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坚守西安经过
“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楼,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杨虎城
80年前的今天———1926年11月28日,对于居住在西安城内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狂欢节:西安城被反动北洋军阀十万大军围困8个月,断粮缺食,大小战斗不断,饿死、战死军民数万人,而直到这一天,敌军败退,西安全城始解围。
成功领导这次艰苦卓绝守城战斗的,是时年33岁的杨虎城。
天气已经日渐一日地转寒了,但位于西安城内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仍未见沉寂,在拔地而起的革命亭前,早晚总会有裹着厚厚冬衣的市民自发聚集在此,他们已经习惯跟着二胡,齐声吼一阵秦腔。
他们大多是一些闲暇的中老年人,在国泰民安的今天,他们已有充裕时间,也有悠闲心情在这里安享晚年。革命亭旁的一块书状碑石上面记录着关于这个城市一段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时间长达八个月,于11月28日解围。在西安被围期间,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达数万多人……”
敌军围古城
碑石后面是一圆形大冢,这似乎比碑石上的文字更能承载那段惨烈的历史。
园内一位正在巡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东冢埋的全是男性,西面还有西冢埋的全是女性,“当时,围城解除后,陕西当局决定将围城期间死难人民及阵亡将士改葬在这里,举行‘陕西革命大祭及公葬’,参会时,每人背一袋土,共同堆积公墓。1927年3月12日这天,党政军界数万人参加了大祭,背来两万多袋黄土堆成了这两座大冢,掩埋了3043具无名尸。”
在西安如此作孽,犯下滔天罪行的,就是当时的河南悍匪刘镇华。1926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直奉军阀面对勃然兴起的大革命形势,恐慌至极,他们为了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广东革命政府,首先把矛头指向北方,联合向国民革命军进行反攻。其中,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纠集10万之众杀入潼关,向陕西扑来,妄图在短时间内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其反动统治。
刘镇华部队先抵西安城东,然后从城北、城南两个方向推进,至1926年5月15日,占领西郊三桥镇,完成了合围行动,西安从此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断绝。当时,西安城区原有居民10万多人,围城前后,四郊住户纷纷进城避难,加上守城官兵,又增添数万人口。
起初城里存粮尚多,到6月即告紧张。到了麦熟季节,刘镇华命令匪兵放火烧田,将城周10万亩小麦化为灰烬。9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居民不得不以麦麸、油渣、酒糟、野菜等为食,甚至皮革制品和一些药材也用来充饥。
记者日前从省图书馆查阅到一组反映围城前后西安城内惨相的资料图片,图片上,昔日繁盛的街市变为瓦砾场,街角巷尾,随处可见饿死的百姓,白骨累累,满目疮痍。史料记载,围城期间,城内军民由于伤亡饿冻致死的数以万计。
二虎守长安
事实上,当10万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城内守兵不过万人,且正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情况万分危急。事过80年后,11月13日,当72岁的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雷云峰讲起当时的情形,他还忍不住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比划着,“那时急得很啊,城内只有国民二军第二师师长李虎臣的四个团和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卫定一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严重缺员,合计不足五千人,杨虎城有三个旅五千余人,实力最强。但三部分分属不同系统,并无上下级关系,而李虎臣当时又是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官职最大。所以,大敌当前,这三支部队如何团结合作、统一指挥,是最大的问题。”
杨虎城果断选择了一种能够促成三股力量胶结的合作方式。在各路将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率先提议,为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守城部队应合编为一军,请李虎臣执掌帅印,实行分区防守,他自己则主动承担敌人主力所在的东城和北城防御任务,史称“二虎守长安”。
枪毙投降派
“外面十万敌军围定,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城内‘和平期成会’(一些名流士绅政客组织起来的投降献城派)分子依然贼心不死,继续以南院门省议会和大湘子庙通志馆为据点大肆活动,制造投降舆论,传播流言,蛊惑人心。其中有个褚小毖,曾在刘镇华当政时任洛川县长,后又充任省议员,对刘颇有知遇之情,此时暗给刘写效忠信,被城门守兵当场查获,褚却并不知道。这个褚十分嚣张,还自告奋勇去劝说杨虎城放下武器接受谈判。杨虎城一听,勃然大怒,指着褚就骂,‘我原以为你是来提供守城妙计的,哪知你利令智昏,为虎作伥,丢尽我们陕西人的脸。’”
杨虎城果断以“暗通嵩匪,图谋不轨,扰惑军心”的罪状在西华门将褚公开枪决。城内主和分子噤若寒蝉,“和平期成会”也烟消云散,一时间无人再敢议论降刘问题。杨虎城不但坚决反对别人投降,为了防止刘镇华借用他母亲名义进行劝降阴谋活动(当时杨虎城的母亲尚住在蒲城原籍,蒲城守将缑保杰已经投降),就传令全军:凡有关他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后来,刘镇华又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抛撒大量传单,称“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人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要放抢七天,鸡犬不留。”然而,这些手段反而激起全城军民的守城决心和仇恨,在杨虎城等人领导下,全城空前团结,一致对敌,“当时啊,杨虎城被公认为是西安的灵魂,成了领导守城的核心人物。”
誓死保西安
2006年11月26日,位于西安城内西北角上的广仁寺正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循城墙马道往寺庙走近,隐隐约约中好像能听见木鱼声声,更增神秘。寺庙周围的街巷,难得见到行人,在这样的季节,他们都宁愿藏在屋里,享受温暖。街道空余静谧,也只有在这样的安静中,用心去听,才能听见80年前,寺庙之内杨虎城和李虎臣那番悲壮的对话。
李:“对点子(陕西方言,对同名者的爱称),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李:“打完了咋办?”杨:“用城墙上的砖打!”李:“城砖打完了咋办?”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关于杨虎城要上钟楼战死的说法,并不止出现在和李虎臣的对话中,为了坚固全体官兵对敌作战的决心,战斗刚刚打响,杨虎城就向全体官兵宣布:“必须上下同心,坚守六个月,六个月期内失守,大家共同负责,谁出问题追究谁的责任,执行军法严惩不贷;六个月后城陷,由我本人负责,与大家无关。凡事不但要从好处想,还要从坏处想,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楼,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
雷云峰喝下一口水,沉默半晌,然后帮记者还原了1926年9月17日凌晨的一次战斗场面,“敌人敢死队偷袭东北城角。守兵与爬上来的敌兵展开肉搏拼刺,加上援兵及时赶到,才将敌人压了下去。然而敌将在城下督战,喝令士兵在弹雨中继续爬城。炸落一拨,又上一拨,再炸再上,再上再落,城下死伤枕藉,尸体成堆。杨虎城在睡梦中惊醒,立即带领后备队投入战斗,并派卫队营分出北门和西门,实施包围夹击,这才把敌人打退,防线始转危为安。”
类似惨烈战斗不计其数,城内军民做出巨大牺牲,直至1926年11月28日,也就是80年前的今天,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迎来冯玉祥解围援兵,刘镇华部逃窜。那一天,西安城四门洞开,军民欢欣不可言状。
历史对这次保卫战的评价是这样的:“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不仅保卫了陕西的革命阵地,牵制住直系军阀的大量兵力,有力策应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而且也为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提供了重要立足点,给其下一步继续东征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白晓莉的论文《反“围城”斗争中的杨虎城将军》中说:“坚守西安是杨虎城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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