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 一罐结晶的食盐……它们这样说
来源：人民网   2021-01-09 10:37:22

　　编者按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后强调，96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让更多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应该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别推出“‘红色文物’有话说”系列策划，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一起探寻红色文物背后的初心故事。

　　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

毛泽东穿了二十多年打有73个补丁的睡衣(图片来自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网站)

　　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遗物中，有一件物品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一件白色泛黄的棉质睡衣。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围绕它的去留更换问题，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60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就有了破洞。1963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的理发师兼生活卫士周福明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他讲：“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时候从水里都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听过洗衣房的同志这样说，他也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吧，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它，周福明也实在没有办法。

　　几天之后，周福明趁陪毛泽东吃晚饭时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还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周福明小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了”，“你不是也穿着补的衣服吗?”毛泽东不以为然。“主席，您和我不一样。”周福明连忙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毛泽东回答。

　　于是，这件睡衣被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是这行的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很满意，此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几年过去了，补丁也快打满了，以至工作人员洗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必须小心翼翼地清洗。直到1971年，睡衣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裂破一个大口子的程度，实在无法再穿了，毛泽东才同意更换。这件一穿20余年的睡衣终于被工作人员登记入库，正式退休。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独特的生活习惯使然，说他恋旧。但这绝不是一种普通的习惯所能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人们历来重视服装的作用。只要条件允许，在衣服穿戴上，人们能讲究的，一定都会有所讲究。这一点，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自然是知道的。事实上，他早年对此还曾有过切身的体验。1910年，毛泽东以一身破旧衣裤到湘乡东山求学，受到穿着讲究的阔同学歧视，以至当时“精神上感到很压抑”。20余年后，他在陕北同斯诺谈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但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一直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从生活点滴做起，率先垂范。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的标准就是方便实用，而不在乎新旧优劣。在毛泽东所遗留下来的衣服鞋袜等日常穿戴用品中，除应付场面的外套外，很难找到一件完整没有补丁的衣服。对此，毛泽东有着自己的考虑，他曾在不同时期说过：“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他这样做，更为深刻的目的或许在于提醒自己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有示范作用的。他曾说：“我们可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还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决不能贪图享受。”“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一罐食盐见证鱼水情谊

1928年红四军送给李尚发的一罐食盐(图片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啰嘿啰嘿，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啰嘿啰嘿，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啰嘿啰嘿，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嘿啰嘿……”这首《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歌谣，唱出了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上下一心、共历风雨的鱼水情谊。珍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罐食盐，是井冈山斗争艰难岁月的历史见证，也是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为了革命的胜利同甘苦共命运的生动体现。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最为“寡淡”的地方——井冈山。为了扼杀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国民党除发动多次军事进攻外，还对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他们在上下山的所有通道设卡审查，严加封锁盐、药等必需品，致使食盐成为当时井冈山最匮乏的物资。因为缺盐，根据地群众常常出现眩晕、昏厥、身体浮肿等不良症状;因为缺盐，红军指战员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力大幅削弱。盐的问题让整个根据地陷入了极大困境。

　　为了盐，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上下一心，患难与共。许多群众从舌尖上省下盐来，自发送给前线战士。战士们也常常将缴获的食盐分发给当地群众。

　　1928年冬，井冈山上的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内热闹非凡，群众们脸上洋溢着过年般的喜悦，原来是他们领到了红军在打土豪中缴获的食盐，盐罐的主人——李尚发也分到了一份。但回到家与家人商议后，他决定将这罐珍贵的食盐保存起来。因为他知道几十里外的井冈山前线正缺盐，这些盐不知何时就能派上用场，而且国民党正在发动新一轮进攻，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熬，这些盐说不定就是战士们救命的物资……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红军主力决定向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则在国民党疯狂进攻下失守了。敌人窜进井冈山心腹地带，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李尚发担心这罐珍贵的食盐落入敌手，便将它密封好，埋在茨坪屋后的菜园，并做好标记。之后，李尚发带着家人躲进了深山，一边坚持战斗，一边等待红军归来。

　　劫后余生的李尚发回到家中，默默守护着这罐食盐。1959年，刚刚成立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正在征集文物，闻知消息的李尚发决定将它捐献出来。同时，他还自发做起了茨坪革命旧址群的义务讲解员，以切身经历讲述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动人故事。

　　如今，这罐食盐早已结晶，不能食用，但其中蕴藏的军民情谊，验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人民军队的初心和军民的鱼水关系，诉说着井冈山这块革命圣地上演过的牺牲与奉献，苦难与荣光。(资料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作官即不许发财”

　　吉鸿昌使用过的瓷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图片来自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政府网站)

　　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民族英雄吉鸿昌”七个大字映入眼帘，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吉鸿昌写下的题词。已在纪念馆工作10年的讲解员张艳娜说：“每天都有群众到纪念馆参观展览，缅怀先烈，吉鸿昌烈士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县人民，他的事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图片上的这件细瓷碗，上面写着“作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这是吉鸿昌烈士的父亲吉筠亭留给他的遗训。

　　1920年，吉鸿昌回家探望重病的父亲，父亲对他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吉鸿昌谨记在心，数十年来，虽因战功官至宁夏省主席兼第10军军长，但生活简朴。他还仗义疏财，以家资充军资，筑路修桥，并与父亲一起办学校，请名师、购校舍。1931年，父亲去世，为牢记父训，他在饭碗上亲笔题写了“作官即不许发财”，每日三省其身，并请陶器厂仿制了数百个瓷碗发给全体官兵，共志廉洁，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河南扶沟人，著名爱国将领。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其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随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立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并撕碎了为出国置办的西装，但国民政府坚决不允许。此次“考察”让吉鸿昌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他在其著作《环球视察记》中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民族颓唐堕落，不图竟至于斯，当环游各国时，每闻见及他人之长处，辄回忆及国人之短处。虽其刺激为间接的，已不胜其悲愤。乃走进国门，凡目所见，耳所闻者，竟无一非亡国灭种现象”。

　　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潜赴泰山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杀敌1000余名，将日军驱出察境，彻底回击了“抗日三天亡国论”的投降主义思潮，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再次点燃。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

　　1934年，吉鸿昌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创办《民族战旗》杂志，通过租界邮局向全国爱国团体、军队投递抗日宣传品，而他位于天津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被捕，后被引渡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面对让他供出全部秘密的审判官，他慷慨陈词：“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判“立枪决”，时年39岁。

　　临刑前，吉鸿昌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在刑场上，他大义凌然，从容就义，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不朽诗篇。(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政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