了一条命。这是汉森第一次遇险。

　　8月14日，南口战役的第七天，汉森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沟中日正激战的前线，亲眼目睹双方厮杀的情景——沟底的日军进攻，沟西边半山腰上的中国第89师防守。正午时分，汉森到达关沟沟底日军指挥部外，以几盒火柴换取日军哨兵为其照看自行车，他则爬上沟东侧的山梁顶，坐在一块巨石上，“目睹我人生经历的首场战斗”。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个日军狙击手沿沟底的小溪，以溪边的柳树丛为掩护，一会跃动一会卧倒，蜥蜴一样移动，而西边半山腰上的中国第89师的机枪手则断续地向沟底的柳树丛扫射。“长城支线上的一门中国迫击炮升起一团白烟，不到五分钟，日军就调整好他们六英寸口径的大炮，瞄准那个位置开炮，古老的建筑立即掀起一股喷泉状的砖块。”

　　保定沦陷后，保定长老会的七位美国传教士与北平美国领事馆失联。汉森自告奋勇，只身前往保定，寻找美国传教士，“同时看看日军如何对待一座被其占领的城市”。汉森骑自行车沿平汉路路基南下，由北平赶往保定。途中为躲避日军哨兵，汉森曾在农田间绕行50多英里。在保定，汉森亲眼看到或采访到了日军肆意抢掠、枪杀平民，强奸妇女的种种暴行，并将这些新闻巧妙地发到了美联社，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在保定的残暴行径。汉森也因此被日军逮捕，并被关押了半个多月。

　　1938年6月，汉森第二次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司令部驻地安平城的当天，傍晚时分正在住处安平河北银行的房间整理行李时，空袭警报突响。在门卫的催促下，汉森跑到城外，躲进一片松林里。空袭过后返回城里，汉森看到门卫被炸死在大街上，河北银行变成一堆瓦砾。这是汉森第二次遇险。由冀中抗日根据地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途中，一天午夜，汉森与55位游击队员、30位政治专业毕业生一起冒险穿越被日军控制的平汉铁路时，突遭日军三个据点的机枪扫射，“我紧紧地趴在一条浅浅的排水沟里，眉头上直冒冷汗”。这是汉森第三次遇险。

　　三

　　任职美联社北平分社战地记者的一年多时间里，汉森在日占区生活了十个月，报道了日军如何组建傀儡政府，实行思想控制，进行文化入侵和经济掠夺。但令汉森自豪的是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及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向世界报道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战情形。

　　1938年3月，汉森在北平一个火车站送别一位传教士朋友时，传奇般地巧遇冀中抗日游队司令部与北平地下党的联络人“王教授”，使其“成为穿过日军封锁线访问中国游击队的首位记者”。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汉森采访了吕正操司令员和众多游击队官兵，参观了游击队的训练，体验了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战争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快乐”。汉森报道了游击队扒铁路、毁电线杆、袭击日军据点的一次次作战行动。6月，汉森随吕正操司令员一起，到安国县城外一公里许的游击队野战司令部待了一周，亲身经历了游击队歼灭占领安国县城的日军的全过程。

　　离开冀中根据地后，汉森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访了聂荣臻司令员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执委会常委刘光远、晋察冀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扬耕田，详细考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和晋察冀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情况。聂荣臻将军告诉汉森，边区有三种武装力量，金字塔的底部是各村的民兵，那是一种巨大的、部分经过训练的人力储备;民兵上面是游击队员，是专职士兵，穿着军装扛着枪，但以小部队作战;再往上是游击运动战中真正具有威力的八路军，是一支能够支撑军事战役或向处于危险中的小部队提供支持的正规军。聂将军希望，逐步将村民自卫队建成游击队，把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准备一支可以压倒一切的人民军队，参加对日本人的最后反攻。

　　告别了聂荣臻将军后，汉森由五台地区南下，经过“灰烬与尸骨之地”，亲眼目睹了被日军“‘三光’作战”焚为焦土的晋南，“在晋南的一个地区，日本人就烧毁了40座有城墙的城镇和800个村庄”，“5万村民遭到枪杀”。在屯留县故县镇八路军总部，汉森采访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提出了“令中国沿海城市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八路军如何仅在一年时间里，由区区4.5万人的战斗部队发展到42万人，增大到原来的9倍?“彭将军作出了简短而精辟的回答”。此时，汉森已在晋察冀地区步行、骑马旅行了两个多月，体重减轻了40多磅，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原本还要对山西更多游击队进行采访的计划无法实现，便由垣曲的一个小港口渡过黄河，抵达西安，用三周时间完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新闻报道，并做了充分的体质准备，于9月进入延安。

　　汉森与邓小平、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一起，由西安乘军用卡车来到延安。在延安，汉森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贺龙、徐海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八路军将领和丁玲、沙可夫、左明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一天中午，汉森还在延安的一家烤鸭店宴请了王震、徐海东、贺龙、谢觉哉、罗荣桓、萧克、关向应、罗瑞卿、杨尚昆、萧劲光十人，饭后汉森为他们拍摄的合影，曾在当时的中外报刊广为刊发，如今这张照片已成为党史、军史上的珍贵资料片。采访毛泽东由头天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过，将近七个小时。汉森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的面容像农民一样倦怠。白色的窑顶让他宽大的前额、突出的颧骨、蓬松的头发以及短而方的下巴更加突出。他看上去像个艺术家。”采访由军事话题开始，然后是政治话题、经济话题。汉森尤其关注毛泽东三个多月前发表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详细地向汉森介绍了《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汉森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毛泽东《论持久战》主要观点的西方记者。

　　1938年10月，汉森离开延安，从西安乘飞机到达成都，进入国统区，采访了张群、孔祥熙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长沙大火后的第三天，汉森即到达长沙，是唯一一个实地采访报道长沙大火的西方记者。12月，汉森由桂林乘飞机到达香港，1939年初起道日本回到美国。

　　四

　　回到美国后，汉森依据在中国生活的日记和发给美联社的中国报道，写成了《中国抗战纪事》，并于1939年底在纽约和多伦多同时出版。美国出版商认为，“这是首部全面叙述中国抗战自爆发至如今整个进程的作品，是一位受过训练、亲历战场的观察家的所见所闻”。

　　因《中国抗战纪事》的出版以及中国的经历，汉森得以受雇于美国国务院，然而1950年，麦卡锡参议员以《中国抗战纪事》以及汉森关于中国的报道为由，指控他为国务院雇员中的“亲共分子”之一，尽管国会负责调查他的小组查明他是清白的，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也撤销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1953年他还是被迫“请辞”。因无法在新闻业找到工作，汉森当了六年农民。

　　1983年，受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邀请，汉森与妻子返回中国，并走了一遍长征路。此次中国之行，汉森还向中国军事博物馆捐赠了155张他当年拍摄的八路军抗战的照片底片，每张底片都标注了标题、图片说明和拍摄时间。

　　2019年10月，《中国抗战纪事》英文原版出版78年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汉森的儿子和女儿在中译本序中写道：“作为坚实的新闻报道，《中国抗战纪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尽管汉森关于中国的叙述由于种种局限并不全然准确，但《中国抗战纪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尤其是对当时年轻的中国领导人的采访，却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一份生动而真贵的史料，也为今天的我们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提供了一种难得的“他”者视角。

　　来源：《青年作家》2019年第9期

　　作者：王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