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远东法庭绞死的7名日本战犯，盘点他们的滔天罪恶
来源：黄埔网   2022-05-02 17:15:00

　　一、最后的残忍屠杀

　　1945年2月，卷土重来的麦克阿瑟率美军直逼菲律宾马尼拉城下。

　　日本海军部队拒绝投降，继续负隅顽抗。

　　为了减少平民伤亡，美军并没有使用重型武器，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在马尼拉圣保罗大学，有九百多名儿童躲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影响日军的作战。

　　一队日军找到一个大厅，大厅中央垂着5个枝状灯架。

　　日军在灯架下放上一张大桌子，桌子上堆满点心，然后将孩子们放了进来。

　　被哄骗的孩子们开始聚集在桌子四周，争抢点心。

　　就在这时，一个日本海军士兵拉动了导火索，藏在灯架里的集束手榴弹被引爆。

　　屋顶瞬间被掀飞，大厅里的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多数人当场死去。

　　侥幸没有死的孩子们，在跌跌撞撞中，又倒在了日军机枪的火舌下……

　　得知此事后，美军迅速下令强攻。

　　美军开始用“世界上最好的大炮”轰击马尼拉，几个小时后，整个马尼拉被夷为平地，窝藏在街巷的日本海军部队全部粉身碎骨。

　　日军在菲律宾负隅顽抗，制造了超过10万人死亡的“马尼拉大屠杀”

　　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

　　美军开进东京，宣布占领日本

　　1946年2月，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

　　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韦伯为庭长和审判长，任命中国梅汝璈等人为法官。

　　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中，梅汝璈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仅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种对待平民(另外还有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极端手段，比纳粹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方法，更加残残忍百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有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

　　在东京审判的法官席上，梅汝璈振聋发聩地说道：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国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一定会招致未来的灾祸。”

　　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极刑

　　1948年11月4日，经过长达两年多的“马拉松式”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

　　判决书共10章，英文总页数长达1212页，仅仅只是判决书的宣读，就花了7天时间。

　　日本战犯受审现场

　　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庄严判决。

　　审判长迅速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下列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首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被宣判绞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

　　1、 东条英机(1884-1948年)。先后担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动员科科长、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陆军省次官、陆军大臣、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军需大臣、总参谋长等职。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中国承德、张家口和大同等地。1941年10月，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随后将陆相等职全部集于一身，大权独揽，野心勃勃，同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对美、英等国宣战。日本战败后，东条英机立即成为千夫所指，连他的亲人也要求他自杀谢罪。

　　2、 土肥原贤二(1883-1948年)。该犯于1913年起以外交武官身份在中国各地从事特务活动。1931年8月后，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第14师团师团长、第5军司令官、陆军航空总监、日本军事训练总监等职。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在华北、华中等地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并率部进攻河北、河南等地，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3、 板垣征四郎(1885-1948)。该犯先后担任关东军参谋、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第5师团师团长、陆军大臣、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日本驻新加坡第7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在板垣任职期间，纵兵烧杀行凶，恶贯满盈。

　　4、 松井石根(1878-1948年)。该犯先后担任日军总参谋部第2部长、驻华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第11师团师团长、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曾指挥日军入侵南京，制造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逾30万军民惨遭杀害，超过2万名妇女遭强奸。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南京下关，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尸体堆积江边(日本士兵村濑守保拍摄)

　　5、 广田弘毅(1878-1948年)。该犯于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担任日本第32任首相。除此之外，曾任日本多届内阁外交官、参议、外交大臣。他是被判极刑的7战犯当中唯一的文官。在远东法庭上，广田弘毅企图用“军部胁迫”作为脱罪理由，但是他支持和参与日本对外侵略活动的事实不容置疑——广田弘毅任上，他推动日本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强化了军部的力量;施行准战时财政政策，将日本军费扩大两倍，导致日军部队规模迅速膨胀、武器装备大幅增加、强化了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广田弘毅还被指控是计划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谋之一，在他任上，日本加强了侵华准备、不断向中国增兵，确立了日本侵略华北和上海附近地区的具体作战方针;担任外相期间，广田对南京大屠杀置若罔闻，对国际抗议置之不理，纵容了日军的暴行。(当然，更应该为侵华战争负责的日本文官为近卫文麿，但审判时近卫已畏罪自杀，广田便成为了头号文官战犯。)

　　6、 木村兵太郎(1888-1948年)。该犯曾任日本参谋本部部员、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野炮第22联队长、整备局统制课长、日本大本营野战兵器长官等职，着力提高日本的火炮杀伤力，是日本陆军的“炮兵专家”，长期在日本陆军从事野战兵器装备的开发与研制。1939年3月9日，木村兵太郎升任日本军第32师团师团长，晋升为上将。1941年参与偷袭珍珠港，时任陆军次官。1945年作为缅甸方面军司令、所部10个师被英军名将斯利姆彻底击败，只身逃出仰光。木村直接参与了对中、美、英等国的战争，同样罪不容恕。

　　7、 武藤章(1892-1948)。该犯先后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总参谋部课长、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陆军省军务局长、第2近卫师团师团长、菲律宾方面军参谋长等职。武藤章擅长搜集情报，经他整理的情报和实地调查报告推动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他下令日军随意在南京市内宿营，是酿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原因。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

　　战后，南京大屠杀现场骸骨经过整理，成为控诉日军暴行的有力证据

　　四、畏罪自杀的战犯

　　当然，应该被枭首的日本战犯远不止这7人，有些在东京审判之前便用剖腹等方式自杀。

　　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于1945年8月15日当天凌晨剖腹自尽，死时日本天皇才刚刚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投降，而象征投降的《停战诏书》还未广播。

　　1945年9月12日，日本第一军司令官杉山元畏罪自杀。

　　1945年10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策划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主谋)自杀。

　　1945年12月16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畏罪自杀。(他于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1941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在他任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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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刑

　　东条英机等战犯在受刑前的“最后晚餐”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京巢鸭监狱，准备行刑。

　　7名战犯走上十三级台阶，站在绞刑台上，随即被戴上黑头巾，套上绞索。

　　一切准备就绪，执行官发出抽开4张踏台的信号。

　　战犯受刑

　　绞刑执行从零点过1分开始，33分钟后结束。7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终于伏法。

　　除上述战犯死有余辜外，在战后召开的中国军事法庭上，不少罪大恶极的侵华战犯也得到了惩处，如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凶犯谷寿夫、制造济南惨案的酒井隆等145人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