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欧美友人档案
来源：团结报   2022-10-29 10:41:49

约翰·马吉

魏特琳

贝德士

　　唯一一部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

　　1937年11月22日，部分在南京的西方人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当选为主席，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的约翰·马吉牧师为委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接收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伤兵医院，成立红十字会难民医院，收容千余名重伤伤兵。

　　马吉亲眼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他冒着生命危险，使用原本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像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更是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拍摄的16毫米电影胶片最为珍贵，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惟一现场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他冒险拍摄日军暴行，当时马吉还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带着一架“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影机，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了8卷胶片，这些真实的档案记录至今仍收藏在美国国会档案馆。胶片被带往美国后，重新进行了编辑加工，并以“中国被入侵”为名制作了数部拷贝，分送美国各教堂和一些政府机构放映。

　　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拷贝共有13本，全长37分钟，附有十分有价值的镜头说明目录。拍摄时间是从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4月。其中第1—4本胶片摄于1938年1月10日前;第5—10本胶片摄于1938年2—3月，这两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11—13本胶片摄于1938年4月，主要是反映难民营内的宗教活动。马吉在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中说，他所拍摄的影片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

　　1938年初马吉将胶片秘密带出南京，他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约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成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

　　约翰·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用摄像机记录下日军屠杀中国人的暴行，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

　　1946年5月3日，远东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开始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审判历时3年有余，史称“东京审判”。此次审判双方最重要的一个争议，便是到底有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面对战争罪犯声称根本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的狡辩，马吉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种种日军暴行，并当庭播放纪录片作为证据，使得日本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1947年初，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又当庭播放了马吉的纪录片作为铁证。

　　亲历档案——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则作为一位美国女教授、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南京女性难民心目中的“活菩萨”。魏特琳身后留下了一部《魏特琳日记》。其中在1937—1941年期间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她在当时亲见亲闻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及在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这部日记以及她写的一些报告与文章，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这些日记、报告与文章等均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魏特琳(中国名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中留下的一二十位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划出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为管理和照顾安全区军民的需要。后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女士担起了阻止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艰巨任务。华女士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1937年12月16日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还不是士兵。”日记里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历史见证人贝德士

　　1997年1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举世瞩目的讯息：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珍贵历史资料《贝德士文献》被发现。据称，这份资料是数量最完整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极其重要的原始文件，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南京沦陷前后，《贝德士文献》的主人公贝德士与金大社会学系史密斯教授，以及校外人士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费吴生、马约翰等20多位外籍非官方人士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也是这个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当时还滞留在日本的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命到南京守护校产。他重返南京，校董事会决议给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

　　贝德士以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当时就作了大量实录与对外报道，并收集保存了各种极其宝贵的文字资料。由于贝德士先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始至终的组织者、承担者以及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他将国际委员会极其宝贵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保存下来。

　　1938年1月8日，贝德士在发出的秘密函件《有关目前形势对金陵大学的影响的记录》中就写道：“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毫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接着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近一个月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

　　1938年1月10日，贝德士发出了题为《南京暴行》的秘密函件：“仅在金大的校园内就有小至11岁的女孩和大致53岁的妇女遭到强奸。在神学院墙内，17个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位妇女……”

　　这封信后来被送到许多中外人士手中，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有下述记载：“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可见贝德士信件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贝德士在1938年4月12日从上海寄出的致友人函说得很清楚：“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H.J.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书，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有经验的记者，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他保存着得自此间救济团体的陈述中国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尽管不能为这项工作承担法律责任，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联成一体，曾经参与商讨计划及其发展，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该书还利用了我在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中包括许多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日叙述过去几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情况的信。该书还引用了费吴生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登载了马约翰关于日军暴行的几张照片。

　　贝德士还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合作，向他提供了大量资料和信件，后者于1938年3月编成《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1938年7月，杨明译的中文本为《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汉口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两种日文译本。贝德士直接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并审阅了全部文稿。这本书从留京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出发，全面真实地揭露了大屠杀的真相，是最早出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史料集，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