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重庆,定四川为总根据地,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重大的抉择之一。“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和“苦撑待变”的对日战争总方略得以实施,中国内部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战争条件下的军政统一,中国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得以建立,一场民族解放圣战的时空格局得以形成。
四川以其“人口之众多,物质之丰存,教育之普及”成为抗战中国最强固、最辽阔的大后方。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266,991人马革裹尸,356,267人负伤,24,025人失踪,其中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忠勇殉国。
以重庆为中心的国防军工企业生产了步枪320万支,火炮8万余门,枪弹8亿5千万发,炸药包370万个,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四川提供的粮食、生猪、生丝、桐油、茶叶、食盐奠定了中国抗战物质基础。
重庆从一个农副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中心,从一个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国际反法西斯名城。两千余万沦陷区人民在巴蜀大地栖息繁衍,其中三分之一成为永久住民。
抗战是中国亘古未有的民族解放圣战,四川是这场圣战不可逾越的屏障。抗战八年,除了俘虏,没有一个日本兵、一辆日本战车踏上过巴蜀大地。
日本对重庆、成都等地的轰炸,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滥殇,“重庆大轰炸”成为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惨烈而悲壮不屈的名词。日本犯下的最大战争错误,正是放弃了1942年的“五号作战”,错失了攻掠四川、占领重庆的天赐良机,待到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即使打到贵州独山,日本也无力进攻重庆,而只能望蜀兴叹了。
都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抗战之于四川,根本呈现了另一番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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