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其中一册的内文。上官云 摄
“你来看,这是当时一名战犯池田丰的亲笔供词。在侵华期间,他明知两名中国人是父女关系,还逼迫父亲去强奸女儿。这样的罪行,已经是反人类了。”2017年7月18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会议室内,中华书局文化遗产分社副主编许旭虹打开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二辑中的一册,指着其中一页对中新网记者说。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几乎说不下去。
据悉,《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分一、二两辑,全书120册,共收录战犯842人的笔供,涉及笔供档案近63000页,绝大部分档案属首次公布。这些笔供,也记录了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用许旭虹的话来说,是“令人发指”。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二辑中的一册。上官云 摄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的成书、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前后历时约三年时间。许旭虹说,在2014年12月,他们接到了编辑出版《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的任务,“包括我在内,我们项目组一共有四位责任编辑,两位策划编辑,很快投入工作中”。
在此之前,中央档案馆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许旭虹介绍,作者方中央档案馆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编辑整理工作,先让书有一个基本体例,“然后我们跟作者方就体例进行反复讨论,优化并最终确定体例,再进行编辑、加工、校对,最后成书”。
“收到稿件,需将纸样与电子原稿核对。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将待商讨的问题与作者方中央档案馆沟通。双方都有专人负责稿件的交接事务。每一步都要谨慎、有序地处理,必须保证书稿的高质量出版。”该书另一位责任编辑刘楠回忆道。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北岛吉人笔供(部分)。中华书局供图
本书责编李晓燕透露,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影印稿,中文提要和英文提要也都不过几百字,难度不会太大,但接触后才发现想得太简单,“我们都要把问题汇总后反复与中央档案馆核实、确认。整个编辑过程应了一句老话‘事非经过不知难’”。
而说起工作感受,上述三位受访责编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词:痛苦。这个“痛苦”,指的是日复一日看到那些日本侵华战犯供词时的感觉。许旭虹说,那简直是精神煎熬,“看到那些战犯亲笔供述的罪行,内心非常压抑,非常抗拒看这样的文字”。
许旭虹说,在《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每一份笔供前先是中文提要,然后是英文提要,笔供包含中文译文以及战犯日文原文笔供。有个别战犯不识字,笔供请人代笔,这种情况不光代笔人要签名,该名战犯也要签名或摁指纹。就是这842篇笔供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大野泰治笔供(部分)。中华书局供图
比如,本书第二辑收录了战犯池田丰1954年7月21的笔供。他生于1919年,1940年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被俘。令许旭虹印象深刻的,是该名战犯供述他曾在明知两个中国人是父女的情况下,迫使父亲强奸女儿,故意羞辱中国人。
杀人、放火、抢劫……日本侵华战犯可谓无恶不作。李晓燕向记者展示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一篇战犯供词的中文提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大野泰治的战犯的供词:居然将所杀的中国人人头烧焦,还用脑浆配药服用”。
在这篇中文提要中,记者看到部分内容大致如下: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重要罪行有:1935年8月,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其中约20名禁拘于横道河子警察署,“……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
本次《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发布会暨赠书仪式现场。中华书局供图
“书里第95册有一篇战犯北岛吉人的笔供:1933年6月左右,将当地有抗日武装部队活动的情报‘用电话告知刘家河子守备队’。翌日,该守备队进攻,‘带回中国人头1个,挂在刘家河站前吊灯台上曝首示众,1周后拿下’,送给站长(日本人),‘该人用洋油桶煮之,提取骨骸,放于床间装饰’。”刘楠说,该战犯同时供出了其侵略者同伙所犯的罪行,这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行径的记述,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滔天罪行不容撼动的铁证。
虐杀中国小孩、奴役中国人……除了上述事例,《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记录的侵华日本战犯在中国所犯的罪行还有很多。许旭虹说,在编辑过程中,每当看到这些笔供都非常难受,“如果有机会,每个人都应该看看这套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看看我们的同胞当年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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