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戴戟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来源：中国档案报 刘楠楠    2024-08-28 16:04:50

　　戴戟，字孝梱，原名光祖，1895年生于苏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了淞江学生军，并改名为戴戟，立志要当一名执戟卫国的军人。1914年，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三期，1916年毕业后，他先是在安徽军阀倪嗣冲部任见习军官，后赴滇参加了蔡锷在云南组织的护国军。北伐战争打响后，戴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一职。他与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二人关系亲密，淞沪抗战期间，三人带领部队誓死抗日、守土御侮，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风雨欲来 一触即发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统一战线破裂。戴戟心中十分苦闷，遂以养伤为由辞去军职。后在陈铭枢、蒋光鼐一再邀请下，戴戟出任陈、蒋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参谋长一职。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受到国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戴戟率领十九路军3万余官兵在赣州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宣布从此不再反共，枪口一致对外。1931年12月15日，陈铭枢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十九路军作为粤系的重要军事力量被调往上海。在陈铭枢的力荐下，戴戟接替熊式辉任淞沪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便在上海蠢蠢欲动。从1932年1月开始，日本相继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上海,不断制造事端，并提出无理要求。面对愈发严峻的形势，戴戟判断日本人迟早要在上海发动战争。他下定决心，不能让九一八事变在上海重演。戴戟开始组织司令部情报人员密切侦察日本在沪社团及驻军动向。此外，他还带领部队积极展开训练，构筑防御工事，并同进驻虹口一带的第十九路军密切合作。戴戟常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同分析时局变化，部署上海防务，严防日军可能采取的各种卑鄙手段。

　　针对日方的异动，戴戟多次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外交部等发出急电，报告日军在上海的动向及形势变化。1932年1月3日，戴戟发电称：“驻沪日海军司令盐泽宛支已在江湾路靶子场检阅陆战队，已通饬各军警注意。”11日发电：“昨电所陈日舰平户号载来之陆战队三百名，本日仍未见登陆……据调查，该舰员兵共有四百余名。”22日，面对日方的挑衅及可能会采取的暴动，戴戟发电称：“据报日侨决于漾未居留民大会复大举暴动，并以陆战队为后继，冲入华界袭击我政府机关。又号日死事之日僧一名定明日举葬，葬地在闸北宝兴路东首。兹已通饬各军警注意防范。”24日，时局愈发紧张，戴戟一日连发两封急电，第一封称：“日飞机母舰能登吕号敬已进口，现在上海日舰有敷设舰一、巡洋舰二、驱逐舰五、炮舰一、飞机母舰一，共十艘。”第二封称：“敬未又进口新炮舰坚田号一艘，泊浦东新三井码头，现驻沪日舰共十一艘。昨日抵沪之日舰大井号，漾申下午陆战队约四五百名，山炮十二尊，炮弹五百余箱，平机关枪二十余枝，子弹二百余箱，机关枪十七挺，子弹五百余箱，步弹一百余箱，均运入江湾路陆战队司令部。”并表示“我军警在戒备中”。25日，戴戟在电文中写道，“本日下午有日驱逐舰二艘自杨树浦南移，一泊毗邻华界之新开河浦面，一泊华界大通码头外浦面，可见日方大有企图”，“事态愈趋严重”。27日，面对风雨欲来之势，戴戟在电文写道，“出口日巡洋舰平户号一艘，驶入长江”，“各地日侨似有集中模样”，“人心颇恐慌，闸北居民迁移租界者甚多”。早已无法忍受日军狂妄行为的戴戟义愤填膺，战争一触即发，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临。

1932年1月29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决心抗击侵占上海之日军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守土御侮 决一死战

　　面对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和双方实力的悬殊对比，戴戟预先立下遗嘱，将妻女托付给友人照看，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也作了后事安排。十九路军士兵彼此握手告别，皆言下世再见。在举国畏敌如虎、政府妥协退让的背景下，此番举动令人动容。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再次提出,要求第十九路军由上海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23日，十九路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商讨应变措施。面对日军的蛮横无理，将领们纷纷表达出自己誓死抗日的决心。戴戟慨然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28日深夜，数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的指挥下,对上海闸北地区突然发动袭击。驻闸北天通庵的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翁照垣部随即抵抗。蒋光鼐闻讯后，立即与蔡廷锴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找戴戟研究作战方案。当夜，三人履冰踏雪，前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上海周边十九路军各部迅速向市区集结，支援闸北守军。同时通电全国，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表明要与日军抗争到底、誓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

　　盐泽幸一曾狂言：“只需要四个小时，日本海军就能占领整个上海!”然而，他低估了中国军队的力量，也忽略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尽管日军在人数、装备上皆占优势，但十九路军和前来驰援的张治中带领的第五军在上海各界人民的支持下，仍然浴血奋战，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重创。为肃清潜入市区进行破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戴戟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四出侦察，及时抓获、惩处了一批汉奸，稳定了社会秩序。吴淞要塞守军司令邓振铨在日军进攻时临阵脱逃，情况十分危急。戴戟闻讯后立即赶往吴淞前沿，冒着枪林弹雨组织反击，把日军打得四处溃逃。

　　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精神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手。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的肖像被广为印刷，大家称誉他们为“民族英雄”。30余天的淞沪保卫战，他们气吞倭寇，血溅沪野，使得日军死伤官兵万余，被迫三易主帅，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有心杀敌 无力回天

　　日方挑起此次事变，是企图趁此机会，消灭“中国最精锐之军队”，“使中国政府完全屈服”。十九路军一直奋力抵抗，与日军多次发生激战，甚至血博。他们越战越勇,转守为攻,终于把日军全部赶出闸北地区。但双方力量的悬殊与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使得战场形势日益恶化。十九路军苦战月余,终因弹尽粮绝,腹背受敌,不得不从交火地区撤出。1932年3月1日晚，总指挥部下令于当晚11时全线撤退，但仍有部分军队仍“固守炮台与敌抵抗”。3日，因“众寡悬殊，颇形不利”，中国军队被迫撤守到嘉定、太仓等地。

　　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经多轮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在谈判过程中，戴戟与外交次长郭泰祺、黄强据理力争，但迫于实力对比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仍以中方让步而告终。根据协定内容，日方撤回到战前状态，中国承认日本人在公共租界虹口一带屯驻军队，而中国军队却只能驻留于原地一线之西、不得回驻上海市内。

　　停战协定一经传出，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组织纷纷表示抗议。戴戟此时才体会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苦涩与无奈，他不愿代表中方签下如此屈辱的城下之盟。当蒋介石指令他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戴戟怒从中来，对转告此话的陈铭枢说：“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都是能手，何必要我!”

　　淞沪抗战后，为纪念牺牲的将士忠魂，戴戟将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礼堂改建为“一·二八”纪念堂，并立碑永志。碑文有曰：“戟受命危难，警备淞沪，橐鞬鞭弭，惟期效死……夫九一八之不忘，然后一·二八之战可纪;一·二八之不忘，然后九一八之痛弥深。敢志沉哀，勉尽一息。”寥寥数语，尽显戴戟的爱国之心、悲愤之情。民族危难之际，他和将士们奋勇当先，展示出中国军队的骨气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的壮烈战歌，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