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随后,上海闸北、江湾、庙行、吴淞等地相继沦为战区,民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亟须救济。同时,前线将士奋勇作战,伤亡惨重,也需得到救护。在官方力有不逮的情况下,各界民众及爱国人士积极参与到战时伤兵救护、难民救济的活动之中。
踊跃争先:各界民众救护伤兵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伊始,中国红十字会便着手应急救护工作。至1932年2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已建成后方医院11所、组建救护队8支。在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曾组建救护队30余支,队员达2000人,统筹各方力量建成后方医院43所,使伤兵得到妥善治疗。
1932年2月,振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为会同上海慈善团体办理战区难民救济并拨款补助事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呈(部分)。
战事发生后,爱国人士何香凝、陈朱光珍(陈铭枢夫人,《申报》记载为陈朱光珍)等人立即组织妇女救护队。1月30日下午,她们同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商定与该旅军士合作,开赴前线,参与救护工作。为了加强救护力量,何香凝和中国红十字会接洽,促使国难战士救护队编为红十字会第七救护队,专门负责伤兵救护之事。
妇女界慰劳护国将士会积极组织上海妇女救护队临时训练班,该班简章如下:“(一)本人道主义,尽国民天职,以救护抗敌将士、被难同胞为宗旨;(二)凡中华民国妇女年16岁以上,志愿服务救护工作者,皆可随时加入训练;(三)凡志愿加入者可于每日上午9时至11时,午后2时至5时,至蒲泊路389号本会报名;(四)凡具有医学知识或曾经服务救护队者欢迎加入,分别服务;(五)凡家庭妇女热心服务而不克分身者,亦可来本会报告,当随时分配后方工作。”上海妇女救护队临时训练班开班后,报名者极为踊跃。
除此之外,国难战士慰劳救护会与红十字会合作,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伤兵医院。不久,何香凝和陈朱光珍等人在法租界的金神父路筹建国难战士救护会临时伤兵医院,有房屋6间,可容纳伤员二三百人。
自沪变之日起,各校医学院的学生纷纷组织救护队开赴前线。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战事爆发当天,即赶赴前线,对伤兵施行救护。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也迅速成立救护队,并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此外,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中法药科学院等校的学生还成立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暂借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办公。该会成员有180余人,分10队,从2月3日起赴战地从事救护工作。
1月30日,上海总工会除通令全市工友罢工外,还组织民众救护队。邮务工会负责运输、交通等事务;九区皂药业工会负责救护事宜。爱国人士及民众积极参与伤兵救护工作,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还鼓舞了官兵士气。
卓有成效:临时救济会安置难民
战争爆发,前线伤兵亟须救护,难民亦需关照。战区地界,交通断绝,炮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凄惨万分。各慈善团体、人士目睹惨状后,遂产生救济之意。
1932年1月30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借仁济堂之地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以下简称“临时救济会”),推选振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等人为执行委员,许世英、王一亭、屈文六、黄涵之等为常驻常委。2月1日,临时救济会召开会议,完善部门,分别设总务组、执行组、财务组、交涉组。随后,该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商定:红十字会专救伤兵,用红十字“救”字号旗帜袖章;临时救济会则专救难民,用红十字“济”字号旗帜袖章。此外,各省旅沪同乡会为救济同乡难民,自发组织旅沪各同乡会联合办事处附属于临时救济会,主要负责办理登记、护送事宜。
临时救济会的救济工作主要分为救护、收容、卫生医疗、护送。临时救济会有两支救护队:一队负责在日军防区实施救援;一队负责在中国军队防区进行输送。其中,在日军防区开展救援工作尤其艰难。该会派总干事李组绅、救护股股长汪楚生多方奔走,与英国工部局及日本当局迭次协商,最终获得日方签发的战地通行证。虽然救护队员可以进入日军防区实施救援,但是日本领事馆派人会同日本商团在一旁监视,并严格规定救援时间及区域。在救护难民的过程中,救护队员不仅会遭到日军的横加扣留,还要承受炮火带来的威胁。“当救护车前往营救时,天空作战之日机,盘旋于该车前后左右,该车一面扬红十字旗帜以资识别,一面开足速率驶行,前后被掷炸弹多枚”,但救护队员仍不辞劳苦,工作如故。
1932年3月19日,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给国联调查团参阅的工作报告(部分)。
难民救出后,临时救济会积极开展难民收容工作。该会与各会馆、公所、庙宇、学校等协商,希望他们能腾借房屋,以供难民寄宿。至2月下旬,临时救济会设立寄宿所20余处。随着难民的增多,最终建立寄宿所31处。
难民住进寄宿所后,会有医师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有病收治,无病则接种疫苗,以此来达到良好的防疫目的。寄宿所初建时,临时救济会便成立了巡回诊疗所,聘请数名特约医师在各寄宿所进行巡诊,所内还聘有护士二三人。当寄宿所数量增加后,所内设常驻医师1人,与特约医师相辅而行。由于寄宿所内的医疗设备简陋,不敷应用,临时救济会又特设4所医院,“各附设药局自行调剂药品,并有常驻医生及特约医生”,以治疗重症。
护送难民也是临时救济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二八淞沪抗战初期,该会便函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及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协助部分难民离沪。随后,临时救济会又与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招商局内河分局及太古、怡和两公司等机构协商,希望他们可以出火车、渡轮专门负责护送事宜。随着战事的扩大,难民激增,该会又与招商局协商,决定雇一艘轮船护送难民回籍或“避难沿江各地之用”。临时救济会对这次护送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首先,由工作人员赴各寄宿所调查登记愿往长江各省的难民人数。其次,于2月28日至3月2日,分批组织难民前往金利源码头登船,并发电报请沿江各慈善团体提前准备,“于船到时引导上岸,暂供膳宿,转口者酌给旅费”。3月3日,悬挂着红十字旗帜及“临时救济会遣送长江难民回籍专轮”字样布条的轮船驶出码头,救济会派专人随船照料,各同乡会亦派代表随行。最终,经多方协作,顺利完成了此次护送任务。
除临时救济会,还有其他团体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中,如上海市民联合会、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和蓝十字会等。他们共同努力,使数以万计的难民得以安身,并维护了战时秩序。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月21日 总第3784期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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