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湖北战场日本战犯呈堂自供——“作战给中国人民极大伤害，我认罪”
来源：湖北日报   2022-10-22 08:59:30

▲日本战犯鹈野晋太郎在法庭上受审

▲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当年湖北省向老百姓征集侵华日军史料的文件

▲汉口人民控诉日寇的档案

　　“中南区有日本战犯计200余名，其中，湖北地区计196名。”2015日8月29日，湖北省档案馆公布《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关于湖北区日本战犯调查计划》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日军在鄂犯下各种滔天罪行。

　　日军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后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侵华日军战犯的侦查、起诉工作。最高检察署中南分署负责湖北地区战犯的调查审讯，这期间，留下大量口供、笔录、认罪书等，整理成册总计近10万卷档案。

　　草菅人命：孩子都不放过

　　侵华日军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大肆屠杀无辜百姓，有时连孩子都不放过。

　　吉冈重美，39师团232联队2大队2中队曹级伍长，在宜都古老背将17个小孩抛入江中。

　　山本，39师团野炮队队长，上尉，1944年5月在宜昌市击毙三名中国飞行员，又将一孕妇乳房割掉，剖开肚子将胎儿取出，割成一块块甩到江里。

　　河上，宪兵小队长，1945年7月8日，在宜昌市将4名流浪儿童用草包加石块包起，抛入江心。

　　伊藤玉男，39师团232联队1大队1中队准尉，宪兵队书记官，1941年，在宜昌市小南门将陈幺姑(12岁)等5名小女孩及一名9岁小孩装在草袋中投入长江。

　　梶谷浅义，39师团231联队9中队兵长，1940年7月25日，在宜昌河西张家台炸死杨宗富，拖死魏姓小孩。

　　八年侵鄂，日军罪行罄竹难书，湖北地区的平民(不包括抗战军队)伤亡人数超过100万，财产损失达168亿元(1937年法币)以上。

　　掳掠抢夺：日控区无一家幸免

　　档案记载，在湖北地区活动的日本番号大部为39师团。

　　佐佐真之助，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4年12月3日，为获得军队所需大米，他派步兵用10天时间在当阳、荆门“征收物资”。这一次，部队掠夺大米约2000吨、蔬菜约20吨、盐约100公斤、食油约200公斤、薪柴约80吨。“当地农民几乎失去全部粮食和财产，时值严冬，我想为此死亡或流浪的大有人在”，佐佐真之助在笔供中说：“作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伤害，对我所犯下的罪恶，我认罪。”

　　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以战养战，日军疯狂抢夺掳掠，日军控制区内，无一家幸免。

　　狂轰滥炸：无视国际法用毒瓦斯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日军决定通过武汉会战，迫使中国投降。为实现这一目的，侵略者对武汉周边战略要地狂轰滥炸，更无视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

　　后田笃文，39师团231联队2大队7中队分哨长。他在笔供中说，瓦斯有红、绿、蓝、褐、黄5种颜色，红色的是气体，通过刺激感官使人失去行动自由，一般在短距离战斗或黎明时使用，借风力进行大量杀戮。褐色的是液体，能使人全身溃烂而死。

　　1941年8月上旬，他在江陵县杨家场东南约500公尺的村庄，发射小型红筒瓦斯12颗，中型红筒2颗，杀害了20名抗日战士;1944年6月15日，他在宜昌杨树岭以北2公里，发射了中型红筒瓦斯4颗、小型红筒10颗，杀害抗日战士48名……“毒瓦斯是最不人道的罪恶，我参加了这些阴谋计划并镇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后田笃文说。

　　战犯口供中，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可见为夺取抗战胜利，湖北军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回眸过往，只为更好地前行。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案卷故事

　　亲历者亲笔控诉 日军罪行

　　上世纪50年代调查中，还保存大量普通民众的控诉书。

　　武昌徐家棚730位居民签名控诉：日寇是空中强盗，不分昼夜对我们狂炸，1937年到1938年间，我们亲眼看到小小徐家棚2000多栋房屋被炸毁或拆烧，至今(1951年)仍为碎瓦颓垣。1938年7月，在东菜园被炸死的居民有130余人，在余家头被炸死的有160余名，在车站被炸死的难民和上海、南京运来的难童有1000余名。

　　武昌区黄鹤楼街2000居民签名控诉：1938年9月，日本法西斯强盗百余架轰炸机，分批空临武汉，在胭脂路、大堤口、解放桥、花园山等投下巨型炸弹80余枚，炸死无辜同胞800余名，炸伤同胞1000余名。当时，一片啼哭呻吟，血肉模糊，令人发指，万分痛心。

　　如今，许多渐渐离我们而去。但封存在档案中的血雨腥风，是侵略者永远无法抹去的罪证。

　　●征集始末

　　当年如何调查战犯

　　《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关于在湖北省日籍战犯罪证的总结报告》记载，1950年，由苏联引渡我国的侵华日军战犯羁押在我国东北。1951年，中南检察分署根据中央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指示，组织5个调查组，对宜昌、当阳、沙市、荆门、襄樊等地侵华日军战犯进行调查。

　　战犯思想情况一般有两种：一是罪大恶极的较高级战犯，表现顽固，如说：“我们是法西斯主义，你们是共产主义，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是供日帝驱使的一般士兵，希望赶快判结回家去。

　　此次调查覆盖面广，包括普通群众、伪维持会会长、翻译人员、伪报社编辑，日伪时期的保甲长，被日寇强娶为妻的中国妇女，教育人员、商人，曾被俘虏当过差夫的农民，宗教工作人员，军区政治部在地方的兵员及医务队中留用的日本人等。

　　调查组根据已掌握材料，结合省、专、县各级政府组织，逐级了解情况;访问被难家属;发动群众搜集罪证，如伪报纸、见证书、照片等;参加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座谈，征询日帝罪行及有关材料;对当时被日寇破坏的建筑物进行拍照;通过清理积案，审讯在押或被管制的汉奸、翻译人员、伪维持会长、保甲人员等，了解当时日寇罪行及主谋者、执行者姓名。(陈会君 王涛 图片来源：湖北省档案局)

　　(刊登于2015年8月30日《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