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药房 ——天津上池馆大药房支持抗战的故事
来源：天津档案网   2022-12-30 11:45:08

　　档案见证物：上池馆大药房抗战损失汇报表

　　档案年代：1946年

　　档案描述：档案分总表及附表，共5页。抗战胜利后，天津上池馆大药房向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报呈抗战损失汇报表，其附表详细记载了上池馆大药房1944年春被日本宪兵队查抄所造成的资产损失。

　　入选理由：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上池馆大药房坚持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上池馆大药房经理钟桓芳曾三次被日本宪兵队抓捕，掠走价值163222000元的药品，折合1937年7月的法币420784元。为了保护我党地下工作者，钟桓芳的长子钟振复在日伪狱中宁死不屈，壮烈殉国，表现出钟氏家族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民族大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前世传奇：

　　天津是中国北方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基地和商业中心。在日本侵华战略中，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把天津看作其侵略战争的华北兵站基地，华北抗日军民也需从天津获得医疗物资，特别是短缺消炎药、麻醉药和医疗器械等。为解决这个问题，留守市内的中共天津党组织开辟各种渠道，向根据地秘密运送战略物资，缓解前线燃眉之急。

　　天津上池馆大药房(街道左侧)。

　　开设于1905年的上池馆大药房，是天津以经营西药为特色的药店。从20世纪30年代起，上池馆大药房就以医药物资支援我党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组档案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形成于1935年7月至11月间，记录了上池馆大药房经理钟桓芳因涉嫌运售违禁的“麻醉药”而被拘捕的过程。

　　青年钟桓芳。

　　1935年7月12日，上池馆大药房为药房经理钟桓芳邮寄麻醉药被扣事致天津商会函。(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1935年7月13日，天津商会为保释钟桓芳致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函。

　　1935年7月17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对扣押钟桓芳事的批复。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市面已风声鹤唳，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物资封锁。为打通从天津至根据地的物资采购渠道，冀中区九地委天津工作委员会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天津大红桥一带，建立了4个进步组织，组织各方面人员采购和运送医疗物资，运送了大量治疗外伤及疟痢、止痛、消炎的药品，以及酒精、甘油、水银等数百种化学药品。此外，药业工人还以回乡捎带等方式，将违禁药品改装成滋补药品，把水银灌入自行车车胎，为根据地送去大量急需药品。

　　据上池馆大药房伙计回忆：“为把药品运送出去，我把消炎药品碾成粉末，还有水银等送到郊区，送到西于庄外边大同门外，最远送到韩树(韩家墅)，有时送药品也搭渔船往上走。解放区小渔船上天津运鱼来，借此机会就在金钢桥下坡鱼市码头及大红桥一带，把装好药的蒲包码在渔船里，把药品放在船底，上面铺好防水油布，放上水再撂点活鱼来伪装，就可以通过子牙河运往解放区去了。”在药房的另一位伙计杨恩普的记忆中，隔三差五就有来药房购药的客人，每次都是三四个人拿着清单买药，药量很大。经理钟桓芳、账房先生及各位大师兄时常叮嘱他，“如果来人多，购的药也多，要千方百计提前把药配齐，短缺药品及时外购，不要耽误。”有时药品太多，药店伙计们就(把药品)分成小包(不显眼)，然后送到指定的地点。

　　中共天津党组织配合根据地开辟的大红桥码头水上转运站，大批物资被码头工人藏在船底或其他沉重货物的下面，沿着子牙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往根据地。

　　就这样，大量药品及医疗器械经过各种巧妙的伪装，不断及时送到解放区。也正因此，上池馆的“暗度陈仓”引起了日方的警觉，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上池馆大药房进行了三次查抄。

　　1938年和1942年，上池馆大药房两次遭受日本侵略者搜查。1944年春天，日本侵略者第三次查抄上池馆，这次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

　　当时，根据地派来天津购药的人叫焦香山，他对天津供应医疗物资给根据地的药房情况比较熟悉。因该人在工作中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组织上正准备处理他，他借机潜逃，先是敲诈给解放区供药的几家药房，未能得逞，最后投靠了日本人(后作为叛徒被依法枪决)。根据焦香山提供的情报，1944年4月5日，日本宪兵到上池馆搜查，把柜上所有159种医药用品，装满七辆卡车全部拉走。当天夜里，宪兵队又来抓捕掌柜钟桓芳，此时钟桓芳没在药房，遂抓走了钟桓芳长子钟振复。当日正值清明，夜间寒气仍重，披上大衣的钟振复，被戴上手铐押出家门。临行前，他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儿女，殊不知，这一眼便是诀别。在狱中，钟振复受尽酷刑折磨，但为了保护中共地下党员，他宁死拒不吐露药房的任何事情。半年后，年仅29的钟振复在保定石门南兵营日本监狱中被残害致死。在牺牲前托人捎给父亲的信中，他坚定地写道：“上池馆药房在官银号(注：指天津东北角一带)，地点适合经营，请父亲以后还要在那里干，别放弃!”表明了钟氏父子支持根据地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0年，钟振复结婚照。

　　1946年，上池馆大药房呈报抗战损失汇报表(总表)。(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根据图中档案记载，1944年春查抄上池馆的是“日寇驻石门一四一七部队”，被掠去的药品达159种，共计经济损失16322200000法币，折合1937年7月法币420784元。表格中“重要物品项目及数量”一栏，有一行小字写着“少东钟振复被捕后死亡未还，年二十九岁”，读之怆然。

　　这次查抄使钟家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钟桓芳也因此失去了爱子。但在他的坚持与鼓励下，药房所有员工毫不畏惧、一如既往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输送药品。1948年4月3日，上池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供给解放区药品的罪名将药店查封，并派特务长期监守，期间，上池馆所持资产被瓜分殆尽，经理钟桓芳亦被逮捕，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才获释，一个人徒步从北平走回了天津。

　　钟桓芳致钟振威函。

　　“我这一生，对国家虽无贡献，但我从来亦未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事，而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钟桓芳晚年给儿子钟振威的信中，如是写道。

　　1946年12月18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为准予核转上池馆药房呈报抗战损失调查表事致钟桓芳批文(附钟桓芳呈)。

　　抗战胜利后，1946年12月，钟桓芳呈报抗战期间所遭损失，将“直接损失汇报表”及附件呈请天津市商会转呈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后未果。这一份沉甸甸的统计表，连同它背后的那些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红色记忆，一并封存在了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的档案中。

　　上池馆大药房档案，记录了钟氏家族的往事沉浮，也是抗战时期普通民众为民族大义毁家纾难、不懈斗争的时代缩影。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岁月里，除上池馆之外，天津还有众多貌不惊人的商家，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忘死，通过地下党秘密通道，将药品、无线电器材等重要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晋察冀等根据地，有力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支援敌后抗战做出了宝贵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人民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示意图。

　　为抗日根据地筹集储运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秘密据点——估衣街中西大药房。

　　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油墨、纸张、文具等物资的基地——天津益顺兴工厂。

　　今生故事：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池馆大药房档案随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档案一起转交给新生的人民政权，1964年移交至天津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