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来源：海外网   2021-08-10 11:07:41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仰望高挂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大幅照片，光影恍惚中，我感觉身材高大的毛主席仿佛站起身来，说话间，举起大手，有力地向前方挥去：“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当时，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群英汇聚，百家争鸣。但一些作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进行文艺整风。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多，延安文艺界名人——周扬、丁玲、艾青、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汇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楼，会议由此拉开帷幕。

　　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了3次全体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做了“结论”,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后与5月2日的开场“序言”一起整理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军博馆长陈士富告诉我们，《讲话》很快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广泛流传开来。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抒发了对国家和民族苦难的深切悲恸，热情地讴歌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讲话》的重要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作为文艺界的长明灯塔，指引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方向。

　　那天，天空一定是晴朗的。在中办楼外的空场,摄影师吴印咸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1957年，他郑重地将照片赠送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许多年过去，这张照片看上去依然清晰，让人怦然心动地怀想那个惊天动地的时代。

　　张自忠鲜血浸染的血石——两团奔突的血

　　张自忠鲜血浸染的血石

　　展台上，陈设着张自忠将军鲜血浸染的两块血石。

　　那是两块石头?分明是两团血在流动，在奔突。

　　血，是从一个伟岸的山东汉子身躯中流出。与血相映衬的是战火，殷红的血，幽幽地在诉说。那是一个让中华民族哀怨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抗日名将张自忠的热血染红了他激战的南瓜店山冈。血，渗透在坚硬的石头上。

　　“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正如将军的一生是为民族命运奔走奋战的一生，将军的热血，即使在坚固的石头里也一定是奔突不止的!

　　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枣宜会战中，他本来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在各方联络中断的紧要关头，身为总司令的张自忠，毅然亲自率部东渡襄河，抗击来犯之敌。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留给部下的信中他写道。渡河后，将军率部在南瓜店附近顽强抗击日军，重创敌人。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粮草弹药供给不济，伤亡巨大。为牵制日军主力造成外线我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张将军力战不退。激战中，他左臂中弹，仍强忍剧痛，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战斗，不幸腰部又中弹，倒在地上的他仍然浴血督战。最后时刻，他身上又中5弹。

　　弥留之际，将军留下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牺牲军人里级别最高的将领。

　　将军的血不会凝固，因为它奔涌着《大刀进行曲》的激昂旋律。

　　1933年，日军控制了喜峰口。时任29军38师师长的张自忠率部抵达喜峰口，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源源不断增兵，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艰苦的拉锯战。根据西北军传统，部队给每位士兵打了一把大刀。一支2000多人的敢死队杀向敌阵。

　　夜黑如漆，大刀寒光闪处，鬼子人头落地。夜袭成功，中国军队夺回了喜峰口。自此，张自忠及29军声震华夏。音乐家麦新满怀激情谱出了《大刀进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喜峰口一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连日本报纸都评论：这次失败丧失了“皇军名誉”。

　　血，从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身躯里流出。

　　张将军壮烈牺牲，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延安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主席亲笔题词：“尽忠报国。”周恩来亦在悼词中说：“……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抗战军人之魂!”

　　1943年4月30日，张自忠将军之弟张自明来到南瓜店十里长山凭吊英魂。此时，将军倒下之处已芳草萋萋，他弯身从地上拾起两块留有张自忠将军血迹的石块，带回来后，请石匠刻上能够铭记烈士不朽精神和忠魂的“血石”两字，以示后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将珍藏的血石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血石!忠魂!

　　杨靖宇办公用的印章——无言有声的印证

　　杨靖宇的办公印章

　　我凝视面前精美而凝重的印章：铜质，上部是造型生动的圆雕狮子钮，底部是阳刻的“杨靖宇印”4个隶书字。

　　“这是抗日英雄杨靖宇办公用的印章……”

　　斗转星移，硝烟在历史的天空缓缓散去，印章静静躺在博物馆里。

　　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他，德才兼备，文武双全。35岁，他死得壮烈。

　　1939年秋冬，为了应对日伪军的“大讨伐”，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杨靖宇冒着零下40℃严寒，带了极少部队与敌周旋。

　　1940年2月15日晚，他身边只剩下了2名警卫员。几日后，两名战士去找食物时遇害。日军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这枚印章，判断杨靖宇就在附近，便增加兵力，封锁搜山。

　　饿得发慌的杨靖宇，6天6夜粒米未进，只好拔一把草，抓一把白雪，从棉衣里扯一团发黄的棉絮，包成一团，强行咽下。

　　这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月圆如盘。他发着烧，在一个四周漏风的小低窝棚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2月23日，日伪军包围了他，杨靖宇只身顽强战斗。交战20分钟，他的左腕被打中，啪嗒一声，手枪落地。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下午4时30分，杨靖宇胸膛中弹，壮烈殉国。凶残的日军割下了他的头颅，又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肠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全是枯草和棉絮，敌人震惊了……

　　远在河南确山的母亲妻子儿女怎么都不相信将军会死。

　　“你一定等他回来，一定要找到他呀!”母亲临死时从墙缝中摸出儿子离家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对儿媳说。

　　“记住，你爹叫马尚德，等红军打回来了，拿着这张照片去找……”妻子临终前又嘱咐儿女。

　　“同志，你们认识我爹吗?我爹也是红军，叫马尚德……”儿女拿着照片寻找。

　　十几年后，他们才知道人们称颂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是他们日夜寻找的父亲。

　　一枚铜质、精美而凝重的印章，如一粒圆润饱满的种子落入大地，在它落下的地方长出了一片浩荡的红高粱。1967年，吉林通化兴华镇农民柳明章在铲地时，捡到了被日军丢失的这枚印章，把它交给了当地公安部门，后被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印章的外表光滑圆润，在灯光照射下闪着光晕。我们想，将军的大手肯定无数次拿起它，又沉稳有力地在墨迹未干的纸上按下。从前，它一直在文件纸页上印证，如今，它仍然在历史的书页上镌刻印证。

　　杨靖宇将军的印章印证着昨天、今天、明天。印章无言，印章有声。军博孔令义政委如是说。

　　《黄河大合唱》曲谱——为抗战发出怒吼

　　《黄河大合唱》曲谱封面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高明眼里闪着泪光，讲述着这首歌的来龙去脉。

　　透过玻璃橱窗看着发黄的纸页，诵唱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即使是在这个伟大的音乐作品诞生71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感到热血涌动。

　　《黄河大合唱》是用音乐吹响的警号。

　　1938年，抗战正处在危急关头。诗人光未然第一次见到黄河壶口瀑布，被黄河的磅礴气势震撼，他脑子里联想起黄河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这不正像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吗?

　　1939年，辗转到延安的他，下决心要把黄河的精、气、神写进诗中。经过一个月的创作，一首长诗《黄河大合唱》诞生。整诗以黄河为背景,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

　　黄河震撼了光未然，光未然的诗也深深打动了作曲家冼星海。他潜伏许久的创作激情一下子爆发出来。在窑洞的6天6夜里，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部大型音乐作品。《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等8个乐章，汇成了壮丽的交响史诗。

　　毛泽东在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后，连声称赞。周恩来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很快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激励着许多热血青年奔赴抗日战场，对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如今，《黄河大合唱》曲谱静静地躺在展览柜里。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历了怎样的炮火硝烟而得以幸存。1944年，著名作家、记者爱泼斯坦曾对照它将歌词首次译成英文，为很多国际友人传唱。后来，爱泼斯坦将曲谱捐献了出来。

　　当年的歌声犹在耳畔回响，发黄的《黄河大合唱》曲谱上的音符从未停止怒吼。

　　延安时期的请柬、节目单——红色延安的暖意

　　欢迎中外记者参观团音乐会节目单

　　请柬略显陈旧，却仍然完好，可见主人对它珍重之致。上面的字依稀可辨：“爱泼斯坦先生”。

　　爱泼斯坦，一名加入中国国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古稀之年，他仍坚定地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他将精心保存的延安采访期间的请柬、节目单等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那是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冲破国民政府的层层限制，到达延安。在延安采访期间，每次的活动和宴请都发给记者们正式的请柬。

　　12日清晨，他们收到了一张浅红色的请柬，这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发出的。

　　那一天，大家早早整理好行装，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下午3时多，客人们被引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客厅。

　　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健步走入客厅。他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基础上团结起来……”然后一一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参观团在延安一个多月，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访问了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一名记者发现，他们在大礼堂观看演出时，毛泽东竟然就坐在他的右侧。这种景象，在他看来简直难以理解。因为在国统区，领导人不坐“包座”，而和一般人混在一起，简直是天方夜谭。更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一次斯坦因和毛泽东交谈，毛泽东发现斯坦因在摇摆不定的桌子上记录很费劲，便摸黑到院外的花园里，捡了一块石块回来，亲手垫平了悬空的那条桌腿。

　　回去后，他们以翔实的资料，活泼的笔法，热情的格调，撰写了大量专著和文章，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打开了外界认识延安的窗口。

　　隔着展厅的玻璃罩，我们看着已经发黄的节目单，不禁心生感慨：“延安上演的是一台多么气壮山河的大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