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海泽：二00四，我们登上钓鱼岛
来源：fangshaoyi   2018-11-20 14:07:30

　
乐公益协会会长虞海泽

　　二00四年从钓鱼岛回来后，在乐清深海蓝鲸俱乐部，一位香港记者采访我时提了一问题：“你是一个温州人，也是一个老板，为什么会去做钓鱼岛的事?”从她奇怪的眼神里我读出了话外之音：温州人只知道赚钱，不会关心领土问题，更不会冒险出海去钓鱼岛。记得我是这样回答她的：因为没有人去做我才去做的!二00三年冯锦华在网上发帖呼吁去“保钓”时，应者寥寥无几!我是看不下去了才去做的。这是中国人的事，如果没有中国人去做，那就是中国的悲哀。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远不止她一个。近几年来有好些人甚至生意伙伴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想，生命是有限的，钱是赚不完的，财富是这个社会的。有意义的经历才是最有价值的。只有自己的经历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策划二00三年六月，大陆“保钓”首航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够登上钓鱼岛。用登上钓鱼岛的实际行动来宣示国家的主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但这个太难了!二00三年我们一艘一百二十吨的渔船被九艘带飞机大炮的日本舰艇包围而被迫返航的情形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还历历在目。我们迫切需要一次登岛行动。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和冯锦华不谋而合。我们俩总结了二00三年三次出海失败的经验，觉得可能登上钓鱼岛的方式应该只有两种：一是硬闯。采取多船齐发和日本舰艇混战。根据渔民的经验，两艘舰艇才可以绑架一艘渔船。日本上次一共出来九艘舰艇围堵我们一艘小渔船，迫使我们返航。但如果我们同时出动三十艘渔船的话，日本人会有六十艘舰艇吗?那霸港口应该没有那么多舰艇。这样，日本人就很难阻止所有的渔船靠近钓鱼岛。只要我们有一艘渔船能够突出重围，登岛就可能成功。这种办法可行，但成本太高，如果每条船花十万的话，就算短期之内筹到三百万，也很难一下子找到三十艘渔船。二是突袭。突袭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怎样躲避日本人的雷达。二00三年六月，“保钓”首航渔船在距离钓鱼岛四十五海里时就被日本的侦察飞机发现;距离钓鱼岛三十六海里时被日本舰艇跟踪;距离钓鱼岛二十海里就已经被多艘日本舰艇包围;到距离钓鱼岛十二海里时已经有多达九艘日本舰艇和五架飞机同时包围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采取隐形的办法登岛，如何使渔船在日本舰艇雷达上隐形，这个技术 问题我请教了在北航读博士的牛力丕，他说只要知道日本舰艇雷达波的波长，就可以设计出简易的渔船隐形方案，最终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日本人的雷达波波长。如果想要突袭成功，如何尽可能晚被发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我和冯锦华想尽了办法。二00四年春节过后，我和冯锦华开始分头行动。他去了宁波北仑走访渔民，弄回来一张标有海区的高级别海图。我去了玉环拜访几位经常去钓鱼岛附近海域打渔的船老大。船老大一般都很有主见，喝酒的时候，听他们大声侃侃道来。玉环普通话不太容易懂，理解得慢一点，有时候需要他们重复说好几遍才听明白。最后把几个船老大的信息凑起来总算是基本弄清楚了钓鱼岛的一些情况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鱼资源很丰富，每年的春节前后有大陆的、台湾的渔船在离钓鱼岛三十海里的二六0海区捕鱼，同时出没的还有觅食的鲨鱼。清明节后，天气变暖，鱼群开始北上，渔民们和鲨鱼也跟着鱼群北上。也就是说春节后前那里的渔船最多，春节过后渔船逐渐减少，清明后，渔船都跟着鱼群北上后，很少会有渔船在这个海域打渔了，如果有渔船的话，顶多也就一两艘渔船在捕捞一些价值不高的做饲料的“扒皮鱼”(温州话)和其他杂鱼。钓鱼岛如同一轮翡翠绿的弯月横在东海，非常漂亮。弯月的外侧是陡峭的悬崖，水应该很深，利于航行，但不利于船舶停靠，就算是勉强靠上了也很难登岛。弯月内侧地势平坦一些，但水较浅，岸边恐有暗礁，也难以靠岸。我们查询资料，知道日本人曾经在岛上修过码头，估计是在岛屿的内侧，但却无法确定位置。与飞机起飞一定要逆风而上的道理一样，船舶也要在逆流的情况才容易靠岸。如果水流是顺流，船就很容易撞上岛屿。再加上有日本人在旁边干扰，登岛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一年中水流的方向也是随着季节改变而改变的。因为岛屿地理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的民间手段也着实有限，再加上还有很多不可控的人为因素，尽管我们费了不少时间和周折，但是，直到出发之前也没有最后确定登岛的具体位置。我们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有着丰富经验的船老大身上，另一方面也只能够相机行事了。在调查钓鱼岛相关信息为登岛做准备的过程中，我们知晓了很多当地渔民长期遭受日本人欺负的情况。玉环渔民自有了远航的机动船以来就一直在钓鱼岛海域以打渔为生。但一九七0年以后，被日本的舰艇驱赶，不允许他们再靠近钓鱼岛海域打渔，只有在躲避风浪的时候才能够靠近钓鱼岛，平常只能在远离钓鱼岛三四十海里以外的渔域打渔，眼看着钓鱼岛周围丰富的鱼资源兴叹。

　　筹备

　　跟做企业一样，做完前期的“市场”调查工作后就需要做具体的筹备工作了。在走访渔民的同时，我拜访了两位老板，目的是想租用他们的大快艇做登岛之用。一位是“苏泊尔”的老板，他们公司有一艘快艇是原来温州到上海海上航线的交通工具，产自澳大利亚，速度非常快，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快艇有得一拼。如果能够租到这艘船的话，去钓鱼岛的时候可以先用渔船的速度行驶，等到了钓鱼岛海域被日本巡逻飞机发现时再发动冲刺，靠近钓鱼岛，把人和皮划艇一放，人就可以登岛了。凭这艘船的速度，我估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快艇也奈何不了它。只可惜没碰到老板，跟办公室主任谈了，他同意给老板带话，但后来就没有了回音。另外一位是经营温州到洞头快艇客运的夏老板，通了几次电话，得知他们的客船小了点，抗不了大风浪，去不了外海(温州到洞头还算不上外海)。

　　无奈之下，我们放弃了租用大快艇的计划，改为租用渔船配合使用小快艇。于是，在灵昆岛弄了一条旧玻璃钢小艇和两个发动机。我和冯锦华、尹冬明用这条小艇在灵昆岛的南边海面上进行专门训练，也因此多了一门开快艇的技能。后来又从哈尔滨弄了一条橡皮艇回来，据说是俄罗斯军用的。

　　二00三年第一次去钓鱼岛，船老大是被我们骗出海的。开始只说是要去海上旅游，等船行了大半才告诉船老大曾生姆：我们要去钓鱼岛!曾生姆开始并不愿意，我们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费了好一番口舌，他才总算是同意帮我们去钓鱼岛。而在二00四年的时候，我们决定事先明确告诉船老大租船的目的。这样一来，租船就变得很困难了，要找到一艘主动愿意去钓鱼岛的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后来，这个难题最终交给了尹冬明---我温州公司的销售经理，年轻、精明、能干的一个小伙子，做事情很有能力。尹冬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愿意出海的渔船。

　　二00四年前往钓鱼岛的渔船“浙普渔21114”号，船老大叫郑念生，胆大心细，有着丰富的行船经验。船是他和一个亲戚合伙的。他们虽然同意出海，但还是担心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拖走，他们无以谋生。对他们的这种顾虑，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后,是以我乐清公司的名义写了一份担保书，承诺如果船被拖走就由我公司负责赔偿。郑老大和他的亲戚亲自去看了我的工厂，估计我有能力赔他的渔船，于是拿着盖着“神奇电碳集团公司”公章的担保书，收了定金满意而去。郑老大丰富的经验在后来的登岛行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二00四年登钓鱼岛成功，郑老大功不可没。

　　现在回想起来，船如果真的出事，也只有我自己个人掏钱赔偿了。我的公司是家族企业，当时我是公司管销售的副总，父亲是董事长。公司的公章是我从办公室主任陈南那里骗出来的。事后被父亲说了一顿，说我不该瞒着他把整个公司扯进去。说归说，倒没有任何责骂的意思。从钓鱼岛回来的时候，公司的同事几乎全部到码头用鲜花和国旗迎接我们。我想，父亲虽然什么也没说，心里也应该是挺高兴的吧!

　　登岛最重要的渔船总算是尘埃落定。剩下的就是其它的后勤物资筹备了。为此，二00四年年初时我在乐清成立了深海蓝鲸户外运动俱乐部，并且请了第一次出海的“黑皮”(王喜强)做教练。俱乐部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筹备工作。救生衣、食品、药品、通讯工具等物资材料陆陆续续汇集到俱乐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登岛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竹竿。我原计划是买二十根少林棍以备登岛后自卫，万一岛上遇到日本右翼青年社的人可以用少林棍把他们赶下海。乐清人民路上有一家运动器材商店，有练武用的少林棍卖，但不巧，当时只有一根样品。于是我付了一百元订金约定三月二十一日提货，不想临到提货时，店家才说交货期还要推后几天。因时间紧迫，不得已临时叫黑皮去买毛竹竿代替。十来根三米多长的竹竿，黑皮觉得太长，打电话问要不要锯掉。我随即答复说：“不要锯!”武术界有一句话叫“一寸长，一寸强”，没想到因买不到少林棍而临时用来救场的长竹竿后来竟然成了登上钓鱼岛的关键，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

　　出发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出发。我和冯锦华分别通知了十三名出海人员。通知只说：“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能够到乐清吗?如果能来，到了乐清以后打这个手机号。”号码卡是新买的，电话里也只字未提钓鱼岛，但大家都是心领神会。电话通知的十三人全部按时到位，另外还多来了一个人。是湖南经济电视台杨力带来的。据杨力介绍，他曾在电视台从事过摄影工作，有专业才能。因杨力一再请求，我们原计划十五人的出海最后变成了十六人的队伍。

　　除了出海的队员，我们在岸上还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队伍。当时北京已经有一个团队给我们二十四小时提供支持;在海边，我们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团队。我逐个去找了李德云、陈庆余、戴旭阳等几个人，请他们帮忙做后勤。这几个人是既有协调组织能力，又愿意为“保钓”付出的朋友。对我的请求，无一例外都爽快答应了。他们在岸上提供的强有力支持后来成为我们成功登岛的前提。非常感谢他们!李德云是湖北人，在柳市从事广告业多年，从他来柳市的第一年我们就认识，并成为好朋友，出海用的宣传横幅、喷绘的设计和制作都出自他手。陈庆余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简称H A M，俗称“火腿”，技术也不错，他的加入对我们的通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出海期间，陈庆余、李德云、戴旭阳三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在陈庆余家屋顶的短波电台旁边。后来电台还真起了关键作用，登岛的人被抓走后，我们和北京的沟通就全靠这台短波电台了。

　　三月二十一日晚，所有出海人员和后勤人员聚集在中雁荡山的海隅山庄，海隅山庄只是一栋小房子，是我几年前购得山中民宅改建而成，以“虞海泽的一个角落”之意取名海隅，是我颇为喜爱的周末去处。

　　当天的晚餐在海隅山庄的小餐厅进行，近二十人围着一张小餐桌，里外两层围在一起，很拥挤。大家兴奋地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讨论着。酒过三巡，人已微醉，我全盘托出计划登岛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渔船开到离钓鱼岛四十至五十海里的海域，在日本飞机发现我们之前放下小快艇，用小艇载人驶向钓鱼岛，大船往台湾方向行驶以吸引日本雷达的注意，掩护小艇而突袭成功;第二方案：如果小艇被发现，大船则掉头和小艇同时冲往钓鱼岛;第三方案：如果情况不适合放小快艇，或者放快艇之前就已经被日本舰艇发现，则先将大船开到渔区佯装打渔，等找好时机再用大船直接冲向钓鱼岛。计划是做好了，但具体如何行动还是要看当时海上的实际情况而随机应变。

　　讲完登岛的方案以后，我建议出海人员把身份证件和贵重物资都留在后勤组，或放在海隅山庄。从加拿大不远万里回来参加登岛行动的朱文征做得很周全，他甚至把护照和给家人的信放在写好地址的信封里面，交给我海隅山庄的邻居秋香，嘱咐说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请秋香帮忙邮寄给他的家人。

　　当晚并没有说次日在哪里登船，也没有说几点钟出发。大家谁也没有多问。晚上大部分人就钻在我准备的睡袋里，睡在我家地板、沙发上。我无法入睡，大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像要准备打仗一样，不停地思考着眼下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还缺少什么东西，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我们不是上战场，毕竟，我们的渔船面对的是载有直升飞机和大炮的日本舰艇。毕竟，带着几根竹竿的我们面对的是日本的武装军人;毕竟，在保钓的道路上曾经死过人。一九九六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毓祥就是为保钓在钓鱼岛海域牺牲的。作为此次登岛行动的负责人，深知责任重大。

　　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我们分头开始了出海行动。尹冬明带了大部分人从俱乐部带上物资在黄华码头登船。为了避免招人耳目，把装载小艇的时间安排在深夜，登船后渔船一直锚泊在江中。直到深夜十二点，在瓯江口漂了六个小时的渔船才靠到了七里港码头，基本上在同一时间，灵昆岛上那艘早已备好的旧玻璃钢小艇也被我们雇船拖到了七里港码头。渔船靠岸，迅速接上快艇，大家匆忙拍了一张集体照后就朝着钓鱼岛方向出发了。

　　十六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和六个船员拥挤在只有十个小床位的小渔船上。床位让给晕船的人，余下的十二人就睡在驾驶舱和机舱的狭窄的地板上，拥挤到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所谓的床铺也就是一个个可以防止人摔下床的开口小木箱，只能够容纳一个人在躺在里面。睡在机舱的人还要和噪音做斗争。机舱里的噪音大到即便是坐在旁边的人大声说话都无法听见，只能够靠手势沟通。机舱的过道里还堆放着食物、杂物，十分拥挤也十分肮脏，到处是脚印、泥水。我和冯锦华就这样蹲睡在机舱的过道里，直到天亮。

　　船有前后甲板，前甲板迎风，航行过程中风大，基本上没有人活动。后甲板是一个不错的活动空间，我们的餐厅和活动空间就在后甲板，只要不下雨，白天坐在后甲板聊天还是蛮惬意。驾驶室在二楼，视野不错。

　　船出了瓯江口已是凌晨两点多，本来是入睡的时间，人却反而更加兴奋。我们的计划一步步付诸于行动了。

　　这次是秘密行动，为了出海队员的安全，离开瓯江口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将刚刚拍的十六人合影照用GPRS无线网络发给了远在北京的卢云飞。

　　次日天亮后再看这些出海的队员，所有人的脸上都已经褪去了刚出海时的兴奋，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疲惫。谁也没有兴趣去看海上的风景，大部分人因为晕船已经吐得东倒西歪了。晕船最厉害的是李南，他是一位坚定的保钓者，二00三年出海晕船连绿苦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次出海他还是依然坚持前往。到了下午，风浪更大，浪高有两三米，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晕船了。只要一吃东西，海浪就会把你刚刚噎下去的食物给颠出来。很少晕船的我也忍不住开始呕吐，这种滋味真难受啊!我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海上晕船的痛苦滋味。但你或许不相信，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出海是我们详细研究了这些天的天气后做出的决定。从天气的角度看，二十二日前是不适合出海的大风浪，二十六日后有绝对不能够出海的热带风暴，适合航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之间，只是这两天出海要忍受比平常大些的风浪。从时机的角度看，我和冯锦华判断日本人在恶劣天气里对钓鱼岛的戒备和防范可能会放松。选择在这个大风浪和大风暴的间隙时间出海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奇兵，后来果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的渔船很小，只有一百吨左右，可以说是出远海打渔中吨位最小的渔船了。在大海上，小到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在海上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相遇时，由于没有参照物，我们只感觉到日本的舰艇比我们的渔船大，但到底大多少我们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日本记者在空中拍摄的日本舰艇追逐我们保钓船的照片，才知道我们的渔船是多么的小。这种悬殊就如同一个稚气小孩和一个而立之年的男人的对决。看到照片时，我的感觉是如此的凄凉。想起多年前看过的电影《火烧圆明园》里的一个镜头：手拿冷兵器的中国士兵拼死冲向英法联军用洋枪洋炮筑起的阵地——这种力量的悬殊让人酸楚和震撼。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二十三日二十二点渔船终于到达第一个目的区域——二六0海区。这非海区在钓鱼岛的北边，长宽三十海里，钓鱼岛就在隔壁的二六一海区。海浪很大!从大船上放下小快艇突袭的第一方案已经行不通了，大浪很容易就把小快艇掀翻的。

　　我们决定采用第三方案。和我的预期一样，从雷达上看到二六0海区附近有两艘打渔的渔船，正好成为掩护我们的最佳伙伴。郑老大以低速在二六0海域来回开，时而来回慢行，时而停机休息，好像是渔船在打渔一样。虽是深夜，我们很清楚日本的巡逻船一定在不远的海域密切地盯着雷达看着我们渔船。我们的渔船雷达只能够看三十六海里以内的船只，而日本的军用舰载雷达能看到几百海里，并且可同时探测空中、水下和水面。这种不对等的较量令人很不舒服!后来我把登上钓鱼岛比喻成一个八岁的男孩把球踢进了有十一个国家队球员防守的球门，可以想象登岛是何等的艰难!

　　这种模拟打渔的动作估计是有效果的。我可以肯定，日本的舰艇雷达看到了我们的渔船，没有过来查是因为把我们当成了普通的打渔船了。

　　登岛

　　在二六0海域佯装打渔四个小时后，二十四日凌晨两点，渔船开始行动，我们没有直接把钓鱼岛设为目标，而是以时速十节的速度向台湾方向驶去，将航线目标定在途经钓鱼岛距离十二海里的地方。这依然是一个佯装手段，希望继续蒙蔽日本舰艇。打算等到渔船经过钓鱼岛且距离最近时，突然一个拐弯冲向钓鱼岛。这样，等日本人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离钓鱼岛只有十二海里---- 一个小时的航程了。可惜这一招没有起到作用，渔船行驶了两个小时后，还没有到达目的海域就发觉我们似乎已经被日本舰艇跟踪了。为了测试雷达上看到的亮点是不是日本舰艇，我叫船老大略微调整了一下行驶方向，雷达上的亮点继续和我们保持一个方向，五分钟后，我们确定被跟踪了。于是调整航向，加大马力!目标钓鱼岛。

　　日本舰艇的速度很快，是我们渔船速度的三倍以上，我们先从雷达上发现一个小亮点，从远处斜插过来，很快就是肉眼可见的海面上的一个亮光，很快远处的那个亮光就变成强烈刺眼的探照灯并伴随着高音喇叭向我们的渔船直扑而来。船老大很镇静，也很有经验，自从确定被日本舰艇跟踪就放弃了佯装，直接将航线目的地调整为钓鱼岛。不管日本舰艇怎么干扰喊话，渔船只管加大马力往前开，只可惜最大速度也只有十一节。幸运的是，等日本舰艇追到我们的渔船时，钓鱼岛离我们只有几百米了。日本舰艇超过渔船，把船身强行横插在渔船和钓鱼岛之间。俗话说船小好调头，还真的是这样，一百吨的船比二千五百吨的船调头快的多，舰艇在内侧，渔船在外侧，往外一拐从舰艇的身后拐到钓鱼岛的北侧。钓鱼岛的北侧地势稍微平坦一些，但船老大恐水下有暗礁，不敢轻易靠岸。郑老大瞪着水深探测仪，把渔船从离岛两百米外慢慢开到离岛一百米左右就不敢再往前了。此时，船上的人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前甲板，围着两条快艇忙成了一团。郑老大指挥水手用一个渔网起重装置吊起其中那艘玻璃钢小艇，小艇上装的发动机太重，把艇尾部给拉开了一条宽达七八公分，长达五十多公分的口子。没办法，大家只得七手八脚把发动机卸了下来。

　　小艇拉坏了，橡皮艇迟迟不能够打饱气。我们看到日本人的小快艇顺利下水。比赛放快艇的速度，我们已经落后了一大截，船上的好几个人看着尾部裂开的艇急得直跺脚。我看放艇不顺利，跑到船舱找出了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短冲浪板，趴在上面带着专用脚蹼就可以冲浪可以快速游泳。脱了上衣后却遍找不着脚蹼，问黑皮，他说忘在俱乐部了，我晕!气得我大骂了一声黑皮：小子坏事。看着船下的踹急的水流，没有脚蹼，估计还没游到岛上就被水流冲跑了，只好放弃。

　　这时候发动机已从小艇上被七手八脚抬下来了，渔网转扬机再次吊起小艇的时候，裂开的大口子弹了回来，成为一条小缝，估计漏水也不会漏的很快吧。当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已经开裂的快艇放到水面上时，日本舰艇上的第一艘快艇已经放好并准备包抄过来。相比我们破裂的旧艇，日本人的快艇现代化多了，船尾装着一个汽油发动机。船上载着三名头带钢盔的队员，每人都手拿一个透明防爆盾和一条长约两米、一头带钩的铝合金棍。

　　放下快艇后就要选人登岛了。这是一个难题。我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昨天在海上航行时，简短开过一次会。我分配了一下工作：有负责通讯工具的，有负责摄影的，有负责食品的，有负责挂国旗的等等。当时就有人问：“那谁登岛?”我知道，要想十六个人全部上去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回答他：“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够登上去。只要有一个人登上去了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胜利，有一个人登上去就代表了我们所有人。”

　　上玻璃钢小快艇的是方卫强、黑皮、胡显峰和殷敏鸿。我选择他们的理由是这几个人的战斗力比较强。方卫强和黑皮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胡显峰和殷敏鸿是退役军人，这四个人的身体素质都很好。四个人跳到小艇上后，大船上的队友递了三根竹竿过去，方卫强拿了一个铁碗当浆用。小艇划离了大船后马上遭遇了日本舰艇放下的小快艇。顿时，双方人员你来我往的打了起来。船上人都在为他们呐喊，“小心!”“快打!”“不要打了，快划船!”的喊叫声不绝于耳。我们的小艇被日本人的小艇绊住了。日本人的舰艇上还在往下放第二艘快艇，一旦第二艘艇放下，二对一，我们的小艇肯定吃亏。

　　我们的第二艘艇就是在哈尔滨买的那艘军用橡皮艇，黑色，坚实，异常牢固，携带也很方便。唯一的缺点是充气慢。一个大号的打气筒，冯锦华、尹冬明、张立昆三个人轮流打，结果三人手打软了气都还没有充满。

　　已经下海的小艇在跟日本人的小艇打架，不能够前进。我们的第二艘还在打气。而日本人已经在放第2艘小艇!这样拖下去不行，等日本的小快艇都放下来的话，我们肯定就会被截回来的。

　　情急之下，我跑到楼上的驾驶室，找到美国硅谷网友吕然捐款为这次出海专门准备的警车用高音喇叭，把喇叭头伸出窗外对着方卫强他们大喊：“不要全部都打架，两个人打架，两个人划船!两个人打架，两个人划船!”大喊几声后，他们终于醒悟过来了：光和日本人棍来棍往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目的是要登岛!于是他们前面两个人拿着长竹竿和日本人对峙着，防止日本人用铝钩把我们的小艇钩住后拖走，这时候三米长的竹竿显示出比日本人两米长铝棍的优势来，又是顶又是打，把日本人的快艇堵住了，后面的两个人用竹杆和铁碗拼命的划向钓鱼岛。郑老大在大船上开了一个倒挡，再猛一前进造了一个浪，把我们的小艇往前推了一把。

　　此时，船弦另外一边的冯锦华他们也已经打好气，放下橡皮艇，拿了两把铲子和一根棍子，也拼命地向钓鱼岛划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艘小艇已经用手划靠上钓鱼。日本人眼看我们登岛成功了，也就放弃了对第二艘小艇的围堵。

　　成功登岛那一刻是三月二十四日六点二十六分，大船上沸腾起来了!

　　“我们登上钓鱼岛了!”

　　“中国人登上钓鱼岛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欢呼声!歌声! 当我们呐喊完后才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人上岛后，日本人把两艘摆渡小艇抢跑了。结果大船上的人没有小艇没法接着上岛了，而岛上的七个人也下不来了。

　　事后我问过尹冬明，“你们上岛后怎么不保护快艇，让日本人给抢跑了呢?”他说登岛后大家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冲岛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把体力耗尽了。上岛后大家都瘫在地上喘气恢复体力，没有注意到小艇。短短二十多分钟，几个精壮小伙子的体力就消耗殆尽，可见登岛有多紧张和艰难。

　　接下来我们很快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在和日本人抢时间登岛的时候，原先准备的通讯工具都没有带上岛。手持对讲机、车载对讲机和电瓶统统都落在了渔船上。冯锦华带了一个卫星电话上岛，可是船上只有电台没有电话。大船上的人和岛上的人失去了联络，可以看到岛上队友的身影，但却无法沟通了。

　　大船后来在距离钓鱼岛几百米的地方飘荡了一个多小时。那艘日本舰艇停在离我们几百米的地方，也没有继续干扰我们了。估计是看我们已经登上岛了，觉得再做什么也是徒劳，于是在请示上级等待命令。

　　我叫郑老大把船开到了离钓鱼岛十二海里外的地方。根据我去年的经验，日本那霸军事基地的舰艇群很快就会到达。为了避免我们的渔船被扣，我们将渔船开出十二海里。此时日本舰艇也渐渐多了起来，像一只只野兽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的渔船，好似只要我们进入十二海里的位置就会把我们吃了一样的架势。

　　我们通过船上的电台和温州后勤基地联络，后勤基地再电话给北京的童增会长和卢云飞联系。多次辗转沟通后，童增会长说，中国外交部已经和日本外交部沟通过，日本同意把小艇还给我们，让我们回钓鱼岛接人。但我们的渔船一进入到十二海里区域，日本的舰艇马上排列成品字队形，企图抓捕我们的渔船，被郑老大识破后渔船才逃出了他们的包围圈。

　　我们再次联系北京。一个小时后，童增会长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交部肯定是谈好了，日本同意放人，让我们再回去接人。但一进入十二海里，日本舰艇又故伎重演想抓我们。这样反反复复进出了三次。

　　返航

　　二十四日下午四点，经过几轮的进出较量，船老大郑念生肯定的说：“日本人就是想抓我们了，根本不打算让我们回去接人，这肯定是日本人的圈套!”我看船老大这么肯定，再加上我们也没有小艇接登岛的人下岛。于是我对队员们说：“我们回去拉上小艇再回来接他们!”就开始返航了。一听说要返航，船上的队员们都急了。岛上的那七个兄弟怎么办?他们带的食物也不多，钓鱼岛海域还下着暴雨，明后天热带风暴来了他们怎么办?登岛的时候远远看见有两个人落海了，应该全身湿透了，也不知道是谁?天这么冷，不会冻坏了吧?半夜的狂风暴雨他们在哪里躲避?岛上有躲雨的洞穴吗?返航的路上风浪比来时更大，夜里海上又下起了暴雨。心里牵挂着岛上的七个兄弟的安危。前天、昨晚的兴奋、紧张让我无法入眠;今夜的牵挂又使我无法入睡。

　　返航的路上李南再次晕船躺下了，我在李南的铺位前和他讨论岛上七个人的可能遭遇，会被日本人抓走吗?如果抓住了怎么办?我俩的共同看法是：如果登岛队员被日本政府抓走的话，肯定会成为一件国际新闻事件，对中国有利。再者，这件事情可以引起国内更多的人关注钓鱼岛。和船上其他人的忧心忡忡相比，我和李南俩人的心情是忧喜参半。

　　事后我们才知道，登岛的七个兄弟当天下午就全部被日本冲绳警察带走了。冲绳的警察是从一百二十海里外的那霸调过来的，坐着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和直升飞机登岛前来抓人，与上午和我们较量的那帮武装人员并不是一伙的。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航行，二十五日下午五点，“保钓”渔船终于回到了七里港码头。船还没有靠岸，我就看到了一个令人激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场面。几个小时前我们还被蓝色的海浪颠的晕头转向，而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是红色的海洋，是国旗、是鲜花。小小的七里港码头上挤满了几百名迎接我们的人们，把我们着实吓了一跳。我原先以为后勤组的李德云几人组织了几个朋友接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公司的所有同事，温州、乐清的户外运动俱乐部会员，温州、台州的网友，还有一些闻讯从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外赶过来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香港凤凰卫视、亚洲有线、亚洲无线电视台的记者也已在码头上和俱乐部里等我们了。

　　团聚

　　登岛的七名队员被抓走了，余下九个人各自回家去等消息。被抓的七个人的消息是时时更新的。二十六日下午就有消息说他们晚上能够回上海。于是我和乐清的吴柱急忙从温州飞到上海去接人，可是当天日本并没有放人。二十七日又有消息说日本要放人了。我和吴柱又赶到浦东机场。在和一大群国内外记者在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才知道7个人已经被浙江外事办的人从飞机上直接接走了。冯锦华下飞机后给我打过一个报平安电话，但随即又失去了联系。电话里冯锦华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往何方，什么时候能够回乐清。又是一夜焦急的等待!

　　后来才知道他们七个人是被送到杭州武警医院做身体检查。听接受检查的人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做的最全面的体检，上至牙齿，下到脚趾甲全部检查一遍。

　　知道他们被浙江外事办接走后，我和吴柱以及香港《东周刊》记者张专讨论后，估计他们第二天应该会回家。二十八日一早，我们一行开着越野车一路狂奔回到乐清。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奇怪，自己当时的体力怎么那么充沛。连续四天都没有正常休息，第六天居然还能够从上海开车回乐清。

　　回乐清不久，浙江外事办就派车送人回来了。乐清刹时变成了庆祝的海洋。建设东路上挤满了穿着红色保钓衫的支持者，更多的网友自发的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登岛归来的队员。

　　二十八日晚，有关部门再次要求马上就地解散所有“保钓”队员，我们答应了。但北京网友马燕强烈要求大家到北京去。她说，二十四日登岛队员被日本抓走后，两三百名北京、天津、河北的网友自发在日本大使馆抗议示威，要求放人，每日抗议至深夜二十三点，如果大家回来不去北京的话，北京的网友会以为我们队员受伤了，不方便见人。所以，马燕建议大家先去北京和大家见面后再解散。为了答谢北京的支持者，大伙决定北上。

　　二十九日下午，从北京机场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八人遇到更大的欢迎场面。机场的旅客也加入到了欢迎的行列，机场出口拥挤着迎接我们的朋友和旅客，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机场出口挤到车上。

　　晚上的庆祝会可以说是“保钓”人员的大团聚。这几天来一直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门口抗议的网友们以及北京各界保钓人士齐聚一堂。有年长的专家学者，有出海的年轻人，有在使领馆高声抗议的网友;有事先约定的，也有刚刚加入的。虽然很多人都是素昧平生，但我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遗憾的是，还有八名出海队员以及后勤人员没能参加这次庆祝会。

　　在北京我们还开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会。参加的人不多，就六个人。冯锦华说了一句：“海泽没有上钓鱼岛，挺遗憾的，这次出海他付出太多了!”不过，我遗憾三个人没能上岛。第一位是李南，最早的“保钓”人员之一，每次出海都晕船，还坚持不懈。这次我看他晕船太厉害了就没有叫他上小艇;另外一个是加拿大回来的朱文征，他为“保钓”把工作都辞掉了，不远万里飞回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上去七个，却把自己留在船上了。这很可能会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登上岛的七个兄弟在北京被记者誉称为“神州七子”。虽然我自己没有上去，但大家对我的态度令我感动。庆祝会上，当媒体记者要求拍一张七人合影照时，冯锦华坚持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坚决把我拽住留在台上，为此还和记者们僵持了很久。此后，冯锦华每次跟我见面时都好像欠我似的叨唠着：“你没有上岛太遗憾了!”其实大可不必，虽然没有上去，但我送七个人上岛，我为此而自豪。

　　                                                                                                                            二0一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