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与《塘沽停战协定》
来源：搜狐   2022-02-26 10:53:30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的中央军在蒋冯阎李四大军事集团开撕的“中原大战”之后中央军获胜，蒋介石再一次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随后，蒋介石令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前往北平，张学良收编整合了原冯玉祥西北军各部。之后，张学良又推举原西北军中将领宋哲元为接受整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并将部队驻扎在山西阳泉，负责防御晋北、冀北以及察哈尔等地。

　　1932年，宋哲元被蒋介石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随后，宋哲元率兵进驻省首府张家口，同时负责防守在东北虎视眈眈准备南下的日军。

　　1933年1月，日寇开始进攻我热河省，平津危急。1月3日，日寇开始攻击山海关，5日，山海关沦陷。3月初，日本攻占热河并开始从关外进攻长城各个关口。3月4日，日寇占领热河省首府承德，整个热河失陷。次日，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共计十万余人并附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先进武器分别从平津两市的东北方向从南往北延长城的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三个地方南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关东军，非嫡系中央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装备上远落后于敌寇，而且军饷弹药尚且不足。此时，长城已然成为了抵御日寇的最后一道屏障，国民政府下令第七军团傅作义部驻防独石口、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驻防古北口，而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驻防交通咽喉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长城喜峰口。

　　1933年3月8日，日寇铃木师团已经逼近位于现属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和承德市宽城县交界燕山隘口处的喜峰口，战争一触即发。很快，两千余日军向古城卢龙塞的喜峰口以北的孟子岭发起进攻。在孩儿岭，第二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也与日寇接火。9日，在日寇潮水般炮火的攻击下喜峰口陷落，第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和张自忠奔赴北平前线继续指挥其他战场作战。

　　1933年3月11日深夜，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部夜袭日寇军营，趁敌人熟睡之际第一〇九旅官兵们杀敌一千余人并破坏敌火炮共十八门，此次夜袭获得大胜。14日凌晨，军长宋哲元再次下令出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又一次冲向日寇军营所在地与敌交战，至14日午，喜峰口被第二十九军收复，时年四十八岁的宋哲元所辖第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在装备远落后于精良的敌寇且官兵技战术素养也远不及敌的情况之下，甚至连人手一杆枪都做不到的原西北军将士们，他们毫不退缩手持大刀奋勇杀敌，在宋哲元军长带领下第二十九军抵抗着鬼子的攻势，此役使第二十九军威名远扬，也使中国军民士气振奋，全国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战后，天津的《大公报》称：“第二十九军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日本国内的舆论则称此役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至侮辱!”正是以“喜峰口战役”为创作背景的《大刀进行曲》在全国各界传唱开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在喜峰口一线的第二十九军士兵装备远落后于日本，就连步枪都很难做到每人一支，只得每人背一把大刀和携带几枚手榴弹，于是如果不是夜袭或者突袭在直接对垒上中国军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到1933年3月底，在各个战场上的交锋中第二十九军伤亡数字不断上升。到4月初，宋哲元也不得不下令撤退。4月10日，日寇军队的铁蹄已突破了冷口，鬼子开始入关。

　　此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依旧奉行的是蒋介石的“欲抗日、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政治和军事的重点还是放在对共产党的排挤以及对红军的“围剿”之上，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只好奉行妥协退让原则。

　　1933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接国民政府最高统帅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长城一线的抗日战斗立即停火、军队撤退……

　　1933年4月13日，何应钦下令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全线后撤到长城防线后(关内以西和以南)的一百余公里处。5月18日，何应钦再次令宋哲元部继续向西、向南撤退。

　　此时，中国东北和热河相继被日寇占领后失败的氛围开始弥漫着整个华北，长城一线一再的退让使得中国军民既感到危机四伏又愤慨无奈。虽然第二十九军在察哈尔的长城一线做出了抵抗，这也是国军在华北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但是整体上来看国军还是以“边打边退、消极抵抗”的策略为主。

　　1931年在沈阳日本关东军策划发动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将日本的罪恶行径起诉到“国联”，寄望于通过国际势力的干预来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1932年日本在上海继续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人想通过上海的所谓“争端”来转移国际在沈阳的视野，从而逃脱问责和制裁。在1933年的“国联”已经不会再坐视不理了，他们戳穿了日本的阴谋，并将日本国从报告“国联”中除名，本来就恶名在外得日本这次被除名后声誉极度下降。因此，日本也希望此时能够稳定一下局面，尽可能挽回一些颜面并巩固东北局势而暂缓进攻华北，毕竟中日之间还没到全面开战的地步，双方都还没有做足全面开战的各项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况之下中日双方走到了谈判桌前，双方开始了谈判。谈判一直都是强势的一方占据主导，而弱势的一方就要不断做出妥协让步，孰强孰弱则是在战场上以实力说了算数。经过北平政务委员长黄郛和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秘密交涉双方决定签订停战协定。

　　1933年5月31日上午9点半，中日间的谈判在天津塘沽展开，军国主义思想横行的日方态度蛮横强硬，他们将自己拟好的协定出示，并不允许中方对协定内容进行一字的修改。面对日寇的蛮横霸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全权委托的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代表政府委曲求全地与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协定即《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内容全文如下：“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以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不再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武力团体;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这份协定在事实上变向地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也同意了日本军队在此自由的进出。双方在长城以南设置了一百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能越过长城一线。这份协定客观地承认了长城是国民政府与伪“满洲国”间所谓的“国界线”，同时为日本进一步蚕食侵占华北投石问路。

　　虽然在“喜峰口战役”之中宋哲元下辖第二十九军的浴血奋战有力地顶住了日寇的进攻，但在其他战场上的消极抵抗和国民政府的一味退让谋和的政策被国人唾骂。《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日本在我国华北地区经济上掠夺、政治上控制、军事上霸权奠定了基础，从此也使冀东人民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