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七星刀》背后的革命历史真相
来源：石头的博客   2018-08-08 16:05:28

        乌江素为黔北屏障，江界河渡口则是黔南通往遵义的重要渡口之一，是湄潭瓮安交界之处。一九三四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下，直抵乌江南岸。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阻止红军进黔北。贵州军阀王家烈急令侯之担负责江防工事，委林秀生为中路江防司令，坐镇猪场(今珠蔵镇)。在江界河北岸以重兵布防，凭险扼守。

　　大概元月一日左右，在中央军委纵队及一军团“张团长和秦政委”的率领下抵达江界河南岸，令先锋团(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等化装进行火力侦察，探测水势。即日中央军委制定了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的作战方案。红军在老渡口两次用竹筏强渡乌江未遂，于是当天下午入夜后红军该团3连连长毛正华率五战士从老虎洞偷渡成功，次日向青棡坡敌发起攻击，吸引守敌主力，发起三次佯攻。火金山守敌仓惶援应，红军主力用密集炮火猛攻火金山敌人碉堡，掩护工兵在新渡口迅速架桥，经三十六小时激战浮桥架成。五日晨，红军跨过乌江，向遵义挺进!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史诗，翻开新中国任何一套中小学教材，都能找到与长征有关的诗词或文章，这些纪念和弘扬长征精神的课文，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也种下了中华民族永远的“长征”情结。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贵州境内走了将近5个月，行程近万里，最先进入的就是黎平。从1934年12月18日到1935年1月17日，1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在贵州境内接连召开过三次关于军事战略性调整高层会议，就是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从而最终决定了红军和党的生路，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了这三次会议必要性从而使中国革命曙光的再现。

　　遵义是红色旅游的经典景区。红军长征途中，曾在遵义几进几出，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战斗遗址，如有被周恩来总理誉为“‘遵义会议’的前夜”、被史学界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奏”的“猴场会议会址”;有毛泽东行居、红军干部团旧址;有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仗———突破乌江天险战斗遗址;还有数量众多的红军标语和丰富生动的红军故事等等。

　　回顾过去，每逢初春时节，驱车前往乌江天险战斗遗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进入江界河景区远方如黛的青峰一巨大岩石上，杨成武将军遒劲有力的四个红色大字“乌江天险”。

　　据了解，原来的老渡口有许多历史遗迹，有古碑、古栈道、古石刻等，同时也记录了先民征服自然的艰苦历程，自唐代开渡以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江界河渡口河面宽阔、水深湍急两岸青山横亘，又被称为“乌江天堑”原来江界河战斗遗址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贵州省政府1982年立的，以前就在渡口边，构皮滩水电站蓄水移民时他和村民们移上了高处，当地民众看纪念碑磨损得很严重，字迹都模糊了，就自发筹集资金修饰如新。然而，如今放眼望去，宽阔的江面一平如镜，倒影着两岸的高山，完全没有当年“只闻乌江流水鸣溅溅”壮观景象，也难觅当年硝烟弥漫的踪影。如今由于下游正在建设构皮滩水电站，江界河段成为蓄水库区把原来的渡口淹没。目前还在蓄水中，整个库区还没完全开发。

　　从小就经常听他生动地讲述79年前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故事……

　　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

　　强渡乌江前，李德曾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

　　这不仅仅只是危言耸听。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它发源于乌蒙山东麓，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急速奔流入嘉陵江，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高达数丈，江面足有100米宽，白浪翻腾，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自古当地即有俗语：“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而当时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紧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已经距离乌江只有几十公里，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重兵到达之前渡过乌江。一旦渡江不成或迟缓，便会陷入被动局面。

　　为了确保红军顺利抵达遵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急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强渡乌江。最后具体由耿飚和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是渡江的主攻力量，突破地点正是江界河。

　　1935年1月1日，红四团耿飚团长、杨成武政委率军强渡，由于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强渡未成，遂决定于当天夜间就在老虎洞偷渡。入夜，红四团连长毛正华带领战士，以三只竹筏偷渡，然而两只竹筏未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水流冲得顺江而下，毛连长率领的第一支竹筏却没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对岸也没有任何动静。

　　拂晓，刘伯承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也到达了江界河渡口。红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强渡。就在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毛正华等5人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靠岸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发动攻战。

　　在毛正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上了岸的突击队员开始冲锋。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刘伯承将军亲自在乌江江界河渡口指挥炮击敌军，清除了红军前进的障碍。而就在两军拼杀时，一座由一个个竹排连接而成的浮桥也在争分夺秒向对岸伸展……

　　“敌人的江防被我们撕开口子后，附近沿江防线的兵力急剧向这边集结，炮弹直往江心里落，不断有人中弹落水。江面上无遮无掩，战士们只有一边用力固定竹排，一边愤怒地喊着‘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来发泄仇恨。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本节选自《耿飚回忆录强渡乌江》)

　　正是这座浮桥使“天堑变通途”。“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节选自《耿飚回忆录强渡乌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和红军战士踏上浮桥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光明。

　　红军渡江以后斩断浮桥，据守乌江天险迟滞追兵，北上占领了遵义，使红军从“湘江战役”以来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为改变红军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爷爷当时的所住之地就是今天的瓮安县天文镇，一家四口相依为命曾祖父靠裁缝养家糊口，他比二爷爷(已经去世)年长15岁，当年红军抵达江界河渡口前，为阻止红军渡江，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人把岸上的船只都烧毁、炸沉，并四处散布的谣言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村民们不知真相，误解红军都躲进了山里，红军战士们来到江界河后就露宿村边，也不进老百姓家，村民不时下山看看，发现红军不但没有动老百姓的财产还把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都分给老百姓，还分水牛给贫民。后来得知红军革命队伍的真实情况后，不光将其房舍住所设为指挥部为战斗提供便利之外，他们还帮红军引路、砍竹子、划船、扛木料、搭浮桥、运子弹等之后他一再要求投军，可是正值15岁的他太小，首长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小好好在家成长，以后有机会的再说在哪里都可以参家革命的......后来红军主力离开时留下一把铜柄小弯刀，并再三嘱咐他革命胜利后以刀为证，相信以后革命队伍需要你......”。红军走后，爷爷为了保存这把战刀，被迫搬了十一次家，他们一家四处辗转，最终落脚才于今天的湄潭县石莲乡沿江村干田村民组。当年的亲共举动导致后来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斗争瞎了左眼。解放后，北京方向发来两次电报四处打探他的下落，正赶上文革期间......

　　为了讲好这段历史，我很用心：“以前听老人们讲突破乌江是在这里，当时有三个渡江口，其中有下游走余庆途经湄潭、绥阳至遵义的红九军团，江界河是主力。

　　爷爷(石扬光)不仅对江界河战役很了解，而且对解放初期的革命事业也深有体会，想不到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对红军竟有如此深厚的情结，现在想起他常对我们这些子孙子后代说“生活要懂得勤俭，只要卫生、大方、得体就可以啦!不要攀比什么，想当年红军多么的艰苦”。他这种传承红色革命的优良作风和责任感不由让人肃然起敬，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做这些事的意义，也许这就是他一生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