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1932年3月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3月热河沦陷,当时热河省建制有承德、平泉、滦平、凌源、朝阳、阜新、开鲁等二十个县和十八个旗。沦陷之后,日寇的大肆掠夺、集家并村、无住地带、“三光政策”等造成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遍丘野的惨象。热河人民经历了长达十二年半残酷至极的殖民统治。
一、日军在热河的暴行
(1)对承德文物古迹的劫掠破坏。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以后,首先就占领了避暑山庄,将整个避暑山庄作为兵营。日军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西南防卫区司令部、日本宪兵队、八八一部队、陆军医院等都曾设在这里。日军在避暑山庄内砍古树、拆毁古建筑,在山庄内建造日式平房和楼房等,使避暑山庄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受到严重破坏。日军不仅毁坏了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园林、建筑,并以各种借口对山庄、外八庙内的珍贵文物等进行劫掠,打包装箱运回日本,有据可查的就有:外八庙的各式镀金、银佛像143尊;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殿内装饰品120件;由乾隆亲自主持挑选60名喇嘛花费18年时间完成的满文《大藏经》一部;用金字书写,珍珠装饰而成,载有汉、满、蒙、藏4种文字的《丹珠经》、《甘珠经》两部;《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等。
根据日本军国主义的习俗,在其对外侵略扩张时,每逢占领一地,都要放火烧房屋,以火光表示庆贺胜利占领。1933年3月4日,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从避暑山庄德汇门进入以后,为庆祝占领热河的胜利,首先放火烧毁了“卷阿胜境殿”。1938年,日军将罗汉堂改为军火库,殿内500尊罗汉也被“屈尊”移至普佑寺,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重打击,连年不利的战争,使日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日伪当局到处掠夺铜器、铜件,以供制造枪、炮之需,因此,所有部件都用铜铸成的宗镜阁,即被视为猎取对象。10月,日军派八八一部队工兵丧心病狂的拆毁了宗镜阁铜殿。据档案记载,被拆毁的宗镜阁共装26大箱、30抬(捆),约500余件,被拆毁的铜殿由避暑山庄运至承德火车站,然后装上火车,经锦承线运走。
(2)千里“无人区”
1941年始,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省制造了沿线1000多公里的独特防线―“无人区”,将大约2.5万公里土地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将大约140万农民,武装囚禁在无数个“集团部落”中。1942年至1943年春,热河全境开始了分为“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两个组成部分的“无人区”化。至热河省第一次解放(1945年),4年间,使10余万平民百姓死于屠杀、瘟疫、寒冷和饥饿。
伪热河省当局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无住禁作地带”开始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光:日本关东军曾下达过严令,在“无住禁作地带”,只要发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就要杀光。1943年初,兴隆县9个自然村仅1个月就被杀死722人、青龙县一个170户人家的村庄,被日伪杀害了86人。烧光:为了以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断绝“无住禁作地带”居民生存的活路,日军关东军和讨伐队对一切建筑物、庄稼、生活用具等,凡抢不走的均予以烧光毁净。1943年2月,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将宽城县7个自然村3天之内全部迁进“部落”,3天后,日伪军将四五百间房屋付之一炬。据统计,冀热边区的抗日战争期间被烧毁330余万房屋,“无住禁作地带”占205万间,被焚毁的森林和农作物,面积及数量都是巨大的。抢光:在“无住禁作地带”,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必需品是第一抢劫对象,凡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的村庄,满目废墟,遍地残骸。
日本关东军推行“无住禁作地带”,仅是从战术角度出发,以控制复杂地形,割断抗日游击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接触,而实行“集团部落”,则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为了直接使用武装力量去“讨伐民众”、“争夺民众”,这才是“无人区”的核心内容。
1942年10月29日,热河日本宪兵队队长在《热警情发第324号》中,对“集团部落”做了解释:“鉴于冀察热国境地区当前的形势,其治本是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是匪民隔离……所谓集家,是为了把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的住民,集结到我方据点及附近地区,使之完全与敌人的活动隔绝,由我方掌握,从而封锁扼杀敌人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这是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钢绳,此实致命之打击。”
据凌源县资料记载:每个“部落”长宽均在35米左右,围墙高3米,厚1米,四角为碉堡,最多开3个大门,最外是大约1.5米深的壕沟,这个标准,基本反映了热河全境“集团部落”的模式。按此计算,热河省约100多万人被驱赶进2100个“部落”之中,平均每个“部落”为476人,人均仅占2.6平方米,在集家并屯严重的县,很多“部落”的居住人口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中实行频繁“大检举”,实际上,“大检举”就是大屠杀。兴隆县日伪当局曾在该县进行四次大规模的检举,检举人数上万,其中第二次“检举”中大磨峪“部落”被杀害男青年72人,导致42户人家30户没有男人,8户被杀绝。
(3)承德宪兵队之暴行
“西南治安肃正”在1942年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原通化大讨伐的8个警察大队改编为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设置。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热河地区疯狂的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在承德街水泉沟、蓝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村造成了“寡妇庄”等等。
二、热河人民团结抗战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1932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北平建立了热河特别支部,以抗日民众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实现军事上击破中央军,政治上控制平津的阴谋,继续向长城各口进攻。当日军向长城各口进犯时,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激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长城抗战唯一的一次胜利。
热河失陷后,热辽义勇军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撤退入关,小部分留了下来,继续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撤入关内的义勇军,有的被国民党收编、遣散,有的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有的秘密潜回热河地区,再次举起抗日的大旗。日军侵占热河后,日伪统治机构日趋完善,利用汉奸、警察和特务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也越来越残酷。日军为了防止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抗,1933至1934年间,收缴事变时期散落于民间的武器,大肆逮捕“反满抗日”的“国事犯”和“思想犯”。
在热辽义勇军的敌后抗战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1933年12月,孙永勤在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拉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命名为“民众军”,包括黄花川附近一带的农民200多人,并发动了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1934年5月,民众军在五指山整编,人数增至5000余人,并将“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在战略思想上和战士士气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以总队为作战单位,分散活动在兴隆、承德、青龙、平泉、迁安和遵化等长城一带,予日伪军以重创。与日伪军作战200余次,攻克敌人据点100余处,毙、伤、俘日伪军数千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称孙永勤为抗日民族英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将热河变成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哨基地,将热河沿长城一线划为“西南国境”,1937年8月,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及朱德之间往返的3封电报中,提出派一部分队伍远出热河,发动冀热察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1938年2月的电报指示,抽调第一军分区部分军政干部和第三团,组成八路军第十一支队、第十二支队,发动了以冀东为主体的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从而,20万人民揭竿而起,瓦解了20几个县的敌伪基层政权。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起义,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武装抗日起义,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8年冬,冀热区基本由“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转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集中主要力量进行敌后的军事“扫荡”与反“扫荡”,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而冀热边的游击根据地也因这样的残酷斗争日益发展巩固起来。1942年,热河抗日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承德、平泉、宁城、凌源、青龙、绥中连接起来,与冀东连成一片。进入1944年后,冀热边界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斗争依然激烈,在热河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的激烈斗争,形成了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已七十多年,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中华民族已由衰败走向了振兴,中华民族将更加强大、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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