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老兵的战争忏悔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08-27 09:15:45

　　这是他此生第四次“谢罪之旅”，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4月，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反日游行、中日关系再一次陷入紧张状态后，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说：“为了日中两国年轻一代的友好，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到中国来谢罪。我是当年侵略战争的参与者，我了解历史的真相。”

　　这个声称要日夜不停地谢罪的91岁老人，腰间挂着一个人工膀胱，每四个小时就要清理一次。

　　他有些秃顶，但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一言不发地走在中间那一段未经过修整、崎岖不平的桥面上。

　　他的的脚步停住了。他的膝盖一点点下沉，直直地跪在凸凹不平的卢沟桥上，长时间地、深深地低下了头。

　　“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恭喜。”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23岁，是日本朝日新闻报社的一名年轻记者。“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的报纸报导了这一事件。”本多回忆说，“当时的报导说，因为中国军队开了枪，日军为了保护在华日侨的安全，被迫参加了战斗。”

　　那时他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战争报道，都是：我们占领了东北、我们占领了南京，云云。“我只是很不理解，既然总是胜利，战争应该结束了吧。”本多回忆说，“不知道为什么，总也结束不了。”

　　本多是在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后才应征入伍的。因为近视和扁平足，他被列为后备役。他庆幸，“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战争”。

　　来中国谢罪期间，他经常被质问：“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你是否认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

　　“是的。”他诚恳地回答。“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参加?”

　　这个问题本多不知怎样回答。他谈起了16岁时，读了一本叫《第二贫穷故事》的书，这是日本著名共产党人河上肇撰写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相似，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也在经历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的轮番浸袭。“我们看到自己的国家正经历贫穷。无论怎样努力工作，人们还是吃不饱饭。年轻人都在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完这本书后，本多说自己“赤化”了。在他当时就读的札幌第一高中，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抱着和他一样的梦想：用共产主义来解救自己的国家。但这个思潮在广泛蔓延开前就被军国主义的高压制止了。

　　不久，“九?一八”事变，中日耗时15年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1937年2月26日，战争终于侵入了他的生活。那天，本多照常上班。远远地，他就感到气氛异样。走近才看到，在报社大门口架了一挺重机关枪，100多名士兵将报社大楼团团包围起来，大楼外墙上的弹孔像一只只眼睛在盯着他。“我很害怕，不敢进去，也担心我的同事，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或死亡。”

　　在那天早晨发生的袭击中，朝日新闻报社印刷厂的排字车间被捣毁。虽然在其他报社的帮助下，《朝日新闻》当天出版了晚报，但对于这起改变日本国家面貌的“少壮派政变”，再没有任何媒体敢于评论和批判，读者们只是被告知：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而越来越多的号召是：战争、参军，为了祖国。

　　1939年5月，本多接到了一张粉红色的急电：“征兵令已到，速回家。爸爸。”他愣了一会儿，意识到：战争真正到来了。

　　本多剃光了头发，向报社附近一个茶店走去。他要去向一个“必须告别的人”告别。

　　推开门，茶店老板的女儿正在擦桌子。她抬头，看到了本多的光头，眼神瞬即黯淡下去。5年来的每天下午，本多都到这里喝茶，和她聊天，他们也曾偷偷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就那样坐在桌子两边，始终沉默。”91岁的本多微闭着眼睛，“最后，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恭喜。”

　　每个收到征兵令的日本年轻人都会收获这句话，以示为国参战是光荣的。

　　女孩儿说完便站起身，消失了。本多独自一人坐在店里，音乐声突然从一台老式留声机里传出来，是他最喜欢的西班牙舞曲：波利乐。“旋律在茶店小小的空间里一点点膨胀，曲调越来越热烈、高昂，我感到一股热热的东西从我身体里一点点上升，我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音乐停止了。安静了一会儿，音乐再次响起来……“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心里一直在想：这是我最喜欢的女孩儿为我放的音乐……”

　　曲子连续播放了五遍。本多站起身来，默默走出了茶店。

　　战后，本多听说，这一家人在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中全部丧生。一句“恭喜”成为诀别。

　　这便是战争带给一个日本年轻人的最初印象―――与心爱的人分别，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要活着回来，把我的不满说出来。”他完成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然后开赴战场。

　　“没有人能够逃避兵役。”本多不知道今天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如果有人拒绝参军，军队会包围他的家，周围的人都不和他们说话，不卖给他们东西，他的家人、亲戚都被孤立起来，被认为是耻辱的人。”

　　曾有一位他的学长试图抗拒，在被送到新兵营的路上逃跑了。几天后，人们在河边找到了他和女友的尸体。他们双双自杀了。“除了死，无法逃脱。”

　　“他被我杀死了!”

　　1939年8月，本多从南京登陆。南京周边地区就是他们驻勤的范围。“有时，晚上我在碉堡里站岗，会听见远处村子里的狗汪汪汪地从东头一直叫到西头，那里或许有军队在活动。夜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极了，开始不顾一切地开枪。

　　“队长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但我管不住自己，我太害怕了。但事后更害怕，因为开枪会冒出火苗，暴露我们的位置。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瞄准我。”

　　真正到了战场，他们才发现，这里，要么生存，要么死亡。

　　“一次行军间休息，我和一个同伴坐着聊天，他突然就倒下了。”本多扳起他的身体，发现他已经死了：一颗子弹从喉咙里射进去，穿透了脖子。本多麻木了。

　　“我们每天都在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能回家?”

　　一名士兵的宿命，那个被他称为“罪恶”的事件，一年之后到来了―――

　　“我们抓到了10名国民党军俘虏，押着他们行军，他们双手被绑在身后，拴成一串。突然，不远处响起枪声。前方可能有军队正在交战。

　　“带着俘虏是没办法打仗的，我们以为队长会放掉这些人。没想到，他大声喊道：把他们都处理掉―――杀掉。

　　“他挑选了最年轻的士兵来做这件事。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上好了刺刀，站在那个人面前10米左右。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脸是青色的，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的心狂跳着，手一直在颤抖。不敢看他。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队长就站我们身后，不停地催促……”

　　“我此前从没有杀过人。从没有面对面地杀过一个人。我宁愿解开他的绳索，两个人公平地决斗一下。”

　　讲到这里时，本多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手，始终平放在双腿上，就像一尊雕像。

　　顿了半晌，“最后，我咬了咬牙，一闭眼睛，大叫了一声，就冲了过去。我听到他‘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就倒在了水里。他被我杀死了!”

　　谈话气氛凝固了。

　　“这就是我所犯的罪。”本多终于说话了，“我虽然是被迫的，但我的确杀了人，这是我怎样也谢不完的罪。”

　　这是本多战争中杀过的惟一一个人。他看作是一生中始终无法抹去的污点。“如果我不杀他，队长会把我杀掉。”他说。

　　“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

　　战争有间歇式的平静。占领军与老百姓也有来往。

　　1941年初。他驻扎在江苏省金坛县。金坛城边有个小公园，每逢休息日，本多便到公园的小亭子里去看书。一天，几个玩球的小孩儿将球踢到他脚下，本多帮他们捡球。他和一个小男孩儿认识了。

　　那一天，他们俩吊着脚坐在城墙上，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开始了交谈。“我同小男孩儿谈论我留在日本的亲属，以及战后我打算过的生活。他好像是初中一年级，说他的愿望就是战后到东京去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就这样，本多渐渐和这个吴姓人家接近起来。吴家偶尔还会请他去家里作客，但小男孩儿的姐姐，只要一看见他，转身便走。

　　春天来了，吴家人邀请本多一起去金坛城外的梅林里去赏花。

　　吃饭中，吴家父亲让女儿唱一首喜欢的歌，女孩儿始终不肯唱。父亲便一再要求。

　　“终于，女孩儿突然站了起来，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大声说：‘我有歌唱给以身殉国的勇士，但没有歌唱给国家的敌人。’说完，她就跑走了。

　　“我非常难堪。她的家人也不知该怎么办。我站起来，向他们道歉，作了一番解释，然后就去寻找她。

　　“她在梅林深处一棵老树下哭泣，穿着蓝色衣服的瘦小的肩膀抖动着。我走到她面前，低下头，低声说：我期待有一天，你们国家的勇士们能听到你的歌声;那一天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定也是幸福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本多离去。“水一样的悲哀浸透了我的心，我真希望放声大哭一场。我知道了她对我的厌恶，这让我非常非常不安。”

　　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就在本多跟随队列走向城门时，那个小男孩儿跑到队列里，塞给他一张字条，说了声“姐姐”，便跑开了。

　　他展开字条，上面写了两行字：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你不要死。

　　“那一天，我就下定决心，尽管我无法保证自己不死，但我至少可以尽可能地不再杀人。此后，每当射击时，我便会抬高自己的枪口。”

　　本多将那一天称为“一个小小士兵的新的出发点”。

　　“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1年8月，本多服役期满后，回到了日本。两年后，因兵力紧张，他再次被召集入伍，驻守北千岛(今属俄罗斯)，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我们队长从营房里冲出来，大喊着：投降了!投降了!喊着喊着就哭起来。但士兵都很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开始打棒球，锻炼身体，为回家做着准备。”

　　他们随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去西伯利亚做了两年苦工，1947年才重新回到故土。

　　这时本多已经33岁，不再有梦想。他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但战争始终没有远离过他。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退休10年后，他重新拾起这些记忆。

　　从1986年2月起，他自费到各地演讲，向年轻人讲述当年战争的状况，自己的罪恶，“你不要杀我的同胞”，日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无法摆脱的境地，以及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应重演。至今，讲演已进行了千余场，听众多达18万人，听众最少一次，只有一个中学女生。

　　1985年，他创办了一份双月刊手抄报，取名《顽皮报》，自编自写，复印后邮寄到全日本各地的250个“订户”手中。在5月1日出版的这期报纸上，他亲自撰写了长篇社论，批判日本主流媒体将4月中国大陆的反日潮流高涨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一手导演。反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一期，还刊登了大阪市一名高一女生的来信：

　　“听到你讲的故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战争不管是胜还是败，留下来的只有憎恨和悲哀，不言而喻，那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

　　他摩挲着这份五页纸的报纸，说：“这就是一个老人面对着一个他不满的社会，嘟嘟哝哝的自言自语。”

　　孙子有一次问他：“明明是你们做的事，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担?”

　　本多回答：“加害者很容易忘记过去，而受害者则很难。年轻人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这个事情，努力理解对方的想法。但建立这样一种健康的交流氛围，是爷爷这一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