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警察署长 引地章
引地章其人其事
引地章，男，1902年出生于日本宫城县，高小毕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期间，曾任伪满间岛省延吉县图们警察署长，官衔为警正。1945年秋，被苏军逮捕。后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期间，认罪态度较好，有悔改表现。1956年8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即日释放。1956年9月5日返回日本，回到宫城县角田市务农。他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和日中友好协会，并积极开展反战和平运动。1957年3月，为了实现日本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他征集了1200人的签名，委托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西宫弘把请愿书上交日本国会。他这篇自供状写于1982年7月，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要为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而奋斗终生。”
引地章的自供状
我是1941年3月初来到伪满三江省依兰县公署警务科当副科长（警正）的，现在已经有1年半了。
7月中旬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大地上，正是旱魔猖狂的时候，道路上尘土飞扬，田里的菜叶子已经变成枯黄色，互相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如果这样的天气再连续10天的话，地里的高梁、谷子恐怕就只能有一半的收成了。农民们的脸上都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这一天，我正在科长室里睡午觉的时候，突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讨厌……”一边拿起了听筒。这是双河警察署的高桥警尉打来的电话。
“双河警察署管内的三道岗村有四五十个农民在村长的带领下今天早晨出发到县里去了，主要为的是粮食的问题…·”高桥的声音，由于兴奋仿佛变尖了似地。“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现在才报告上来！”我很恼火地咔嚓一声挂上了听筒。“真是个误事的混蛋！”我一边嘟囔着，一边用力按铃找特务股长。不一会儿，特务股长安藤走进来。我把高桥的电话内容说了一下，然后就问道：“你那里没听说这件事吗？”安藤局促不安地回答道：“没有，什么也没听说……”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大声地怒吼了一声：“看来，我对你的教育太不彻底了！”安藤“哈依”了一声，直立在那里不敢做声。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点燃以后叼在嘴上，然后又说道：“要送往佳木斯的粮食按原计划征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想了个简易的办法是把依兰县各村的备荒粮调出来送去200吨。这件事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情绪，我不是告诉你们加以注意了吗！”安藤股长苦着脸答道：“这件事本想向您汇报的，可是被别的事情给冲了．……”
“这不就麻烦了吗！一个特务股长，应该是一个县的耳目！你好自为之吧！”我冷冷地说道。说完我又把警务股长渡边警佐和石山叫来，让他们几个马上研究怎么样对付那些到县城来请愿的农民。
过了不长时间，县公署门前就熙熙攘攘地来了许多农民，还赶来几辆马车。警卫队员驱赶着农民，不让他们靠近县公署大院。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农民们是起大早步行40多里地来到这里的。他们头上戴着高梁蔑编成的草帽，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得已经看不出是白色还是黑色了，有的人衣衫褴楼，有的人穿着破鞋，甚至有的人还光着脚。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拿，这是警备队在他们进城的时候，把他们的东西都扣下了。
不一会，村长等5名农民代表跟着曲科长走进办公室来了。李村长是个不胖不瘦、身体长得很结实的60多岁的人，眼睛里闪着不肯屈服的目光。嘴巴上留着的长胡子给人以精明能干的印象。
农民代表们交换一下眼色，让李村长说话。李村长看了副县长早川一眼，口气很强硬地说道：
“副县长也知道，去年我们村是个八分年成，大部分村民粮食都不够吃。现在，就靠剩下的一点点高粱米、小米熬粥吃，要不就用野菜包 点菜团子吃……”
早川马上若无其事地说：“到处都是这样，连日本兵现在也吃不饱饭，都很苦啊，所以……”李村长马上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说实话，为了一口饭，我们现在已经是想尽办法了，实在没招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县里开义仓放粮了。”
“村民们都说：‘是死是活，到节骨眼上了！俺们大家交的公粮，分给大家吃，谁能说个不字呢！’……”村长看了那几个农民一眼，又接着说：“一开春，榆树钱就被大家捋光吃没了，榆树都枯死了。现在就靠吃山上的野菜了。要是你们不信，你们问问县公署门前来的这40多人吧！”他说完，那几个农民都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想说什么。早川用手势制止了他们。曲科长也站起来，让他们坐下，他们只好坐下了。早川挺着个大肚子，把脑袋靠到沙发上，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
“那样就糟糕了！县里怎么能随便地开放义仓呢？如果那样做，趁火打劫的人就多了！现在，要想想前线打仗的士兵，我们哪有他们辛苦啊！现在这个时候，就得老鼠、青蛙、草蛇，凡是能吃的东西什么都吃了！”
听了这番蛮横无理的话，以李村长为首的5个人气得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眼睛瞪着早川。李村长慢慢地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递给了早川，他说：“副县长先生，这是我们写的请愿书，希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村长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芒，仿佛在告诉早川：这就是我的辞职信，是我与县里的绝缘状。早川接过请愿书正在看的时候，李村长身边坐着的高个头、细长脸、目光炯炯的50岁上下的农民开口说话了，“副县长先生，俺是三道岗村人，去年又遭旱灾又遭水灾，已经吃不上饭了。我是把去年打下粮食的八成都交了公粮，闹到现在孩子连衣服都穿不上，全家5口人靠野菜粥糊口。现在，县里救救我们，把我们交的公粮返给我们一点吧，求求你了，副县长……·”听他这么一说，另外3个农民也随声附合起来。
听了这话，我板起面孔问道：“双河镇的刘署长知道这件事吗？”李村长答道：“我们和刘署长再三商量过了，可他说现在解决不了……”这时，我就不耐烦地说道：“警务科没收到刘署长的任何报告。像你们这样大队人马到县里来请愿，不是扰乱治安吗！警察是不能放过你们的！”我瞪着眼睛这样斥责他们。
那4个农民又坐下了。早川手里拿着那份请愿书，对他们说道：“今天嘛，县长因病没上班，我们要到当地进行调查，以后再慢慢谈嘛！现在，小麦快收割了，豌豆和马铃薯也快下来了，雨也该下来了，这个时期，还是再忍耐一下嘛！”
“副县长先生，俺们现在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你想想我们的困难吧。连包米芯子都吃光了。孩子们瘦得皮包骨，眼看要饿死啦！副县长，求求你开义仓吧……”一个农民又站起来，哀切地说道，最后的话，好像哽在嗓子里，我没有听清楚。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说要调查嘛！调查之前，我什么也不能答复你们，何况我还得向省里报告呢。行啦，你们今天就回去吧！”早川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农民们紧握着拳头，咬紧了牙关，眼睛里燃起了怒火。
院子外面，40多名农民被警备队阻拦着不能靠近，只能从远处眺望着院里的情况。太阳已经有点偏西了，火辣辣地、无情地照在这些心里充满失望与憎恨的饥饿的人们头上。
那些农民离开以后，我回想起方才早川故作镇静的面孔和“老鼠、青蛙……什么都能吃”的可笑的说法，便恭维地说道：“副县长，您说得真巧妙……”这时，早川马上接着说：“啊，引地君，对农民说的话，只要表示出认真听的样子，再说上几句表示同情的话，他们就会感恩不尽啦！”
从10月末开始，县公署决定进行强制农民交公粮的第一步――欺骗宣传。我领到的任务是，到三道岗、双河和头台桥村去宣传。
12月中旬的一个大冷天，我带着宣传班来到三道岗村。夏天到县里去请愿的李村长早已辞职，现在是一个王村长主事。我们到达之前，王村长就把村民们召集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去了，双河镇警察署的刘署长也在那里等候我们。
我的胖得溜圆的身体，蹒蹒跚跚地走上了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农民，开口讲话了：
“昨天，我把大东亚战争的战利品――爪哇的砂糖，每户每人配给了半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这次的战争结束以后，还会从南方运来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南方的大米，一年能收3回。到那时，大米啦、砂糖啦、橡胶啦、水果啦，什么都能很便宜地买到。为了那一天，现在，就应当交公粮啦！日本人和满洲人是亚洲的领导者，都有很高的地位。到那一天，咱们起坐大轮船、乘大飞机到南洋去旅行……”我这时杜撰的都是一些哄骗小孩子的甜言蜜语。农民们丝毫不动声色地蹲在台下听着。
这时，我停顿一下，干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又说道：“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不交公粮，把公粮藏起来，把粮食偷偷运走，那我就不客气啦！让你们蹲监狱、坐大牢！可是，我现在不想这样做。希望你们也别自己找苦头给自己吃……”说完这些话，我傲气十足地走下讲台，坐到椅子上。这时，一个农民站起身来。在这个大冷天里，他上身穿着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下身穿的是没絮棉花的夹裤，头上戴着茶色的旧毡帽，年龄有50岁左右。
“俺是三道岗村后街的，姓王。今年种了1垧半地，管我要2600斤出荷粮。俺家原先的地可好啦……，可是呢，你们非得并大村不可，现在这片地离家老远的，想上粪也上不了，今年年头不好，夏天旱了一下，入秋雨水又不断，折腾来折腾去，也就打下6成粮食吧。交了出荷粮（即公粮――译者注），就啥也不剩了。日本兵还让我交谷草，我家没有车，花15元钱雇了一辆马车送到罗锅岭车站，还住了一宿，一车谷草才得了10元钱，我还得欠人家5元钱。还让我交粮食，可真没招儿啦！就等着饿死了！”
他说完，台下的农民们都你一言我一语地随声附合起来。这时，从人群后边又站出一个40多岁、身穿黑棉袄的农民。
“俺是三家子的，姓李。我种了半垧地，管我要1200斤出荷粮。屯长、牌长都说我交的不多，可是俺家有5个孩子啊！使出吃奶的劲儿，我也只交上了一半。今年我把马都卖了，也是雇马车交的粮，车钱还是用兴农合作社的储蓄钱交的呢。现在，一个钱也没了，交完出荷粮给的布票，硬是没钱买布。已经10年没穿一件新衣服了。眼看着要过年了，这没吃没穿的可怎么过呀……”话没说完，他就哭起来，用那双黑黝黝的手擦着满脸的泪水。农民当中不少人跟着哭起来，四五百人的情绪都激动起来，“是啊！是这么回事！”
这时，刘署长大叫了一声：“静一静！”我听翻译说完话以后，面红耳赤地站起身来，张大了三角眼怒吼起来：
“你们说些什么话！你们能活到今天，靠的不就是日满军警吗！你们不是狗，也不是野兽吧！你们得想想这些。不是说要日满一德一心嘛！要感谢日本和你们合作，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是把一日三餐变成一日两餐，给日本军交点干草，不也是你们的光荣吗？那些心怀不满说抱怨话的人，就是抗日反满分子！对那些人，要彻底镇压的！”那些连两顿饱饭也吃不上的农民们，对我说的话并不买账，还是在台下嘀嘀咕咕地说着话。
我想，再这样僵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了，就说了一句：“我们走！”说完，我就耸耸肩，挺着个大肚子，手里握着日本刀把，在农民们愤怒的目光包围下离开了那里。傍晚，我们从三道岗村来到双河警察署，在村长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村长给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和烧酒。吃完饭，我们就到警察署去巡视。所谓的巡视，就是要把农民的粮食用
暴力夺取过来，颗粒不留。
过了不久，我就带着刘署长等7人，来到从依兰到勃利火车站的双河镇大街十字路口。这里正好有两台大客车满载着乘客准备发车。我和大客车的乘警说了一声，就下令检查乘客的行李包裹。乘客们下了车，拿着大小包裹等待检查。有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婆也被赶下车来，有几个乘客抱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每辆车有40几名乘客。对他们带的行李、皮包、小木箱等等，都要打开逐个检查。第一车，我们检查出来白面5斤、小米10斤、黄米3斤、大米8斤、高粱米10斤、小豆5斤、饼子20个、朝鲜族的打糕10斤，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我们像见到食物的饿狼一样，检查完第一车又检查第二车。检查的结果是有12个人携带了上述这类的“违禁物品”。
刘署长小声地向我请示：“警正先生，您看这些小里小趣的，是不是放了就算了……”我瞪起眼睛说道：“住口！都带回警察署去！让经济保安主任一个一个地审问，审问结果向我报告！”把这些人带回警察署，审问了以后，刘署长和经济保安主任一同来找我，他们说，那些人把东西都交出来了，就让他们上车回去吧。可是，身为县警正的我，仍然不肯吐口。
我带着刘署长一起回到警察署，走进拘留室，那12个人正惶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大声问道：“怎么样啊？”他们马上请求道：“饶了我们这一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这时，我来劲了，大声申斥道：“你们以为求饶就行了吗？哼！也不想想现在时局怎么样？连孩子们都懂得，要为战争胜利吃点苦。你们这么干好吗？真是些混蛋！不够国民资格！喂，经济保安主任！把这些无法无天的人，全都给我关起来，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说完，我就腆着大肚子，像个球一样滚进了署长室。
我坐在署长室里，听到拘留室里传出来孩子的哭声，不一会儿，经济保安主任走进署长室。
“警正先生，……”
“怎么回事？”
他想说又不想说地、犹犹豫豫地说道：“那个带了3斤白面、3斤黄米的抱孩子的中国妇女说，她的孩子患百日咳，正在发高烧，她拿的东西是几年没见的娘家妈送给她的。还有那个朝鲜女人，是带点儿朝鲜打糕到佳木斯去看母亲的。她们的东西都不多，我看教育一下，就把她们放了算了吧……”
我又瞪起眼睛吼道：“混蛋！跟你们说了几次了？现在的重要政策，谁也不能违反！不许给他们说情！要用重刑伺候！如果不这么彻底地搞，出荷的粮食数字，能完成任务吗？那个孩子有病，让医生给他看一下。这样，孩子就是死了，也是她自作自受了。”
不一会儿，从县警务科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警务科说，今天早晨县里的客货两用轿车送新任的警务科吴科长到兴隆镇去了，现在正要返回，如果我要回县城，汽车可以到双河镇接我。于是，我决定把开拓股长赤泽和两名中国人留在双河镇，而我自己回县城去。汽车来了以后，我和吴锦寅警务科长坐在轿车里，而兴隆镇警察署曹署长和2名警察坐在货车上。路上休息时，我下了轿车，看到曹署长他们在商量什么事情，就凑过去，这时他们就好像有点儿慌张似的。我心里一动，出于职业的本能，我看到后车厢里有一堆稻草，稻草下面好像放着几个麻袋似的。我就问曹署长，那是怎么回事？曹署长说：“这是我和队长商量的，给吴署长、警正、警务科员们送来过年用的5袋白面、5袋糯米、2袋红小豆、3头猪。”
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嘴上还故意小声说道：“现在可不大是时候。你们可得小心点儿，让别人看到就麻烦了。”说完，我就回到轿车里去，不动声色地坐到吴科长身旁。
汽车终于回到了县城，这时天已经黑了。
1943年元旦，正当县民们一年收获的粮食几乎完全被掠夺，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的时候，依兰县公署的日本人官邸里却在杯盏交错、载歌 载舞地庆贺新年。早川家和我家门口的正厅里都放着用草？包着的四斗大酒桶。县的整备委员会把供应县民的配给物资留下2／10给县公署的官员享用，所以，就应有尽有了。江鱼在雪里埋着一堆不爱吃，只爱吃海里的鲷鱼和鲔鱼。我家的仓库里存着15头猪、2头鹿、200只野鸡，大米和水果堆成了小山。我家里给神佛上供用的都是山珍海味。经过10天的花天酒地生活之后，早川和我仿佛大梦初醒一般，又开始着急了，因为县里要征的公粮，刚刚完成70％的任务。早川说，省里给下达的任务是9．6万吨，如果完不成的话，不仅自己的面子不好看，也会影响依兰县的名誉，因为三江地区是有名的大谷仓。他认为，不管农民是死是活，这征购粮的任务不能不完成，这事不仅牵扯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大东亚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没完成的1．6万吨任务，就是拚命也要完成它。
按照我制定的计划，从1943年1月20日开始，全县一齐采取行动。当时，北满的气温已经是零下20℃～30℃了。山岭、原野、田地、河流全都冻结了，每刮起一阵风，都会卷起一阵雪的颗粒来。
这里是依兰县永发村村公所，村公所邻院就是警察分驻所，通往大平镇的县道就从这里经过。县道两侧，住着140多户居民。由我指挥的100多人的搜索队分乘3辆大卡车从县城出发，在上午8时许到达这里。
这一天，我特地穿上一身威风凛凛的军装，想威胁那些农民，身上带着手枪、双筒望远镜、地图包、水瓶，腰带上还挂着军刀、匕首等7种武器，打扮得就像个漫画人物似的。第一车的士兵都举着长长的军刀。我们雄赳赳地走进了村公所。
在村公所里，我们研究搜索计划研究了好半天，主要是警察是否参加？用两天还是三天时间？县里的工作班长对农民的情况倒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们不想单独负责此事，所以竭力要求警察也参加进来。性情急躁的我忍耐不住了，马上下令开始搜索。100名搜索队员，加上当地的警察、自卫团，共分成12个班，配置到各地去。永发村公所，进驻了2个班，我就在这里坐镇。
永发村的搜索是从村西头农户家开始的。由林警尉指挥的第一班闯进了第四家的大门。林警尉看到了这家有个35岁左右的男人，还有个60多岁的老太婆怀里抱着个2岁的孙子。那个男人个子很高、很瘦，两个颧骨突出，眼睛炯炯有神，看样子是老太婆的儿子。他对林警尉说道：“我家去年交过出荷粮以后，粮食就不够吃了，从地主家以3分半的利息借粮糊口度日，今年才勉强还清。今年只有8成的秋收，出荷粮就交了7成。现在，再也交不出粮食了……”老太婆又接着说：“眼看着要过大年了，真发愁啊！来年春耕时的口粮、种子都没有着落，那匹马瘦得皮包骨都不能干活儿了，这可怎么办哪？”
“我知道这种情况。是交，还是不交，你们说吧！如果不交的话，还欠3个月的公粮，等下次全部交齐，连种子也不给留了。”听到林警尉这样一说，儿子低下头去，心情很沉重。
“可别这么胡闹啊！连种子也拿走，那以后可怎么办哪？只有死路一条啦！你不是中国人吧？中国人哪有这么狠心的……·”老太婆说道。
“这些事，我管不了。这是命令！”
这时候，正好我来到了这家。我看到有个58岁左右的老人从院子里的小棚子走出来。“真奇怪！”我想到这里时，那个老人又走进小棚子。不一会儿，老人又走出来，就像跟谁也不认识似的走进老太婆的屋子。这时，我假装不知道似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哪？”
“啊，我就是这家的老人。”“是吗？”我轻轻点点头说。
林警尉把他家的儿子拽到谷仓旁边去。他儿子把仓库的门板摘下来说：“你们看，我家5口人，就剩这么一点儿粮食了。没交出荷粮的时候，这个仓库装了一半还多呢！”“以前的事情，别说了！喂！把这些粮食计算一下！”我向一个班员命令道，然后我又吼了一声：“林警尉！”
“哈依！”
“仓库一会儿再说！全面搜索，从那儿开始！”
于是，林警尉就指挥搜索队员动手了。他们把老太婆火炕上的草？子拽到地上，把天棚上挂着的口袋，有种籽、小豆、芸豆等等都扔下来，大豆、小豆、芸豆散落了一地。老太婆把怀中的孩子放到炕上，用手拾地上的粮食，被李警长往腰上狠狠踹了一脚。老太婆悲伤地哭起来，坐在地上，把身体倚在柜子上呻吟着。孩子吓得大哭起来。搜索队员用刺刀往四壁的土墙上噗、噗、噗地扎着，他们想发现夹壁墙。这时，我命令李警长：“喂，去看看小棚子！”李警长带着外面的一个班员一起走进小棚子。老太婆的儿子两只大手紧握着拳头，一直用那双发光的眼睛怒视着我。
这时，我拔出日本刀向他挥了一下，对他说道：“喂，你要是说了谎话，有你好瞧的！”他气愤地把脸扭向一旁了。李警长回来报告说：“警正先生，那间小棚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好，我去看看！”我走进去一看，真的什么也没有。地上铺着一领草？，上面堆着大约有3斗米糠。我想，还是有点儿怪。我把墙角立着的两卷草？挪开看一看，那边墙上也没什么毛病。于是，我把地上铺的草？揭开了，看到了地面，地面上铺着一层蒿草。我用军刀鞘往地面上咚咚一敲，声音有点变化。这时，林警尉走进来，我马上命令道：“林警尉！把这儿挖开看看！”
林警尉指挥两个班员拿铁锹往下挖，挖了有2尺深时，“有了！有了！”他们喊了起来。这时，老太婆的儿子马上往外面走，班员立刻抓住了他，用手打，用脚踢，嘴里还骂着：“这个混蛋！”我也走过去，怒骂道：“好啊！你竟敢说谎！”然后就用穿着长筒靴的脚踢他的屁股。
“警正先生！挖出来3个麻袋！”
“是吗？好！这个混蛋，竟想欺骗我！”又踢了他三四脚，可是他紧咬着牙关，一声也不吭。
“林警尉！把这小子送到头台桥去关起来！等我把他家的粮食和种籽都搜光再处理他！”于是，警察和自卫团的人把他用绳子绑上押送走了。
这时，那个老太婆跪到地上给我叩头，哀求我说：“大人，你们把粮食都拿去吧，只要能放回我儿子就行！大人，求求你啦！”我冷笑了一声：“啊，真讨厌，这个老东西！”说完，我一脚踢过去，然后用斜眼看看她，趾高气扬地离开了她家。
这一天，天空中一片阴霾，刺骨的寒风肆无忌惮地吹着。对于那位母亲说来，不仅全家用血汗换来的粮食和种籽被夺走，而且连儿子也被抓去不知吉凶如何，她的心中一定在咒骂着鬼畜不如的日本侵略军。而我呢，却正在为自己的“绩”沾沾自喜。
“林警尉，不用客气啦！就照我说的办法去干吧！今天晚上这两个村一定要搞完，这样明天就可以到大平镇和金沙河村去了。抓紧干吧！”说完，我就到分驻所去了。
刚一到分驻所，李警佐就告诉我“有电话！”我一接，原来是大平镇警察署的押川警尉打来的。他告诉我：该警察署的特搜班在驼背河草原上逮捕了两名化装为樵夫的农民，截获了十几袋粮食。我马上就说：“我就去！你们等我一下。”
我带了几个人坐卡车刚来到大平镇街口，让我惊讶的是，警察、自卫团、学校的学生、当地居民有上千人列队欢迎了我。“不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搞名堂嘛！”我这样申斥警察署的聂署长，可是心里却是喜滋滋的，一点儿也没有反感。当卡车停下以后，我这个小个子挺胸叠肚地向欢迎的人群敬礼。这里的农民和商人都是因为心里害怕而参加欢迎活动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平时并没有注意到，今天发现了，也就只好如此了。可是明天呢？明天的搜索成绩必须比今天还要好啊！
居民们的欢迎人群，好像夏天那样，延续了半公里，一直排到了 警察署。与其说他们欢迎我佩着日本刀、双筒望远镜、水壶、地图包、长筒靴的不可一世的样子，不如说是怀着憎恨的心情、用锋利的目光狠狠地瞪了我一阵。我心里明白，他们心里都在骂着：“这就是日本鬼子狗强盗啊！”
当我进入署长室落座以后，村长向我一一介绍了当地的政要人物。他说，因为今晚是开的欢迎会，所以来的人特别多。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向我致欢迎词。后来我表示，我和早川副县长都是从中央农产公司获得工作经费的，所以，明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请大家都出席。
宴会结束后，我把村长们召集起来，命令“把那个藏粮食的家伙从拘留室里带到这儿来！”于是，李警佐、押川警尉、王经济保安主任到拘留室去了。过一会儿，我把自己像蛇一样阴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那个从拘留室被带出来的农民。我吼了一声“带到那边，让他坐下！”我自己觉得身上好像自下而上地升起了一股令人打冷战的妖气似的。而那个农民，目光里既有憎恨又有些恐怖，狠狠地瞪着我。
“啊！我不是劝过你让你说真话吗？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农民斩钉截铁地答道。
“你藏的粮食，都是你的吗？”
“是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吗？那么，一共是几个人的？”
“11个人的。现在来了4个人。”
“你把事情详细地说出来！你要是说谎话，我用那些东西对付你！”说完，我把那些拷打用的各种刑具指给他看。
下面是他所说的内容：
这个农民住在金沙河村西头的第11组，名字叫白玉章。那个组的农民，都是家有不到1垧地的贫苦农民。今年，因为收成不好，如果把收获的粮食都交上去，剩下的粮食除了留种籽以外，只够吃5个月。他们听村里人传说，交不足出荷粮的人，警察会把你家中所有的粮食都搜走的。所以，他们就一起商量了一个办法，外面只留下3个月的粮食，把种籽和其余的粮食都藏起来。于是，他们就用旧衣服、旧裤子做成口袋把粮食想方设法藏好。而留做种籽的粮食，一定要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姓白的农民说完这些话，眼里流出大串的眼泪。
“你又说谎！你们一定把粮食还藏在别的地方了。都说出来！”
“老百姓，是不会说谎的。俺们是平平常常的穷人啊！”
“你想用眼泪来欺骗我们。押川！给他点厉害尝尝！”
押川让姓白的农民脱掉裤子，用竹刀打他的屁股。他是按我说的话干的。这时，聂署长走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身材瘦削、身高5尺的年青人。他迎合着我的意思说道：“金沙河的农民思想都坏了，真是对不起！”接着，他又问农民：“你说，是谁把这些事情教给你们干的？你这个混蛋！”说完，他就往农民的肚子上踢了一脚。
聂署长也是个中国人，对于中国农民的生活多么悲惨，他是完全知道的。于是，他的话充满了强盗的逻辑，真是极大的罪恶。相比之下，农民们的反抗是完全正当的，他们的斗争情绪是炽烈的。
“现在，搜索队都到齐了，村长和商务会长他们都在大平饭店恭候警正先生们。今晚，警正先生是我们的主宾哪！”聂署长满脸堆笑地看着我的脸色说道。
“好哇。搜索队的干部们，我们一起去吧”说完这话，我走进署长室，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从香烟盒里抽出一颗大前门烟，点着了放在嘴里。我想把自己兴奋的情绪稳定一下。“明天，是驼背河草原的大搜索，目的是把那些与大青山里中共依兰县委的残余力量有联系的农民搜查出来。可是，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搞不好，我就会遭到大失败。可是，无论如何也得干了。一旦上了贼船，想下船就不可能了。这牵涉到我的前途和命运。即使那些穷人会哭泣，即使那些孩子们会饥寒交迫，即使那些姑娘们穿不上衣服，我也得干下去啦！”
想到这些以后，我的目中无人的面孔歪曲了，像蛇一样的眼睛里又闪出了毒光，脸上又浮起了一丝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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