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中的“暗战”
来源：中国档案报 汪海涛    2024-08-28 17:00:01

　　1932年1月28日，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向淞沪铁路西侧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奋起反抗，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从表面上看，事变因偶发事件骤然而起，但通过档案爬梳日军在战前及战时所为，特别是从他们“精心”组织的情报工作来看，这完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

　　01、遍插耳目 大肆收集情报

　　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本和侨民的在华利益，屡屡派遣军舰来华“警备”，同时组织人员上岸打探消息、勘察兵要地志。1927年，北伐革命军进攻上海，日本为阻止革命军的行动，命令陆战队进驻上海市区，并长久滞留，后归其第一外遣舰队管辖。舰队司令部直接指挥陆战队情报部在上海地区进行特工活动，并与上海的日资工厂、商社、官宪、侨民等互通信息，进行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

　　1929年，日军参谋本部以其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的宿舍为据点，建立了专门用于谍报工作的“无线受信所”，由陆军通信学校提供短波通信器材，并负责安装和修理，驻上海武官统一领导。其主要目的就是截取中国无线电报，内部秘称为“C工作”。根据陆军通信学校的月报记录，该所在1930年3月、9月和11月分别截收中国官方密码905份、867份和807份;明码电报634份、652份和687份，数量极为庞大。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日军通过情报人员得知，十九路军约有2万人正向上海方面集中，并具体了解到他们在闸北地区天通庵路、东宝兴路、窦乐安路、吟桂路、东横滨路以沙包、铁丝网构筑工事、挖掘战壕，以及吴淞、真茹、江湾地区也在构筑防御阵地。1932年1月28日晚，公共租界的日籍警察向日本领事馆传递情报，称北站到了10列载满中国军队的列车及一列装甲列车;江湾路、同济路口在构筑工事;广东会馆有驻军200人、商务印书馆有200人，北站和宝山路一带有400人，这些情报为日军的行动提供了依据。1月29日晨，日军飞机对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进行轰炸，并引发火灾，数十万册典籍藏书付之一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

　　日本海军出兵登陆上海后，其军令部第四课派石城英夫等人不断加强对华开展谍报工作。2月之后，日军截获大量国民政府关于时局的政策及中国军队动向的电报，并通过其他手段获取了我国空军调度和夜袭计划等重要情报。日本在战斗初期充分把握了信息优势，使我国抗日武装陷入严重不利境地。

1932年1月18日，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部关于日僧事件致国民政府行政院呈(部分)。

　　02、谋划事端 挑起中日冲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群情激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国家对中国表示同情。国际联盟理事会三次要求日本撤军，日本在国际事务中陷于孤立状态，遂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掩人耳目。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上海挑起事端，以转移各方对东北的注意力。1932年1月10日，板垣在日本东京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板垣表示“满洲事变”已按预计发展，但日本政府仍有人因“列强”反对持怀疑态度，他要求田中利用当前中日间的紧张局势，在上海策划一起事变，将“列强”的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出身于日军参谋本部支那班，1927年开始在中国活动，长期混迹于情报行业，交游广泛，鹰犬众多。他在接到板垣的指令和2万元行动资金后，立即开始准备。田中联系到上海青帮头目常玉清，准备联合策划事端。根据日本战后公布的资料表明，陆战队早已选好了本次挑衅的目标——三友实业社，并称之为“排日根据地”，原因有二：一是该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品质精良，妨碍了日本企业东华纱厂的产品销路;二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出于爱国热忱，自行组织义勇军进行操练，被认定为排日。

　　在田中隆吉等人的煽动下，1月18日凌晨，数名日莲宗和尚闯入华界，一路念经敲鼓，来到三友实业社附近，并与社内工人发生冲突。据当时《国民日报》记载，数名孩子大叫着“日本和尚”，引发众人围观，和尚投石驱散小孩，砸到工人身上，双方顿起争执，但后续发展语焉不详。查事后《田中隆吉著作集》相关文章，及常玉清给溥仪“称帝”所献《贺表》中透露出的一些关键信息，当时应是田中的手下重藤千春唆使日本浪人上前哄闹，常玉清带领的青帮流氓则伪装成工人大打出手，致使日僧受伤。由于在上海的日莲宗和尚只有3人，重藤又派了2名“在乡军人”(即复员军人)化装充数，才有了后来“5名日本和尚被打”的说法，《一·二八淞沪抗战档案》中的相关记录亦可印证以上情形。

　　据上海市政府致行政院电转市公安局所述，三友毛巾厂在当日下午4时35分主动报告，在毛巾厂后马玉山路以西的空地上有2名日本人受伤，此地往北数十步又有1人受伤。警察将此3人送医过程中，又听闻东华纱厂有2名日本人受伤，而当警长郑国宝前往查看时，这2名伤者已离开现场，自行跑到杨树浦巡捕房。巡捕房将此2人送医后，他们旋即出院，又去了日本领事馆，形迹十分可疑，也和上文所述2名假和尚的情况相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警方报告称：“出事地点极属偏僻，因警力单薄不敷分配，该处除每于夜间巡逻外，日间向无岗位，亦无巡逻。”既是如此偏僻之地，事发后东华纱厂厂长檀宗三郎、海军陆战队少尉本田增吉、日领事馆小田切亲一等人第一时间来到警察所兴师问罪，就显得不循常理，足以表明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挑衅事件。

　　在这场“精心导演”的闹剧之后，日方为报复“殴打日僧”，又于20日凌晨纵火焚烧三友工厂，共烧毁房屋6间，并戳伤租界巡捕数人。日军陆战队闻风出动，而护厂警察为避免引起更大冲突，除留下少量便衣外，“余皆撤退”。田中隆吉等人怕的就是事态平息，遂于当日下午在沈家湾日本小学召集在沪日本居留民，煽动他们以集体名义向日本内阁写信，请求陆、海军出动“保护侨民”。在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全盘答应日军要求的情况下，1月28日，重藤千春又带人冲进日本陆战队总部，怂恿司令官盐泽提出“闸北保侨”。十九路军本已决定交防，忍辱退出上海，不料当夜遭到日军进攻，于是奋起反抗，战争正式打响。

　　03、组织特工 协助日军进犯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日军特务机关大量利用钱财收买中日流氓，持续进行特工活动。蔡廷锴在193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敌方通牒明知我军不能忍受，敌机由七时启开始，向我上海附近所有镇市村庄大肆轰炸，可恶汉奸胡立夫受敌方利用，竟以小数金钱收买江北流氓地痞，偷入我军防线及驻地窥察，致使敌机凡我驻兵之处，均行轰炸。”此处提到的胡立夫，与常玉清等人来往密切，他们成立了所谓的“上海北市人民地方维持会”，在日军的指使下，各处收集情报、制造事端。淞沪战事结束后，这帮汉奸作鸟兽散，胡立夫等人被捕后处刑，常玉清则在日本人的护送下逃往大连。

　　1月22日，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致行政院电称，日本派陆军少将井上大雄及其助手相内次郎来华，勾结收买中日流氓，密谋纵火日本领事馆、戕杀外国人等。他们甚至企图夺取狮子山炮台，借以炮轰停泊在长江的欧美军舰，然后将这些恶行嫁罪于中国。同日，上海市政府也向行政院发出内容一致的电报，称有日本浪人勾结中国失意军人和地方匪徒，准备在上海、南京举行暴动，然后日军就借口“护侨”，实行占据计划。1月28日8时，果然有人向上海的日本领事署投掷了一枚炸弹，损失极其轻微，现场还遗落中式小帽一顶，嫁祸中国的手法显得格外刻意。

　　日军极为擅长收买汉奸来破坏后方秩序，引发恐慌，以配合日军在战场上的行动。1月27日，戴戟给行政院去电称，根据十九路军在日人俱乐部探报的消息，日军计划调兵舰50艘封锁上海诸港口，日海军陆战队和浪人将分三路进攻上海：一路占高昌庙兵工厂，一路往吴淞，一路占闸北;并召集当地流氓与之呼应。2月12日，蒋光鼐致电何应钦，报称日本便衣队现收买江北人200余名做侦探，滋扰后方。蒋介石于3月16日致电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人称：“日军拟收买中国流氓暴动破坏，俾藉为口实占领中国国土以恢复安宁秩序，而得他国之谅解。其暴动资金二百美元鱼日(当月6日)已汇到。”电中，蒋介石要求各部门加强防范。

1932年2月12日，何应钦、蒋光鼐关于日军收买汉奸事的电文。

　　查淞沪抗战档案中关于制止敌间谍及反宣传情报之文电，国民政府对于日军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缺乏反制措施，多止于“严密观察、注意防范”。而防范的具体方法，不外乎通过市政公安部门和国民党组织进行户口清查、厉行联保的办法，以期肃清汉奸，此举耗时费力又难收实效。但当时国民政府的情报系统尚未健全，且过往工作主要针对共产党和地方军阀，根本无力抗衡长期备战、架构齐全的日军特务机关和情报系统。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的“暗战”中败下阵来，也是他们轻视日军、忽视侧背的必然结果，是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失败的有力佐证。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