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悲惨收场 签订《塘沽协定》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大门
来源：历史之家   2018-06-29 18:27:53

　　南京政府既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除了消极的军事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二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南京后，又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继续进行。他们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蓝浦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调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作交涉的准备，同时也在内政方面调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作准备。蒋介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意见，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绍竑、李煜瀛、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

　　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时就职，而是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本人秘密接洽，等待时机的到来。

　　军事上，到了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成了三面被包围的形势，日机复在上空飞翔。前方的部队正在溃退，无法收容整理。后方又肯定没有增援的部队，即使蒋介石肯调援兵，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北平只有刘多荃东北军的几个团、和蒋孝先的中央宪兵第三团。白天我到城内各地去看看城防的布置，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居仁堂，看见办公室里已经不象往日的样子，我的铺盖也已经捆好了。我问何应钦怎么一回事?他说：“前方情形你是知道的，军分会现在决定撤到长辛店以南，打算十一点钟上火车，火车已经预备好，在西便门外跑马厂小车站上车。你回来得正好，我们等你作最后的商量。在那里有黄郛、张群、李择一、王伦连我一共六个人。我问撤退有没有请示得到蒋的许可?何说：“时机太紧急，来不及请示。”我说：“北平呢?”何说：“交给徐廷瑶防守，他的司令部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

　　我说：“敌人已占领顺义以南地区，还来得及由前方调回来布防吗?”何说：“这就很难说了，只好尽力地作去。

　　黄郛自被任命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之后，就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他什么时候到北平我不知道，这次何应钦邀他来参加会议，自然有作用。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黄郛、李择一自不必说，张群的意见是同黄、李一致的，但他不说话。王伦则主张守北平，并且要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轰完，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然后他们对日本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他这些激奋的话，大家都不赞成。何应钦没有主意，仍然想撤退。我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作背城借一。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大家都以我的说法为然，但何应钦仍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为顾虑，因为事情太重大了。那时北平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去请示万万来不及。我说：“委员长要我们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吧。如果以后委员长不同意，我们愿共同受国家法律的处分就是了。”我说完这番话，张群支持我的意见。何应钦才决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商量停战。由黄郛、李择一去答复北平日本武官。王伦见这样决定，遂愤愤地上楼睡去了。后来王伦在中南海骑马，堕马触树，脑破身死。他在那时算是北平军分会参谋人员中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分子。

　　五月二十四晚上的秘密会议开到一点钟以后，才决定派军使到顺义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与西义一师团长商量暂时停战办法，其实就是战败了作城下之盟。派什么人当军使呢。

　　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差使，既要有相当的官阶，又要有相当的仪表，最主要的还要会讲日本话。于是选派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燕谋)去充这个脚色。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精通日语、相貌魁伟的少将，是很适合上述要求的。他当初不肯去，恐怕到那里受凌辱及以后还要受全国人民的责难。经我们多方的劝勉才答应了。他同北平日本使馆武官于二十?日上午五点钟乘汽车由东直门出城，抵达顺义某一个村子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同师团长西义一商量停战办法。路程不过五十多里，个把钟头就到了。我们就好象热锅里的蚂蚁一样，静待他的回音。我们的行李已经捆好，不再打开，我只好到北京饭店去睡觉休息。早晨我又回到居仁堂，当我跨出饭店大门的时候，听到后面一个人很惊讶地说：“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呀!”由他的口气里可以想到当时北平某些人已知道我们已经准备火车要走了。他那句话到底是希望我们留在北平，还是希望我们早些离开北平呢?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大约十二点钟的时候，徐祖诒回来了，他作了经过的报告。他说：在顺义某个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里作了接待军使仪式，并签订请求停战的“觉书”后，西义一师团长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办法，内容概要是：(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等地，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表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

　　(二)于五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指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这个结果的下一步文章就更多了，首先是派谁当正式谈判代表，他的地位要比徐祖诒高一些，又要懂得日本话。

　　我们再三商量，决定派参谋部厅长熊斌充当，另加上一个军分会总参谋的名义。熊斌也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过去同日本人有过一些往来。熊斌当时也不充当愿意首席代表，经我们勉励他作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何应钦并许了交换条件才答应的。其次是要派人到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因电报是不能弄得很详细。于是推我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专车回南京转庐山(当时报载黄绍竑二十八日回南京是错误的)。

　　我在二十五日午后六点多钟到了天津，在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处匆匆吃了一顿晚饭，我把前方情形及临时停战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同意的。随即专车南下，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济南车站见面，半夜里车到了济南，韩复榘已经候在那里;我们在车上谈了二十多分钟，无非是把情形告诉他，他更是赞成停战。济南以后一直都没有停过车，那条路上就是我那个专车行走，其他的车都停了。第二日?点多钟到达浦口，走了二十二个钟头，据说是那时候津浦路最快的火车了。本想即乘飞机到南昌，但时候已经晚了。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乘军用飞机到南昌，在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家里吃了一顿午饭，随即乘火车于下午三点多钟到了牯岭。事先蒋介石已经把汪精卫、孙科等南京要人召集到庐山来，在庐山饭店那里等候我的到来。我把以前长城各方面的战况和前天晚上(即五月二十四晚上)军分会所作的决定作了详细的报告。最后我并代表何应钦面请越权专擅的处分。早在我的意料之内，因为我们是本着中央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处理的。他们完全同意，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以后的问题我另有电报给敬之(何应钦号)。季宽先生你很累了，你去休息休息吧。”至此我的千斤重担算是放下来了。索性住在庐山休息一个时候。塘沽协定于三十日在塘沽签字，怎样情形我就不知道。长城抗战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