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成材之木，其蔚然在望 ——爱国教育家赵天麟与耀华学校“特班”
来源：天津档案网   2022-12-30 15:24:11

　　(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见证物：《耀华年刊》

　　档案年代：1938年

　　档案描述：文书档案，为硬塑精装册，内页长25厘米，宽19厘米，共196页。内容包括校长序言、校训校歌、校园景色、生活剪影等。

　　入选理由：《耀华年刊》记录了赵天麟1938年创办耀华“特班”，招收抗战初期失学学生，坚持爱国抗日立场，抵制日伪政府推行奴化教育的史实，是其爱国抗日，矢志办学的直接见证。

　　前世故事：

　　七七事变后，在日军的轮番轰炸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损失惨重，多数师生南迁，不便南下的师生面临失业失学困境。为安置失学的学生和失业的教师，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克服重重阻力，于1937年9月在耀华学校中学部开设特班，招收失学学生。

　　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

　　赵天麟履历表。(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在英租界工部局《1937年报告》中“耀华学校”一章，有这样的叙述：“本年7月天津事变以来，英租界居民激增，而学生之失学者尤众。本校原为英租界住户及纳税人子弟而设，乃于9月之初筹备组织特班，10日之内延聘教师、甄别学生、布置设备，煞费经营，始于9月20日开学。授课时间自下午3时30分至6时50分，并于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上午照常上课。”非常时期特殊的教学安排得到了师生们的大力支持，为了配合特班的教学时间，教师们早晨7点半就到校备课，至晚上7点才毕课离开。学生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

　　从《耀华年刊》中的一幅漫画“特班的临时课桌”中，我们可以一窥特班学生们的学习状态，两名学生身着长衫，其中一个手拿书本，津津有味地读着，另一个坐在砖石垒成的石桌上，埋头奋笔疾书。这幅漫画反映了特班学生因陋就简，一心向学的学习生活。(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责令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首先对中小学历史、语文、地理等课本进行删改。1937年11月1日，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教育局通令各小学高年级每周必须添授日语课，极力强化日语教育。之后，又对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严格检查，并下令学校升日本国旗。为应对日伪政府企图吞噬中华文化的奴化教育，1937年12月12日，赵天麟邀集租界区教育界50多名校长和教师召开秘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勿忍视倭奴侵占华北领土，况我教育界为四万万同胞之先导，我等均为高尚知识分子，更应速醒，宣传抗日工作，爱国抗日到底，不应坐视倭奴以我华人当犬马及亡国奴。”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各校使用原有教科书，不更改书中的抗日救国内容;二、各校学生一律不准买日货，抗日爱国到底;三、各校由即日起，对于军训每日加练3小时，随时准备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社会局下达“删正小学课本实施规则”。

　　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利用电台大力推行日语教育，宣扬所谓“同文同种”。图为1937年11月，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教育局开展日语广播教授训令。

　　日伪当局强制要求学校、商店在所谓“保卫东亚纪念日”和“国府参战纪念日”悬挂日本国旗，而赵天麟主持的耀华学校每逢节日及学校周会活动时，仍悬挂本国国旗。图为1937年3月，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发布的纪念日升旗等事的相关规定。

　　耀华学校教职与特班篮球联欢赛。

　　耀华学校学生们在课堂上。

　　耀华中学体育表演图集。

　　当时的英、法租界是一个特殊的“中立地区”，日军无法进入，赵天麟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主动地安排工人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文化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爱国组织在耀华学校集会，并且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或送出沦陷区。根据《津沽怒涛——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史话》记载，1937年9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队部成员陈肇源进入耀华特班学习，在这里，他发展了赵恩沐(桑平)同学，后来，他们两人在班里建立了一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组织讨论，十分活跃。1938年7月，陈肇源离开耀华学校，奔赴延安，队委陈本坚领导耀华特班的工作，他帮助赵恩沐把读书会的多数同学吸收为队员。这些队员每三至四人编为一个小组，每组指定一人为组长。这样的小组在全校很快发展到五六个，并组成耀华学校“民先”分队。他们在一起不仅讨论文学作品、哲学、政治等内容，还组织演唱进步歌曲的歌咏队，自编自演的话剧团。此外，还有时事报告会和世界语学习小组等，很是生动活泼。

　　1937年9月7日，赵天麟给时任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高凌霨的信(部分)。信中以英租界为说辞，委婉而坚决地表明耀华学校矢志独立办学的气节和决心。(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赵天麟一系列的爱国举动得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但也使他成为日本宪兵队的关注目标。他们视耀华学校为抗日分子大本营，有好几次，日本宪兵队和日伪教育局妄图以组织参观、视察的名义进校查看，赵天麟均以学校地处英租界进校须英方同意为名，拒不允许日军进入校内。

　　种种举动，彻底激怒了日本宪兵队，赵天麟成为日伪特务组织的暗杀对象。“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此时正是考验我华北志士是否心死之时也!”尽管特务以各种威胁、恐吓的手段步步紧逼，甚至派出高级汉奸登门劝降，预知凶险的赵天麟依旧泰然处之：他一面镇静地一如往常上下班，一面拟好遗嘱，安放在耀华中学办公室抽屉内，将生死置之于度外。

　　赵天麟遗嘱。

　　1938年，耀华学校特班男女生合影。(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1938年6月底，耀华第一届特班学生学业修满，即将毕业。6月27日上午7时20分，同往常一样，赵天麟告别家人，与贴身警卫于绍周从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昭阳里2号家中出来步行前往耀华校园。刚要出门时，赵夫人在后面叫住于绍周交代事情，赵天麟遂一人先走了出来。刚走出不足百米，只见对面来了两个学生打扮的骑车人，行至近前时，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赵天麟连发数枪，致其胸部、腰部连中四弹，应声倒地。到张自忠家(今成都道)串门的巡捕刘宝山此时恰好从张家出来，见此情景立即掏枪向枪匪射击，但未能击中。当家人闻声而出，血泊中的赵天麟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年仅52岁。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这是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天津市私立耀华学校董事长徐世章给天津市长张廷锷的呈文。这份呈文详细记述赵天麟被刺情形及其后事安排，其母妻悲愤离世，其子女生活艰难等事情，虽已历八年之久，但是慷慨激昂之义，仍然跃然纸上。

　　1938年《耀华年刊》序言。(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1938年《耀华年刊》序言中，校长赵天麟写下这样一段话：“去秋以救济失学学子，附读者又千数百人，艰巨尤倍囊昔。今届第三次毕业期，如坐嘉荫之林，而数成材之木，其蔚然在望，糜不手泽如新也。”在他的庇佑下，众多青年得以在心中种下爱国报国的种子。赵天麟是天津抗日的一面旗帜，在他轰然倒地之后，更多的人却因此站了起来。这张照片中，参与植树活动的特班男女学生正整齐地站在新植的小树旁，神情活泼，面露笑容。80余年后的今天，他们手植之树，想已成为校长心中的“嘉荫之林”。

　　1938年，耀华学校正特班应届高中毕业生植树合影。(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今生传奇：

　　《耀华年刊》每年一刊，后由耀华学校随学校档案交归国民政府天津市教育局收存保管。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国民政府天津市教育局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耀华年刊》随之移交新生人民政权。该档案现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