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烈士陵园内松柏滴翠。
雨花英烈中,有这样一位“黄埔同学”,他叫文绍珍:1926年,18岁的文绍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委派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1931年,文绍珍在隐秘战线上壮烈牺牲,年方廿三,正是当代大学生毕业的年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值此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之际,我们走近文绍珍烈士,回望他经历过的那段革命风云。
文绍珍烈士全身照。革命男儿,恰同学少年
1908年,文绍珍出生在湖南石门县的一户贫农家庭。在考入黄埔军校前,他已经就读过本地小学和常德师范学校。
“这批青年军人大多有文化、有信仰,渴望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晓华说,这与北洋军队截然不同,也是其战斗力的根源所在。
军校青年日夜畅谈的“主义”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最耀眼的一座灯塔。
1926年,文绍珍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军打响了推翻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北伐战争。
那时,文绍珍已经展现出一名合格的革命男儿模样。连他在内的数十名共产党员被调入国民革命军东路先遣军,担任连党代表。他工作积极,团结同志,爱护士兵,在战斗中身先士卒,透着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情。
1927年初,文绍珍随东路先遣军连克桐庐、杭州,又经湖州、宜兴,向常州、镇江挺进。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
北伐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却展开分化和清党行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被列入黑名单,连级军官以上的共产党员惨遭血腥清洗。
东路先遣军在蒋介石控制的福建、浙江一带活动,文绍珍此时任连长,处境尤为危险,一度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1927年4月,文绍珍在杭州岳飞墓前,与“尽忠报国”四字留影。照片洗出后,他写下“独自一人!凄凉!惨酷!”“革命化、纪律化、集体化、国际化”。
在写给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委员徐彬如的信中,文绍珍怅然道:“与党失掉关系,如同失掉灵魂。”
家书背后,他的“二次革命”
时局动荡,革命青年文绍珍与家人的信件里,多是柴米油盐和青春苦楚——
“李氏的婚姻,费了您老的心,替我退脱了。”
“家用急需补助,然而倒霉又傲骨生成的我,既不愿吹牛拍马,又不奴颜卑膝,所以得不着较好的位置。”
“母亲病了,而我现在一时又没有钱寄家中,以作医药费用,并且今年岁收又非常的欠缺!”
1929年,文绍珍缺钱为母亲治病,却还在接济生活困苦的革命同志。“他只要一了解我的通讯地址,就马上寄钱来,十元,五元都寄。”徐彬如后来回忆。
文绍珍烈士家书。
遍历民生疾苦,更坚定了心中信仰。也正是这一年,文绍珍开启他革命生涯的第二场“战争”。
通过徐彬如,文绍珍重新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这年夏天,他受组织委派,化名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三个月集训时间,文绍珍就在军校中发展了三名地下党员,还在军校内部寻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帮助他们和自己一样,恢复革命身份和组织生活。
1931年,或因隐秘战线的工作需要,文绍珍和家里的通信一度中断。
“许久没有写信给你老人家,真是愧罪得很!......你和母亲及弟妹们的像影子,每天总要在我的脑际打几个回转。”他在一封家书里写道:“我以后是在极力集钱寄回家用,我晓得今年年岁欠佳......南京上海方面的米价在二十四五员以上一担,这是多么吓人的物价!百姓们真不知要饿死多少!”
一首国际歌,慨然赴刑场
“我现在又回到学校里来读书了......”
家人不会想到,信中在大城市求学的儿子,实际从事着为生民立命的事业。1931年4月,一封久违的家书,竟成绝笔。
文绍珍曾在蒋介石到校训话的现场,安排人散发揭露其卖国残民罪行的传单。蒋当场草草结束训话,事件引起舆论反响,也让“幕后主使”成了反动势力的眼中钉。
时间到了1931年6月,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团特支受到破坏,文绍珍随即接受组织委派,转移至“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继续从事地下兵运工作。
为以夫妻身份掩护工作,他借道北平,计划携未婚妻宋濂同行。不料,南京特务组织已经找到宋濂在北平的住所,文绍珍等人不幸被捕。
宋濂回忆,在国民党的拷打下,文绍珍皮肉撕裂,白上衣贴在血肉模糊的后背上,但他一声不响。敌人以钱权利诱他出卖组织,反遭呵斥:“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需我说什么!”
回牢房的路上,文绍珍嘱托宋濂:“你早晚会出去的,你出去后买两瓶酒,撒到雨花台。”押解路上,宋濂对自己的妹妹说:“老文都自己承担起来了,不要害怕。”
1931年8月底的一天,宋濂听到隔壁牢房的呼喊:“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即是高昂的《国际歌》。
文绍珍拖着沉重的镣铐,一步步走向刑场,仍然高唱不止:“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后记
上世纪20年代,时势波诡云谲。到黄埔三期毕业,国共合作尚在蜜月期。第四期开学后,蒋介石阴谋发动中山舰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两党关系的转折点。
“事件造成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左派力量在革命军中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打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晓华认为,四、五期的黄埔学生在信仰上面临更严酷的考验。
文绍珍究竟属于黄埔第几期学生,是党史学界考证的一个重点。不同的版本包括:徐彬如认为的“三期生”;战友韦祖珍回忆中的“四期生”;以及后来党史学者考证得出的“五期生”等。
“这是烈士革命生涯的起点。”曾于1977年参与文绍珍烈士生平征集工作的樊昌生表示,这就是探究“黄埔几期生问题”的意义。
在交通、通讯都欠发达的年代,年轻学者靠着一封封介绍信,奔走于南京、长沙、石门的线索之间,收集有关烈士的资料、记忆和遗物。樊昌生辗转找到烈士家中:“家属没有任何钱物要求,只希望我们理清他的革命事迹。”
如今,樊昌生已从奉献半生的历史研究岗位上退休,回忆起这次学术生涯“启蒙”,嗓音有些沙哑。
新时代的研究条件今非昔比,资料已能在全国馆藏间共享。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湖南省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提供的两份史料都表明,文绍珍烈士是黄埔五期生。烈士的革命起点正逐渐拨云见日。
今天,在一代代党史研究者的努力下,雨花英烈已经考证出姓名的正越来越多。
这其中,曾经就读过黄埔军校的烈士,除了文绍珍,还有最早在雨花台牺牲的共产党人金佛庄、留学归来投身革命的顾浚、战死沙场的新四军袁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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