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刚一参军就赶上平型关大捷,便立刻赶赴平型关搜集资料和采访,拍摄到了《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之一部》《缴获日军九二步兵炮》《缴获的日军电台》《缴获的日军汽车之一部》等珍贵照片。1938年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正在住院的沙飞顾不上治疗就去拍摄。白求恩医生除每天做手术、开处方外,还亲自设计图纸,指挥木工制作医疗器具。沙飞成了这里的常客。白求恩医生那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高超的医术和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沙飞。沙飞经常用并不流畅的英文与白求恩交流。他们很自然地谈论摄影,在战场上使用哪种相机效果最佳,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摄影又快又清楚等。沙飞发现,白求恩医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胸外科专家,还多才多艺,喜欢摄影、文学、绘画,他来中国前还买了一个新型的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后来白求恩逝世前留遗嘱将这架照相机赠送给了沙飞。
1942年,为了让边区军民早日看到第一本《晋察冀画报》,沙飞提出了要在“七七”拿出画报、为抗战五周年献礼的口号。全社同志紧急动员起来,以冲锋陷阵的姿态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沙飞亲自参加第一期画报的选稿编辑工作。有些内容缺少,他就马上组织记者或亲自去拍摄。因为时间紧任务重,生活又非常艰苦,沙飞累得咯血,但他怕影响着大家的情绪,一直都不告诉别人。7月1日,沙飞带领画报社的工作人员装订出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向党献礼,并于7月7日又把1000本画报全部装订出来,为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献礼。聂荣臻元帅后来在《聂荣臻回忆录》中给予《晋察冀画报》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人深感惊讶!”
沙飞随部队参加百团大战,拍了不少照片。后来聂荣臻司令员怕他在前线出危险,去电要沙飞随司令部行动。事有凑巧,沙飞刚刚回到司令部,就亲眼见到了聂荣臻照顾日本小姑娘,很敏锐地用相机拍摄下来。当聂荣臻准备将救下的日本小姑娘送还敌方时,沙飞又及时地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他对部下说:“这些照片现在可能没有什么作用,等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作为一个记者,能预料到他的作品在几十年后发生作用,没有政治头脑、历史眼光是做不到的。
1943年秋,反“扫荡”开始了。由于画报社经常转移,携带许多重要机器设备不利于转移突围,于是大部分设备都隐藏起来了。最使沙飞放心不下的,便是装满了摄影底片和照片的四只牛皮箱和两个牛皮挎包。因为照片和底片都怕潮,一旦在山洞中漏水受潮,后果将不堪设想。照片特别是底片,不像照片制版设备和印刷器材等还可以制造和购置,底片是不能复得的。
一天,突然出现了敌情,必须马上突围。沙飞提出:“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他郑重地将两个装满底片的牛皮箱子亲手挎在了警卫员的肩上,自己也跨上了装着部分底片和重要文件的两个牛皮挎包,向外冲去。在突围中,沙飞和战友被鬼子冲散了,有的战友牺牲了。沙飞也负伤倒下,但是他却紧紧地搂住被它视为生命的牛皮挎包。第二天沙飞才被人们发现,此时他的双脚已经几乎被冻烂了。这次突围中,画报社牺牲了9位同志,沙飞的警卫员也牺牲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把大部分照片底片保住了。
当得知自己的双脚因冻伤太重需要截肢时,他苦苦哀求大夫:“我是摄影记者,新闻摄影就是我沙飞的全部价值,生命的所有意义啊!截掉了我的双脚,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保住了我的双脚,就保住了我从事新闻摄影的权利,就还给了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我就可以又像我以前那样:哪里想起了枪声、炮声,我就迈开我的双脚往哪里奔跑……”沙飞的一番话,将在场的大夫和伤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他积极配合大夫治疗,双脚竟也慢慢康复了!
沙飞冒着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艰难地保住了珍贵的底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列中,有相当一部分历史照片就是出自沙飞之手。
后来,毛泽东在接见当年晋察冀画报社的工作人员时曾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文物保存下来,是一个大贡献。”这其中沙飞功不可灭,他的精神和他的摄影作品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张英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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