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和考文垂大教堂准备举行英国老兵与日本和解的弥撒。但是,这一活动遭到了绝大部分做过日本战俘的英国老兵的联合抵制,他们说,决不原谅日本人!英国老兵亨利·狄克逊就是其中的一个。
今年86岁的亨利·狄克逊,1939年从伦敦应征入伍时只有20岁,是英国皇家陆军的一名司机。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时,他们整个旅都成了日军俘虏,被送到缅甸的战俘营修建“死亡铁路”,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形容3年半战俘营的生活,是人间地狱,是不堪回首的噩梦。
变成奴隶
在位于伦敦南部的家里,狄克逊老人向记者讲述起那段黑暗的日子。真正的厄运是在1942年11月开始的。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泰缅边境的三塔山口,修建“死亡铁路”的工程就从这时开始。狄克逊所在营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丛林里开路,然后,在一条与桂河平行流向泰国北部的河(游客称之为大桂河)上建桥。狄克逊说,他所在的第一丛林营,只有两三个竹棚,每个竹棚住30多人,挤在离地一英尺高的竹榻上。他们所谓的衣服,只是一块遮羞布,鞋子也早就没有了。每天的食物只有14盎司(不到400克),早晨是糟粮熬的稀饭,晚上收工才吃上第二顿。
“战俘就像奴隶一样,每天被日本人用鞭子抽着连续十几小时干活,人饿得发慌,有时就在丛林里捉蛇或蜥蜴吃,后来甚至吃过树叶、野草。一次,他划竹排运送日本工程师,不慎失去平衡自己落水,不会游泳的他千辛万苦地走回来。回到营地,他却遭到日本人一通土块乱砸。这是他在战俘营遭受到的第一次惩罚。
脑浆迸裂
桥建好后,他被转移到第二丛林营。工棚在岸边的山上,任务是筑堤坝。他说,真正的苦活开始了,每天要把装满土的大麻袋往上运,力气小的根本就举不上去。一天干12个小时不让休息,只有下工后跳到河里时,才能让疼痛的骨头放松一下。这时的监工是一个又黑又高的恶棍,连其他卫兵都怕他。他整天在棚子周围巡视,找茬对战俘施暴。大家给他起外号叫“黑王子”。狄克逊说,我当时第一次感染了疟疾,病得很厉害,有一天临时允许我在一边休息。那天我靠在工棚附近,看见战俘们在山下河边出操,但听不见声音,“黑王子”带着一根撬棍正在训话,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只见“黑王子”突然转身,举起撬棍朝一个战俘砸去,战俘当即脑浆迸裂倒地而死。“黑王子”冷漠地叫其他战俘把他抬走。那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伦敦人,只有20岁。
他疯了!
艰苦劳动、饥饿和疾病时刻威胁着战俘的生命,死亡率不断增长。一次饿极了,狄克逊在一个澳大利亚战俘的鼓动下,俩人半夜冒险溜进厨房偷肉吃,险些丢了性命。两个星期以后,狄克逊出工时看到一个战俘被用带刺的铁丝网锁在卫兵室外,收工回来时,战俘的双手已被砍掉了,浑身是血。后来听说,他的“错”就是去厨房偷了一点油。他也是来自伦敦。第二天,他就疯了,打扮成飞鸟状冲进太阳地里。狄克逊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感谢上帝,他第三天去世了。每当想到他,就觉得仿佛是我自己。日本人把人饿疯了,还要用暴力残忍地惩罚偷食物的战俘。暴政是战俘营不变的秩序,有一条这样的命令:凡不遵守日军纪律者,严惩不贷,不管他的死活。
不要告诉我妈妈
6月以后,大批战俘集中到铁路线上,铁路建设要加速了。“快点、快点”,“速度、速度”,工地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吼声。战俘们的处境更惨了。为了赶“速度”,各战俘营里的事故越来越多。新集中过来的1万多人,只有9个医生、60个医务官。狄克逊最好的朋友杰米的两条腿长了热疮,被送进医院。在所谓医院,杰米没有得到治疗反而感染了疟疾。他整天发着高烧,热疮肿得老高,最后伤到了骨头。杰米的两条腿先后都被锯掉了,医院里没有止痛药,动手术也没有麻药。
狄克逊说:“我经常去看杰米。他就死在我的身边。其他躺在那儿的伤员,也都疼得哭爹喊娘。那一幕幕惨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去世前对我说:‘迪克,如果你有幸回到家,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我是怎么死的。’你可以想像我的感受。我一直保留着他的地址,但我从来无法亲自去看他的父母。”
全营覆没
雨季高峰到了,随着河水的泛滥,当地流行的霍乱在战俘营里暴发了。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痉挛、呕吐、便血和水,人很快脱水,皮肤失去弹性,身上一按一个坑。在原本已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霍乱就等于死神。狄克逊说,他们营的幸运,是有两个有经验的英国人,他们对每个人下了严厉的命令,所有水必须煮开再喝,所有吃饭的用具必须蒸汽消毒。离我们没多远的一个泰国劳工营,很快全营覆没。日本人不进去,命令狄克逊他们去清理泰国劳工营。
“我和另一个人进入那个地区,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泡在泥浆里的尸体,还保留着拼命伸手要水的姿势。我们没有任何预防保护,毫无疑问,任何方式的接触都会传染。我们挖了一个大大的坑,用铁锹把他们装进麻袋,拖到坑里。每翻动一个尸体,恶臭就令人呕吐。”“每天都有人在死亡,我们被命令去堆干柴,然后把尸体放上去烧。那是令人痛苦的活。”
每一寸铁路都是尸体铺成的
霍乱的恐惧渐渐过去了。但经常发作的疟疾和黄疸把狄克逊折磨得不成人样,肋骨一条条突了出来。1943年10月,狄克逊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但医院几乎等于死亡收容所。病人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反而急剧恶化。帐篷里满是垂死的人,整夜是惨叫声,那些人躺在那里,发着高烧,没有任何药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一个澳大利亚随军牧师常到帐篷里来给他们一些精神希望。尽管无法阻止他们的死亡,但每个人都抓住希望的稻草,希望再见到最爱自己的人一面。
狄克逊说:“当我像所有人一样躺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时,我的同伴、来自伦敦的一个码头工人,每天夜里都会来照顾我,给昏迷中的我强迫喂些吃的东西。两个月后,我居然活了下来。战后,这个同伴来看我时,告诉我妻子他怎样喂我烤蛇肉,怎样救了我的命。我猜他说的肯定是真的。”战后狄克逊回到英国时,体重还不到40公斤。
狄克逊说,1945年1月底,营地一半人都病倒了,很多人瘦得一阵风就可以吹倒。日本人命令,把病得最重的人送到医院去。我们营送走了30人,我感到了极度的失望,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我已放弃了想再见到英国、妻子和家人的希望,脑子只转着一个问题,怎样像我已经死去的许多朋友一样在异国土地上死去。我无数次地问上帝:怎么能允许有人用如此令人作呕、卑鄙可耻的方式对待人类?
最后,狄克逊拿出一本书,封面是一个日本鬼子举着屠刀砍向人的脖子,这是他对战俘营生活的回忆录。这本书现在已被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他说,没有一本书、一部电影能够完全描绘出修建缅甸、泰国死亡铁路战俘营的地狱生活。仅在赶工的7个月里,6万战俘就死了1/3;以泰国劳工为主的20万苦力,死了3/4。穿越缅泰丛林、山路的415公里铁路,每一寸都是用人的尸体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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