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章(又名李伟光),1897年10月8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二林镇。在学生时代,李应章深受五四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民族意识得以增强。1921年10月,李应章参加了蒋渭水等人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对于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起了很大作用”。1925年,李应章领导了著名的“二林蔗农运动”,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李应章因此遭到了日本警察的迫害,受了十个月的牢狱之苦,家毁父亡。1932年1月,为免遭殖民者的再次迫害,李应章设法离开了台湾,横渡海峡,来到厦门,并于同年4月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行医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因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叛变,李应章被迫悄悄离开厦门,经汕头、香港、广州,于1933年底辗转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李应章一边在英租界劳合路开诊所,一边寻找党组织。据李应章后来的《自述》称:“诊所开张后,因英租界是商业区,看病的人并不多。考虑到法租界是住宅区较适合开医院,就于1935年底将诊所迁到法租界。但医务仍闲散,经济日益困难。加上联系不上党组织,思想很苦闷。当时上海吸鸦片烟的人很多,烟毒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毒害,我觉得既然找不到革命关系,搞戒烟医疗也是爱国之道。于是着手研究戒烟药品,到1937年1月研究成功,开始做戒烟医疗。因诊所不敷所用,所以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开设了伟光医院。”这就是伟光医院的来历。利用伟光医院作掩护,李应章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他曾先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曹荻秋和吴成方住在伟光医院三楼后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利用医生身份接近日本人,搜集日军情况,向吴成方汇报,还为新四军提供药品。
伟光医院开办四年后,李应章又在上海泰安路增设了疗养院。他因为做戒烟医疗而出了名,求医者纷至沓来。李应章说:“这又便于掩护我的抗日活动,许多革命同志常到我医院或疗养院‘看病’、‘疗养’、‘做客’,联系或谈工作,如有一次吴成方带刘先生来住院治骨病,偷偷地交代我说刘先生是新四军的高级负责同志,要注意照顾。他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老吴又带一位李先生来治胃病,住了十多天。其间,吴成方常来看望他们,交谈工作,而我即若无其事地装着看他们的病。”
不论在台湾,还是在祖国大陆,李应章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并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因此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他是出席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五名代表之一,还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他说:“这是我一生最激动、最光荣的时刻。”然而不幸的是,五年之后的同一天,李应章以上海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市国庆五周年庆祝大会时,突发脑溢血,于次日上午逝世。
1999年,李应章之子李锡昭将父亲的这批遗物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任京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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